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滿城爭說和“看片自由行”

1944到1947年間，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到結婚、分手三年間的情緣和情怨；1950 年構思，寫作推敲、修改打磨20多年，到1977年才由香港皇冠雜志社出版的一篇小說；2007年，李安拍攝的一部在威尼斯獲得“金獅”獎的電影，再加上一個誰也繞不過去的1940年2月就義的抗日女英雄故事和兩岸三地同時上映的兩個電影版本，這些時間和數據掀起了2007年中國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時間可說是陽光雨露沐浴，波濤洶湧顛簸。這也有一種略帶黑色的對稱之美：影片和放映場、審查間、報紙網絡揚起的香艷和肅殺之氣，跟張愛玲的小說倒有一拼。

真實的歷史時代和真實人物的重負、作者虛幻人物與自己生活的糾纏，這幾重的覆雜疊加給中國的觀眾帶來更多理解角度，更多的感覺興奮點，也帶來更多的美麗誤讀以及精深闡釋。面對小說和電影，每個觀眾和作者都找到抒發自我和奇妙讀解的道路。更不用說，這影片和小說還要穿越兩岸三地的不同當下語境和意識形態氛圍。所有這些使得《色，戒》成為一個轟然作響、余波陣陣的巨大文化事件。大陸的《三聯生活周刊》在9月刊出了封面故事，六篇文章把張愛玲、鄭萍如、抗戰時的上海歹土和今日的遺跡周全寫到。許多記者、影評人撰文無數，女學者崔衛平也在《新京報》上寫了《張愛玲給李安出了難題》，文章占了半版篇幅。台灣的龍應台女士在德國先後寫了兩篇讀這部影片和相關歷史的感言。此文中有的語言帶著意象派詩歌的韻味和節奏：“李安的電影，卻像一顆來勢洶洶的大火球從天而落，邊落還邊星火四濺，嗤嗤作響，效果是，人人都在談《色，戒》。” 如果去大陸的網站看看，許多憤怒網友猛批這是一部漢奸電影，賣國、反動之類的詞象戰爭時期的炮彈落下，轟炸得網絡上一片隆隆作響。

我本人則是靠著讀小說，看那個無色之戒的刪節本，再到新浪網上去找到刪減片段和報紙對刪節段落的介紹，勉強在自己腦海中虛擬剪接成一個《色，戒》。

這期間，大陸有許多人為了看這個片子專程到飛到香港去看足本的影片，出現一個少見景觀，香港的影院裏許多觀眾提著形形色色的購物袋進來看《色，戒》。許多旅行社及時打出廣告，以“遊香港，看完全版《色，戒》”招徠遊客，一時間居然出現了一個新詞叫做“看片自由行”。

二、影像快感：還原舊時代的視覺盛宴

看《色，戒》，首先打動我的是的影像質感。李安用精細、充滿光澤、色彩飽和的影像來還原那些場景、那些器物。影片中的旗袍，易先生穿的襯衣，都能讓人看出它們的質地和檔次。三年前在上海，上影廠的朋友在拍《長恨歌》，制片部門覺得美術部門花錢如流水，他們時常說起一雙皮鞋用了三千塊，心疼得很。但是美術師張叔平說穿上這樣的皮鞋，演員走路會不一樣。這次看梁朝偉的西服，老在琢磨是什麼料子，怎麼能做得那樣服帖。在柔潤漫射光的映照下，那些從香港借來的翡翠古董麻將是那樣美麗。聽著搓洗的聲音，我似乎能感覺到那些麻將沈甸甸的分量，它們一定像古董玩家盤熟了的玉一樣，有著油潤的手感。那雨中和夜晚的街道，那些LV的皮包和箱子，那些書桌和地板，經過小光比漫射光的處理和精妙的剪接，跟支使著它們的人物一樣有了視覺吸引力和述說當年的意味。影片的導演和剪輯是圓熟內斂的，它好到讓你不覺得它好。我在看第一遍時根本就感覺不到這部影片的導演有什麼鏡頭技巧，什麼跟移啊，鏡頭內調度啊，機位隨著人走不知覺中變換構圖和人物關系，一概看不到。影片對那些舊器物和場景有一種宗教式的尊敬，李安說：“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號碼。”老上海街景也幾乎亂真，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 “一棵一棵種下去的。”這簡直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標準：整舊如舊。當然，李安不僅如此，他還在拯救那些記憶，他要還原那個時代。龍應台女士說這部影片“它是李安個人的‘搶救歷史’行動。”當然，也許我們跟著李安一起其實拯救的只是想像，只是縈繞自己內心的某些揮之不去的疼痛點。

這就是好看的電影了，它在最直觀層面是色的盛宴，是聲的交響，跟《色，戒》裏講的男女吸引道理一樣，它影響人的第一層是感覺的，甚至是生理的。

三、王佳芝：被歷史裹挾的美女刺客和她的自救

《色，戒》的故事當然有給我們做出深刻思索的遼闊空間，但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它首先有其戲劇性必要元素。它有戰爭環境，有謀殺，性愛，有性愛之後的情愛，有情愛導致的突轉。但這其中最值得探索、最難以探索的思想硬核是性對女人心理的影響。

