當我們不再一定要用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識形態來思考歷史的時候，會有很多供我們重新討論的角度幫助人們開拓思路。

這絕對不是說構建革命的意識形態的歷史是錯的，這個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經是高度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於，國家在資本為零的條件下，想要動員勞動力，成規模的、而不是個體的，投入於大型基本建設來替代資本的時候。經典理論講的是K和L的關系，K 是資本，L 是勞動。那我們那個年代所做的無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資本稀缺為零的條件下，用勞動力的成規模投入來替代資本，就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進入了工業化，這就是中國發展的所謂秘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動員勞動力，不可能告訴大眾說我是資本你是勞動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　你給我幹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識形態，有效地動員了普通大眾，成規模地近乎無償地投入勞動，替代稀缺資本。

請注意，這裏可以提出的一個比較：歷史上，能夠以成規模的勞動來替代包括資本在內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國家層次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只有兩種時期：一是西方歷史上兩次發生過的大規模奴隸制時代，二就是中國人以集體化組織作為制度基礎的革命時代。二者性質不同，在於西方奴隸制時代人們投入勞動是被強迫的，而中國的革命時代勞動者的奉獻基本上是自覺的。因為二者性質不同，中國才有像雷鋒、王進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這就是革命時代的意識形態的作用。事實上，在這個體系影響之下，形成了以不計代價的勞動投入來完成國家建設的廣大勞動者。他們確實不是奴隸，而是英雄。

誠然，在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這個革命意識形態體系用於勞動群眾動員非常有效，我們當工農兵的時候，也是被革命意識形態所徹底動員的，促使我們把全部勞動剩余貢獻給了國家。後人對此應該給予足夠尊重，不僅因為它曾經有效地動員了兩代人，而且這是中國能夠短期並且低成本地形成了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的內在原因之一。
因此，繼續把那個年代作為中國人的英雄時代，總比依據西方說法回歸為奴隸時代要好得多!中國人至少還得承認那時候人們的勞動是有巨大價值的，人們的貢獻對於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國家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而如果過於激進和極端地將這些奉獻解讀為奴隸勞動，絕不是對中國歷史的客觀表述。
中國發展的實踐過程本身是個客觀經驗過程，可以被多種方式加以表達，特別是社會科學，其本身就是構建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至於怎麼去表達，取決於各種學者群體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種政治家們從屬的利益集團內生的價值觀。

對此不再多說，也許會引起很多的批評，現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這種說法。希望大家理解，我們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識形態的國民動員作用，尤其是它在資本極度稀缺時代完成原始積累的作用;主要因為，這對於當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並且認同民族國家競爭力的不同利益集團，都有正外部性。

從清末被西方列強侵略開始，中國就從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白銀儲備第一大國，很快地演變為白銀外流、資本極度稀缺國家，因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連續的戰敗和賠款，使得中國上層建築連同軍隊都“被鴉片化”，國家不再有維持財政基本開支的能力，更遑論追加投資去進入工業化。何況，民間經濟已經竭澤而漁了。於是，中國早期進入工業化的時候雖然也是想“堅船利炮，富國強兵”，但早期的工業化毫無疑問是組裝形式的軍事工業——不具有設備制造的能力，只能進口部件來組裝。

一百多年前早期的洋務運動是中國進入工業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辦，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產，恰恰就是軍事工業;這對於後世統治集團，它還帶來了極為嚴重的路勁依賴的作用。此後歷代，無論是清、民國，共產黨領導人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一再強調要有軍重工業。鄧小平1980年接掌政權之後說過：如果我有8000萬噸鋼，就什麼都不怕了。現在我們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數億噸的鋼產量了，憂患依然。

我們教科書把晚清的工業化說成是從官辦到民辦，其實自從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以來，即1840年以後，中國就不再有完整意義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李鴻章在東南坐鎮，那次叫“通電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經與地方分裂了。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當時已經把中國瓜分了，那時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師，淮軍湘軍，都屬於以中央政權為名的地方軍事勢力。而湘淮兩大派系互相鬥爭，演化為後來淮系的李鴻章的海防論和湘系左宗棠的陸防論之爭。據此洋務運動的實際內容，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軍事工業，以壯大本地的軍事實力。

