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初10年中，他們搬到那種一座緊挨著另外一座建築物的房子里，門前有高高的台階（這種高檯子促成了台階球8這種獨一無二的都市運動項目）。我曾祖父是當地人人皆知的澤卡利拉比，他創建了布魯克林眾多家庭東正猶太小教堂中的一個。

我祖父路易是唱詩班的領唱，他的七個兒子、甥侄及表兄弟們則組成了唱詩班。今天人們仍然把它叫做澤卡利拉比小教堂，它已經成為這個東正教社團的聚會場合、社交中心和慈善機構。

在20世紀30年代末，該教堂決定請一位專職拉比主持教務，於是從歐洲聘請了一位，但教友們對他不滿意。兩個星期後這位新請來的拉比就被辭退了，付了一小筆錢，打發他開路。

又從歐洲請來另一位拉比，可這一位幾星期後也毫不客氣地被打發走了。這個選擇一直不停地延續下去，直到幾十個拉比都穿過教堂迴轉門或參加了每月拉比俱樂部。這個居民區的人都明白這些字謎在說什麼這是一場小小的援救活動，目的在於拯救歐洲正在受到納粹主義威脅的猶太教士們。

近10年來，一直借口這個小小的教會需要進口一位拉比的辦法來對付嚴格的移民法規。當這座小教堂剛建立時，當地很難找到專職的拉比或唱詩班領唱人。我曾祖父和祖父每天都跨過布魯克林大橋去曼哈頓乾活掙錢。

澤卡利拉比像他的許多同輩一樣，在一家血汗工廠幹活。他幹活的工廠是做皮夾子的，位於華盛頓廣場東面一座房子里，就是那家運氣不佳的三角女衫廠的原址。1911年的一個星期六，大火吞噬了這家工廠，燒死了145個工人。

澤卡利拉比那天正好在家沒上班，那天是猶太教安息日。他從這個事件中得到兩個教訓：他發誓他的子女們再也不能去工廠當工人，再也不會在安息日去工作。澤卡利的兒子路易8歲時開始在街頭巷角賣火柴，後來以印刷和做盒子維持生計。他在20世紀初和波蘭基希柯夫來的移民伊達邂逅，不久結了婚，1909年生了我父親哈利。

最近我們全家慶祝了父親的70大壽。我的叔叔們酒宴之中談了不少他的往事，每人都記得他勇武好鬥如何跟4個愛爾蘭惡棍幹了一場；如何一拳打斷了那個橫行鄰里的惡霸的鼻子；如何上樹追拿一個欺負他小弟弟的孩子。聽著這些舉止恭讓溫良的父輩們追憶早年的榮光真是妙不可言。

這些人現在都成了拉比、律師、教師、商人，那時最棒的一個總是當頭兒，而我父親事事拔尖冒頂。在公立中學讀了幾年書，父親在曼哈頓下東區找了個推銷員的工作。後來，他和一個合伙人在那兒開了一家小小的男裝工作服商店，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做批發，星期天干零售。

我母親的父親是隨著1907年第二次波蘭向美國移民的浪潮來到美國的。他不想應召加入波蘭軍隊，就逃離那個叫普利茲姆耶瑟爾的小城，一個猶太經院和哈西德教派的中心，把三個兄弟和一大群親戚棄之不顧。35年後，這個家族除了一個兄弟外，所有的兄弟都和17,000名當地居民一起被納粹佔領軍殺害，儘管猶太抵抗戰士進行了殊死血戰。那個倖存的兄弟在納粹軍隊逼近時逃離，朝西伯利亞逃去，後來去了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住在賓夕法尼亞的斯克蘭頓，那兒有他的一個親戚。他只能找到一個屠夫工作，宰殺猶太教食品中認為潔凈可食的動物。他不忍心用刀子逼近牲畜的喉嚨，正像他不能槍擊無辜的人一樣，於是便回到下曼哈頓，在那兒擺小攤來養活留在波蘭的妻子和三個孩子。

家人和他團聚時，已有兩個嬰兒死於白喉；我母親這時出生了，全家那陣子在曼哈頓下東區租了一個小公寓，後來掙了些錢，就跨過東河搬到布魯克林區去。我母親學習成績極好，1929年夏，剛16歲就高中畢業了。她上了紐約市立學院，但因家庭無力支撐，只得中途輟學，找工作補貼家用，那時正值大蕭條時期，饑寒交迫。她再也未能重返學校，一直在店裡做記賬工作。