我對這部影片最大不滿意就是它對王佳芝第二次參加刺殺的動機講述不夠結實，不夠縝密。是的，張愛玲的那部小說，有她作為作家對女性心理、生理的探險和男女關系的冷靜思考，有冷酷的呈現，但也有對自己生活的解釋、辯白，或許有意無意地還放置了些許遮掩。面對這樣一個覆雜、糾纏，內部充滿了空白和矛盾的文本，實在是很難穿越。

王佳芝第二次去接近丁默邨刺殺的行動，是個冒死的英雄行為，更難之處在於，這個任務不是憑借一時之勇沖過了心裏的“上場慌”就可以完成的，這需要強烈的人物動機。這個動機，在張愛玲那裏是用“義不容辭”一筆帶過。電影編劇王蕙玲從張愛玲小說中的“她倒是演過戲，現在也還是在台上賣命”挖掘出“為戲而生，為戲而在”的人生狀態，這在故事中就挺難寫清楚。編劇進而認為，女主角“當戲劇的需求與人生起了這麼緊密的聯結之後，所有的犧牲都不算什麼了”。在我看來這作為人物動機的設置就完全不夠，有點拿概念去推衍人物。如果電影戲劇中的人物做事的動機不夠充分強烈，我看起來總會覺得不那麼順遂。按照故事片設置沖突的規矩，必須找到一個非常堅實的刺殺動機可以跟後來王佳芝心裏對易先生的性愛、情愛對抗，這才能走到在刺殺即將成功的最後關頭挽救易先生的戲劇高潮。就現有的小說和電影來說，要麼寫出她受到時代的潮流推動為了愛國去殺人，要麼寫出她為了愛情去殺人。今年夏天我寫一個關於珍珠港事變前在上海活動的女間諜題材的電視劇，就安排女主角的一個哥哥是中國飛行員，在那當口被日軍擊落了，這樣她的冒死勇敢行動就更有個人動機。其實電影裏我們看到了鄺裕民對王佳芝的吸引，王佳芝後來在上海終於面對著對鄺裕民的親吻，她這時溫溫地說：“3年前在香港是可能的”。小說裏王佳芝知道梁潤生要跟自己過初夜時，張愛玲在“偏偏是梁潤生”後面用了個驚嘆號，這個驚嘆號可以讀解成王佳芝心裏想的是：為什麼不是鄺裕民。其實這個影片最大的張力在於精神的愛情和性之間的某種關系。王佳芝也可能是為了愛人去完成刺殺任務，但卻被自己覺醒的性擊倒。在真實生活中，大陸黨史出版社有一本《諜海風雲——日本對華活動與中日諜報戰》說鄭萍如的中統領導稽希宗跟她是一對情侶。那本書是一個署名吳童的作者編著，這個情侶關系很可能是作者演繹，但這卻讓我覺得鄭萍如刺殺丁默邨的行動在宏大的愛國潮流下也有了結實的個人動機。

在大陸的刪節版電影中，這一點更加說不清，因為沒看到王佳芝性愛之後的情感變化，他給易先生唱《天涯歌女》那一段就有兩種閱讀，一是她為了完成刺殺任務繼續在迷惑、糊弄易先生，一是她理解、同情易先生給這個也是“當妓女”的男人一點安慰。

王佳芝去送易先生的信封給吳先生和鄺裕民那一段，王佳芝的訴說是真的恨，而不是愛。她跟鄺裕民沒必要演戲，她說自己盼著他們把易先生打死，腦漿噴在自己身上。這讓她這一段的心境很難解釋，這樣來說王佳芝就一直都想殺掉易先生，只是到買戒指那一會才產生了突變？這個突變寫法是小說帶來的結構性頂牛，小說讓王佳芝直到看到了鴿子蛋一樣的鉆石和易先生像米色蛾翅的睫毛才頓悟。按照現在大陸版《色，戒》的寫法，王佳芝愛上了易先生，她的心思是在看到鉆石的時候才電光火石一閃知道“他是愛我的”，我們知道這一點是看到她叫易先生離開。

不管是港台版本的“快走，快走”還是大陸版本的“走，走吧”，王佳芝叫易先生離開都是救了愛人的性命，在另一個意義上，她也救了她自己，因為這是她為自己做的一個選擇。為了這個主動、自由的選擇，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易先生還在陪著太太們談論哪家的川菜好吃。王佳芝面對著國家間的戰爭和男女之間的戰爭，這個殘酷境遇和她的作為讓今天的讀者繼續膽寒，也讓我們生出些崇敬：我們和王佳芝一起作為自覺、自主的人共同生存在這個充滿荒誕的世界上。就荒誕境遇中的艱難選擇來說，《色，戒》弘揚了一種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它在探索一個有了自覺意識的人能夠做出何等驚人而勇敢的舉動。《色，戒》寫出了最極端的境遇：當王佳芝遵從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時候，當她決心救自己所愛的人的時候，她付出了生命代價。最令人驚嘆的是：就是那個被她拯救的人簽署了她的死亡執行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