自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以後，清軍的八旗主力作為國軍已經完全沒法作戰，相當於國軍的八旗已經完了，相當於地方部隊的綠營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鄉村民兵、地方團練，湘軍本是湘團民兵，後來打下了江浙，占領了富庶的地方，進一步發展則是本屬派生之淮系北上，擴展到山東和河北;同期，則是湘系西進，整個中國當時已經四分五裂了。那個時候，在各個重要城市發展工業的，主要是各種地方勢力。
後來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說慈禧老佛爺把海軍軍費造園了，最後海軍就剩下頤和園裏那條石頭船……這些線索，文學家可以大量編故事。真正研究歷史事件之間的規律，可不敢這樣說。提出一個問題：當時淮系要軍費去加強的其軍隊，但那是風雨飄搖的滿族貴胄能夠依賴的中央軍嗎?很多事件，今天我們重新來看，都不是今天社會上流傳的故事。

深入研究可知，其實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工業，客觀上恰是壓垮滿清這個病入膏肓的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直接表現就是1900年，盡管各地都有軍事工業，都有軍隊，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沒有任何軍事裝備的義和團……。

從那時候起，清王朝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後來，1911年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有的材料說是武昌新軍要清除會黨勢力，這本身無可厚非，因為當時各種各樣的會黨在軍中多有活動。

早期只有九龍一個口岸通商的時候，中國大量的失地農民為主體組成了所謂的幫會，漕幫、鹽幫等等。今天中國有兩億多過剩勞動力流動打工，當時大約兩千萬，失地農民背井離鄉在外面當腳夫和苦力，這些人離開傳統社區制度保護，就只能加入幫會，當時的幫會勢力很大。到1840-1870年西方列強通過多次戰爭迫使中國開放30多個口岸都通商時，輪船直接沿江上溯至重慶，各地就不需要有那麼多人專門當腳夫了，於是這幫無地農民中很多人失業了，就演變成幫會勢力擴大和會黨“作亂”。雖然，這在後來已經被解釋成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了;但總之，這個過程很覆雜。

伴隨相當多籌組新軍的地方勢力演變為地方軍閥，大量招兵買馬容納了因多口通商而失業的各種會黨勢力參軍，會黨成員進入新軍之後大量發展會黨，使得建立了新式軍隊卻難以控制，於是軍隊領導人下令要清除會黨。這可麻煩了，正好在武漢新軍中的一支會黨力量，其頭領據說是個排長吧，因為有人告密了，第二天恐怕就要抓起來了，所以這幫人說反正也是死，1911年10月10日那天晚上就反了。造反的時候，確實還沒有誰在領導起義。但是，因為當時的革命宣傳非常廣泛，會黨一反，大家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風傳是革命黨起事，於是所有官員都跑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看，滿城沒有官了。造反士兵大家說怎麼辦，咱幾個能領導嗎?不行就得抓個當官的來當頭，於是到處搜，就搜出了相當於旅長的步兵協統黎元洪，再後來，他就成了中華民國代總統。

故事是故事，聽聽就完了，即使寫入教科書也需要專業人士認真考證才知道是否真的。百年間很多故事就這樣不斷延續下來，其中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再深入思考。
那個年代，各種各樣的地方勢力崛起，使得客觀上已經解體的清王朝最終出現了分崩離析局面。接著，各個地方軍閥擁兵自重，即所謂風雲四起，軍閥割據成為大趨勢，乃至到毛澤東發動革命上井岡山的時候，自己也叫“紅色割據”。

事實上，地方割據成了大一統王朝之後必然重覆性發生的歷史現象，難道以前的歷朝歷代當中央王權衰落的時候不是幫會四起、割據盛行嗎?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也是比較混亂的，叫什麼國，什麼主義，什麼制度，用什麼新詞，其實就是北京城沙灘的紅樓裏那些穿長衫的先生們試圖給出解釋而照搬來的概念。今天，我們都理解，他們做了偉大的思想建設工作。我們也都應該充分尊重和全面繼承前人的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但，也得認識到他們有相當的局限性。因為中國人實在是被迫著才發出最後的吼聲，那個軍閥混戰局面之下，無論什麼手段，誰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統，對歷史都是有貢獻的。這就是先蔣後毛，兩位對中華民族重新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國家作了歷史貢獻的人物，先是蔣介石，沒成功，後是毛澤東，成功了;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中華民族覆興的偉大領袖。這跟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有很大的相似性。當然，如果根據主流意識形態，則性質不同。這另外再說，在我這課上，只有告別百年激進，才能梳理真實的歷史經驗。

接著得討論蔣為什麼失敗。

大家都以為他倒行逆施，反動派等等，當然這是“話語正確”。包括我自己從小就是在這套話語灌輸下長大的。但是，還有其他的話，古話叫“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暫且聽我一家之言，說錯了各位怎麼批判都行。