我父母親在1937年結婚，兩年後生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波洛公園靠近第十六大道的四十八街一所小房子里去，這房子原來是供一家人住的，但已經改成三家合用的出租公寓了。我母親的兄弟一家搬到樓上，我父親的堂兄和新娘子搬進地下室。隨著歲月的消逝，我們不斷長大，那時波洛公園區居住條件十分擁擠，雞犬相聞，街上鬧哄哄地充滿生機：到處是練拳擊的吊袋，小孩玩的棍球、彈子遊戲把街道和行車道堵塞得不能行走（我們把這些叫做地攤）。

那時候只有極少數居民有汽車，一輛計程車出現，就意味著有什麼緊急事件，或有什麼重要人物降臨。在布魯克林我們住的這一端長著不少樹，可是我們不喜歡這些樹，因為它們擋了我們甩球的通路。陰溝是我們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因為陰溝帶走的東西，而是因為陰溝蓋可以作為打棍球的基地，作為我們男子漢氣概的丈量工具我從不曾將球擊出過一個半陰溝蓋那麼遠的距離，這成績在我們自立的標準中算是中不溜兒的水平。雖說那時布魯克林居民講起話來口音已經改了不少，可我們還是鄉音不改，我們把布魯克林口音稱作國王英語，因為布魯克林位於金斯縣9，鄰近的王后英語稍微好一點兒；10但布魯克林區的英語甚至連我們也聽不懂。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耶魯大學上一年級時，我回答問題時的口音引得有些學生公開恥笑。幾天後，這些學生遇上了亞伯拉罕戈德斯泰因教授上課，他是從紐約市立學院來的，也算是沾點布魯克林緣分。與他的口音比起來，我的口音簡直是美國中西部般的明快。大概是出於對布魯克林陳規俗套的反應，我們的父母，特別是那些為自己在美國出生感到自豪，不想與那些新移民攪在一起的人，不遺餘力苦心孤詣地糾正我們的發音。

直到現在，每次我母親去法院旁聽開庭，就像她經常去聽我或我弟弟為某個案子辯護那樣，她總是無一遺漏地把我發言中無意間蹦出來，或在來自布魯克林區的法官面前有意擺弄的布魯克林土話錄存備考。搬到波洛公園一帶去的家庭中包括西格爾家。謝爾頓西格爾於1964年出生，他們家那時搬到離我家兩個門牌之遠的一幢兩家合住的磚房裡。謝爾頓和我上的是同一所波洛公園區猶太學校。在那兒給我們上課的不少教師過去教過我們父輩，而且我們兩輩人都有共同之處功課甚差，喜歡搗亂。我記得我的數學、拼寫成績分別是3分和2分，更令人痛心的是品行舉止是0分，甚至是0－！

我父母由於經常被召到校長辦公室去談話，以至於我的同班同學竟以為我母親是在學校工作的。我上課常感到枯燥無味，注意力只能集中幾秒鐘。我的老師不喜歡用注意力集中間隔或超好動症之類的嚼舌頭話，他們用實實在在的語言來形容我的狀況：這孩子屁股上沒有足夠的肌肉支撐他坐下來好好學習。我除了滑稽連環畫之外什麼書也不讀，除此之外我整天在家門口馬路上的簡易球場上打籃球，玩棍球，練拳擊。

老師裡面，特別是上宗教課的老師不少是剛剛從歐洲無家可歸者收容營新移民到美國來的人。我們班上有好幾個孩子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呆過。可我不記得曾經有人談起過這種事，沒有一個人講這種事，不管是在課堂里，在操場上，甚至是在家裡，都避而不談大屠殺這幾個字。但它仍然飄浮在空氣中，它是我的許多朋友和鄰居經歷過的往事。實際上每個家庭都有親戚死去。

過去的記憶比比皆是：當一個同學捲起袖子準備擊球時，我們就能看見他手腕上刺的號碼；在那些沒有父親或沒有母親的家庭里；在那些小孩們沒見過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在猶太節日的追思祈禱中，我們都感覺得到，我們只是不去問而已。作為小孩，我們也不關心其他與猶太人有關的問題，如現世當今的猶太復國主義對我們信奉正統猶太教的父母來說多少有點可疑，蘇聯猶太人問題我們聞所未聞；反猶主義對我們這塊同種同源的飛地來說，只是遙遠的抽象概念（我還記得，我以為鄰居戴維塔特柯夫一定不是猶太人，因為他們家的人從不戴猶太式小瓜皮帽，在安息日還聽廣播）。

