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集體記憶的產生和發展往往源於現實的需求，而某些記憶一旦被喚回，也會不斷被書寫和強化，其中被建構的人物、事件和現實一般多具有某種特殊的聯系。賽金花恰好具備了上述特點。人們既可以從她身上發現傳統的因素，又能夠看到時代變革的烙印，同時也為30年代不同言說主體詮釋近代以來女性與戰爭等議題的他者言說提供了可能。

集體記憶的建構和演變，與人們歷史觀念的轉變息息相關，反映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各種社會力量的消長。這一點在賽金花的身上也有所表現。由於歷史事件具有不可再現性，因此各種文本的書寫者傾向於在已有文本的基礎上，通過記述賽金花的某些歷史片段向人們表明自己的觀點，影響到集體記憶的形成和發展、變化。進入20世紀30年代，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上升，不同社會力量認識到重構賽金花及其個人生命歷史的社會價值與意義，遂通過撰寫各種形式的文本，表達了民族的憂患意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賽金花以口述的方式自我言說、參與集體記憶的建構，她對親歷事件的敘述不但擺脫了其原先在文本中“缺席”的尷尬，而且突出了來自女性的經驗，彰顯了有限的主體性。但正如波伏娃所說，“父權制下，女性永遠處在次等人的地位，女性只有自覺地否定自己的次等人地位才能達到平等人的地位”[24]，賽金花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以報刊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對集體記憶的建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為，媒體對事件的表述具有重覆性和開放性，能夠將部分人的經驗傳播開去，影響到全社會人的經驗獲取，從而擴大人物、事件的社會影響力。值得註意的是，這些言說主體建構集體記憶的目標對象是女性，而女性對賽金花身上所具有的歷史內涵和時代意義卻並不十分接受和認同。除了女演員和少數知識女性外，普通女性對其所承載的時代議題並未給予特別的關註，究其原因則是賽金花的特殊身份及其活動拉開了她與普通女性的距離。她們無法直接從賽金花的主體經驗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從而使男性精英知識分子精心設計的話題淪為男性的自說自話。

因此，筆者認為，研究者除了要關註文本中所呈現的歷史外，還要通過文本解讀，分析內容的增減並進而探討其背後的原因。這不僅可以使研究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現賽金花個人生命的歷史並賦予新的時代意義，而且還有助於認識“女性與戰爭”等議題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即“發掘女性遭受壓抑的歷史，看到處於邊緣話語的歷史，以及在社會制度的經濟結構中處於底層的人的歷史”[25]，並幫助人們認識和把握集體記憶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發展、變化，深入揭示文化權力的運行機制。

註釋

①《世界日報》1936年4月25日第六版曾披露了這樣一則消息：賽金花因與維多利亞女皇並坐照相，而被英國《泰晤士報》稱為the beauty of orient。

②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年)，德國男爵，外交官。1899年任駐華公使，其間曾無視國際公法，親自指揮屠殺義和團。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轎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途經東單牌樓時，開槍尋釁，被清軍虎神營士兵擊斃。此事件也成為日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之一。

③《請求額免賽氏房捐》，劉半農、商鴻逵等：《賽金花本事》，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230-231頁。原載於1933年北京《實報》。

④即魏斯炅，江西金溪人，1894年赴日留學，在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他歷任江西民政廳長、國會參議員等職。1918年與賽金花結為伉儷。

⑤有關權力擁有者，筆者認為不僅包括政治權利的擁有者，還包括主流話語的掌控者。

⑥Lowenchal. 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P210.

⑦楊雲史：《靈飛墓詩謁》，收錄於張次溪編《靈飛集》。劉半農、商鴻逵等：《賽金花本事》，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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