自20年代，蔣就基本上完成了名義上的國家大一統，當然也是以孫中山的名義，以國民革命的名義。因此，蔣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黨總裁而非國家元首，他很小心，總理這個名義已經是孫中山了，他不能叫;總統還沒經過選舉當然也不能叫，只能叫總裁。他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裁，也是先有軍，後有黨，再有國，或者說先有軍權，後有黨權，再有政權。這都屬於清末以後政治進程中的一個路徑依賴的制度演變過程。由於他的軍事力量是全國最大的，各地地方軍閥為了避免正面沖突，降低與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認同屬於國民革命軍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稅，發自己的餉，各穿自己的軍裝，備自己的軍械。所以就有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雙槍兵，一手步槍，一手大煙槍等等。主要是靠各個不同的地方軍閥自己實行地方治理，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雖然矛盾重重，但總之這個國家在趨向於完成大一統之後的國家正常化進程。

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叫民國黃金經建十年，大局甫定，重歸一統，民間經濟自然恢覆，於是出現了當時中國構建工業經濟基礎的十年。國家軍事上一統，接著經濟上出現高速增長，似乎對民國的建設有百利而無一害。無論1921年共產黨組建之後怎麼發動革命和暴動，恰恰是在這個年代逐漸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國經濟發展了，客觀上造成了革命的條件弱化了。

那，為什麼三十年的中後期反而又起來了呢?因為一個眾所周知的重大國際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資本主義大危機席卷歐美。

危機期間帶來的一個現象是通貨膨脹，伴生貴金屬價格上漲。這與今天濫發美元造成的通貨膨脹，黃金價格飛漲一樣。貴金屬價格上漲當然包括白銀價格上漲，那麼白銀價格上漲為什麼對我們有影響呢?因為中國一直到那個年代還是白銀本位的幣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頭，孫大頭，就是銀元，官府和富商還都是用白銀作為主要的財富儲藏方式。一個銀本位的國家突然遭遇世界範圍內的銀價大幅度上漲，而原來美國作為中國的主要宗主國之一，曾經跟民國政府簽有白銀協議。因為中國不產白銀，要大量地從美洲向中國輸入白銀，中國才能不斷使用白銀作為貨幣。但是，因銀價上漲，美國單方面取消了白銀協定，並且從1934年開始大量提高美國的白銀收購價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發生了白銀危機，即資本短缺危機。同時，因為那時已經發生了1931年和1935年兩大日本侵華事件，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為了控制中國，就要摧毀民國的經濟基礎，也從中國大量收購白銀。於是，美國和日本擡高價格在中國大量采購白銀，就導致中國出現了短期爆發的白銀危機，迫使在1936年民國政府宣布取消銀本位制，改為發行紙幣。一發行紙幣立刻就貶值，因為金銀儲備不夠，大量外流，沒有發行紙幣的基礎，因此這個國家從此進入了以通貨膨脹為主的長期經濟危機。

接著就是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日本借著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機會大規模侵略中國。於是，中國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擴展。這就是民國沒有能夠穩住這個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戰之後，民國更是沒有硬通貨和貴金屬儲備，只有靠戰後美國援助維持，但也只維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際，立刻滿街就都是濫發的紙幣，有的地方濫發到以億為票面單位的程度。此時，民國的國家財政金融體系徹底崩潰了。

所以我說，民國先亡於財政金融、亡於經濟崩潰，後亡於軍事失敗。

那是個戰爭年代，民國政府70%以上的財政都用於軍事開支的，當他集中在城市裏的財政金融和經濟體系一崩潰，就沒有支付軍費的可能了，無論有多少軍隊都不能維持財政崩潰的政權，於是，就被雖然沒有財政、但靠農村老百姓支持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掃蕩了。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認為這些因素值得納入考慮，利於開拓思路。也許，政權更替的主要因素還是革命戰爭的迅猛推進，打下了新中國。但即使這個判斷成立也得知道農民革命戰爭中對最大社會群體農民的政治動員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這個中國革命戰爭從民國時期起就叫做土地革命戰爭。
孫中山發動了一次，被蔣介石搞歪了，共產黨搞了兩次，這三次都叫做土地革命戰爭。土地戰爭的核心動員機制就叫做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卻不是近代才有的說法。