作為兒童，我們心中唯一的願望就是做一個美國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是杜克史奈德11、獨行俠12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我們的理想和美國兒童的夢想一樣。我們永無休止地爭論：當我們成為大聯盟球員時用什麼昵稱最好。我的夥伴茲維格羅納選了特羅，並決定當個棒球投手，這樣輪到他上場時正好不是星期六安息日；佐爾蒙愛森施塔特成了查克，我成了里德13（這個綽號很快就成了一個時代錯誤，因為我們頭髮已經開始變深，成了淺棕色。）

我們當然保持著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就像猶太職業運動員卡爾亞伯拉罕（Cal Abrams）和桑迪科法克斯（Sandy Koufax）的相片印在棒球彩票卡片上那樣。波洛公園區長久不衰的民族榮耀感是通過交換帶有明星運動員的卡片來反映的。和過去不一樣，哈西德派的猶太孩子現在喜歡收集帶有著名宗教領袖相片的卡片，如波波夫（Bobover）和薩特馬爾拉比（Satmar rabbis）。

我們看重身體的強健，尤其是在外面打架的本事。我們每天都在外面打架，這也是一個新搬來的孩子所面臨的第一場考驗。規矩人人皆知可以動拳腳，但不許揪頭髮、摳眼珠，不許按住頭往水泥地上撞。絕不允許動傢伙小刀、皮帶、刀片都不準用，雖說身上可以攜帶這些東西。

以防萬一！這句話意思是防備從高架鐵路那一邊入侵的義大利裔孩子，他們有時入侵我們這個居民區，或者我們與他們在紐烏特里希大道著名的羅馬與耶路撒冷交界處，即下曼哈頓第四十六電影院門口遭遇。不同宗教出身的孩子打起架來比起同種同源的孩子衝突要更加兇惡激烈。

有時真是傷得不輕，雖說沒有超過挨幾刀，打掉幾顆牙和腦震蕩的程度。

這種民族出身之爭不常發生，但我們總是嚴陣以待，隨身佩備防身的銅頭皮帶，錢包里藏著鋒利的刀片。這些放在盒子里的刀片跟我們隨身帶著的避孕套一樣不常用，只是以防萬一。我們都參加了一個所謂的社會體育俱樂部，也就是團伙的委婉說法。我加入的是謝爾茲分部，穿黃綠色和黑色相間的夾克作為會服。

可這身打扮立即被猶太學校禁止，這是我生來第一次嘗到檢查制度的厲害。可是我們也有辦法對付學校的禁令，把衣服藏在離學校不遠的成員家地下室里，下課後就換上。在波洛公園區，你總是很清楚這個區的居民對你的看法怎麼樣。

對我的看法是中不溜兒，不好不賴。我體育不錯，雖算不上出類拔萃，但在同輩男孩之中，因為打群架力大無比，吵架伶嘴利舌而小有名氣。可是我糟透了的學習成績，沒法再壞的品行使我成了家長心目中人所不齒的無賴，我被好幾個人家拒之門外，生怕他們的孩子被我帶壞（我最近心中竊喜，因為我為一個因受賄受到起訴的親戚辯護，獲得了勝訴；他媽媽過去曾不准我上門），因為我看起來將來當不了醫生或工程師之類，這個居民區的父母都對他們的女兒說，這男孩無前途可言。從猶太學校畢業后，我進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附屬中學，離埃貝茨球場（Ebbets Field）只有三個街區之遙，那裡是當地英雄布魯克林道奇隊（Brooklyn Dodgers）的家。

我中學教育主要是這麼度過的：我常常偷偷地去道奇斯球場參加校隊最後幾場籃球賽，當然我經常坐冷板凳，時不常地競選班裡的職務或學生會的位置。我唯一與學習有關的興趣是辯論會，因為它似乎是上街打群架的一種動口不動手的變種。

我參加標準測驗的成績總是很好，可老師總覺得我會作弊。在一次全紐約州歷史統一考試中我得了高分，老師把我叫去作了一次嚴肅的談話。談話中他告誡我，說我是個75分學生，以前一直是個75分學生，以後也永遠是個75分學生。他建議我考慮當個體力勞動者。我整個中學時期劣性不改。有一次老師因為我無禮把我趕出教室。

我和同學傑克格林菲爾德爬上房頂，用我的皮夾克、長褲和帽子做了個鼓鼓囊囊的假人，我抓著假人爬到屋檐邊上，傑克下樓到教室去，大聲喊道：艾倫要跳樓了。那個老師跑到窗口向外張望，我順勢把假人一松，假人就在老師眼前落下去，嚇得他雙眼呆直後悔不迭。傑克唯恐天下不亂，在一邊嚷著：他跳樓了！他真的跳樓了！

另一回，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孩子從我裝運動服的口袋裡拿出一個護膝偷偷扔到拉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