大家可以去查證，中國人當代很多話語都是當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眾，階級，政黨，所有這些耳熟能詳拿來就能用的話語，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不是我們從中國人的經驗中產生的詞，當然是外來的;但耕者有其田卻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具有“政治正確”的理念。對農民來說，它並非是現代意義的革命口號，而是一個幾千年的傳統動員口號。農民要求的不外乎是安身立命的小有產者的地位。

於是，中國人通過三次土地革命戰爭，用了半個世紀的努力所構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當然今天被西方人一言以蔽之說是共黨國家，是共產主義。其實，我們構建的是在1949年經過農民參與的以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革命戰爭，打出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小有產者國家。因為政府把地分給了農民，中國85%的農民都平均分得了土地，意味著都變成了有產者，因此，當時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小資國。崔之元教授有篇文章談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可以立足於小資產階級實現，這是很重要的理論創新。但是除了崔之元，看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哪一位曾幾何時說過，在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可以建立社會主義呢?沒有。只要誰說這話，立刻被那個年代帶上一個帽子——機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不認為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同理，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非常清晰告訴全黨，不可能在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1947年《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都反覆告誡全黨，不要試圖在一片小農經濟，在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去追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那樣建立的只不過是農民社會主義，或者民粹主義。毛澤東是反民粹主義的，在世界歷史上的所有反民粹主義政治家中，都沒有極左的。

早在那個年代，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我們要搞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資本主義，這就是1949年到1950年得到社會共識的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的核心。黨內很多人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和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有什麼不同。毛澤東說，我們搞的都是資本主義，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是國民黨領導，我們是共產黨領導。假如1949-1950年確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資本主義，那麼這是左還是右?有誰認為搞資本主義是左，那是不是有點自己糊塗了?所以在那個年代，當我們認同民族資本主義的時候，也許應該叫中右。

為什麼不能激進，因為激進了就容易犯錯誤。其實，那個年代就是有激進而沒有左過。

到1957年搞反右運動，這在性質確定上又錯了，其實搞的是反左運動。右派也有，但是很少，像羅隆基，章伯鈞，有那麼幾個民國年間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三方的人，建國之後也許屬於右派，但其實他們說的也不是那麼回事。主要問題在於：新中國剛剛建立政權的時候，所遭遇的是民國年間金融危機的延續，1949年建國時，最高月度通貨膨脹率38%。各解放區進入大城市，原來各解放區的印鈔還在老百姓手裏，比如華北票、東北票，都還要繼續流通。早年開始跟蘇聯談判給中國工業建設支援的時候，一個蘇聯專家給兩萬斤小米的工資。當時我們國家主席的工資折合3000斤小米，部長級工資折合2400斤小米，局長級工資折合1800斤小米。請1個蘇聯專家計算給蘇聯的債務折合6個國家主席工資。

為什麼1950年用小米為單位算幹部工資呢?因為農民革命時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價物。民國政府走的時候蔣介石把國庫剩下的一點黃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發行紙幣一定是毛票子——沒有國家儲備——新中國也沒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贏得的幾億農民解放，那只能拿小米——農民最認的東西——來當一般等價物。同時期銀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說存款人扛著白布上銀行，而是今天存的錢到取的時候還能買到等值的白布，所以叫銀行“存三白”，因為國家沒有條件建立貨幣信用。所以1949-1950年中國在建國初遭遇的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乃是1936年民國放棄銀本位開始發行紙幣以來延續了二十年的通脹危機，而並非新中國政權因為“左右”問題造成的。

那麼，新中國的貨幣體系什麼時候完成建設的?中國真正使貨幣成之為貨幣是什麼年代?我認為是直到1998年開始國家銀行體制改革、貨幣體系與財政相對分離之時。
中國1992年因財政補貼壓力太大而放棄了“第二貨幣”——票證制度——當時一戶人要想過日子手裏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糧票，還有油票、線票、火柴票、香煙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種各樣的本，副食本、糧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貨幣體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貨幣體系厲害很多。其實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證制度之前，中國是“第二貨幣”為主的貨幣制度。否則早就通貨膨脹得一塌糊塗了。因為這些票證有效地抑制了龐大人口的消費，使政府盡管可以增加發行貨幣，但是不至於構成全社會因為消費而拉動的惡性通貨膨脹。至少，不能拿現在一般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來衡量我們的過去。

1992年我國才取消了第二貨幣體系才讓人民幣成為商品交換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貨幣基本職能;此後貨幣大規模增發，到1998年銀行與財政才正式分家，中國才算開始進入相對比較獨立的貨幣體系建立過程;到2001、2002才完成了中國現代紙幣體系的建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