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在深圳中心書城的演講

承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機會與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榮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兩種回憶錄的心得。一種是我編的書，去年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書系》，一共四本，分別是《先生之風》、《追憶雙親》、《此生此情》、《風雨同窗》。一種是我寫的書，今年10月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精神的流浪》。

回憶錄歷來是人們讀書的熱點之一。中國外國都是如此。

什麽是回憶錄，記述自己過去的經歷，就是回憶錄，通常用文字表達，也可以用聲音和影像表達。廣義上的回憶錄，無處不在。現在有了博客、有了網絡，有了數碼印刷，人們寫作和發表回憶錄的門檻，越來越低。可以說，人人都有撰寫和發表回憶錄的權利。但對於讀者來說，不是任何回憶錄都能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只有一部分回憶錄才能勾起人們閱讀的願望。我想，回憶錄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取決於它本身的歷史文化含量。

先說我編的這套《背影書系》。前年工人出版社邀請我編書。當時他們說，這些年，文化名人紛紛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匯編成書。出版社都要面對市場。最吸引人的當然是政要的回憶錄。但那是一個特定的門類，出版有特殊的審批程序，操作難度比較大，進度沒有辦法掌控。還有明星的回憶錄，雖然賣點也不錯，但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對文體領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較熟悉的是人文領域。選編這個領域的懷念文章，名人寫，寫名人，難度不大。我調動自己和閱讀積累，很快就編出了《先人之風》，印出來以後，社會反映不錯，出版社讓我繼續編，形成一個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編出特色。《先生之風》裏的文章，學生回憶老師比較多。繼續編就要有專題性，於是第二本的主題定為《追憶雙親》，是子女回憶父母公婆，別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憶夫妻，第四本《風雨同窗》都是回憶同學和同齡朋友。這種自我限制雖然提高了選文的難度，但形成了特色。許多朋友都說角度不錯。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整體規劃。本來還想編第五本，回憶校長。出版社改制，責任編輯陳大鋼退休了，這個系列就劃上了句號。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人們獲取信息更多地依賴網絡。紙質書籍還有沒有市場空間，成為嚴峻的問題。這套背影書系，不是原創為主，而是選擇已經公開的文章為主，能不能得到讀者的認可？我想就這個問題，講五點心得。

一是怎麽處理獨家文章與二手文章的關系。名人回憶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時間發表，很難留到我編出的時候再出手。現在有一些小眾電子刊物，通過電子郵件小範圍傳播，網上查不到，也沒有紙質印刷品。比如吳迪教授主編的《記憶》，內容大部分是獨家的。其中有幾篇回憶文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對於《記憶》的讀者，這是二手，對於普通讀者，這是一手。《先生之風》裏最長的一篇是趙越勝的《輔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記憶》裏讀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輔成是北大哲學系教授，倫理學泰鬥。活了98歲，和季羨林同年去世。他們年齡相仿、資歷相仿，但周輔成去世後幾乎無聲無息。趙越勝的散文《輔成先生》是在周輔成活著的時候寫完的，讓其過目，周先生也很滿意，周輔成去世之後，四川的倫理學家肖雪慧說，周輔成去世社會一點響動都沒有，太遺憾了。我通過她找到了趙越勝這篇文章的全文編到書裏。文革後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要組織理論隊伍，趙越勝是北京一個工廠的青年工人，進了工人理論隊伍裏。當時請北大教師做輔導，周輔成給他們講西方哲學。趙越勝本來喜歡讀書，讀過康德，跟周輔成探討。周輔成一看這個年輕人有學術興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請到家裏，借給他書，指點他怎麽學西方哲學。趙越勝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覆高考後，周輔成跟趙越勝說，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了考上了。周輔成是一輩子不願意投靠權力，保持獨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趙越勝的文章後來出了單行本，叫《燃燈者》，社會評價很高。

還有王年一先生，是獨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驅，75歲去世，死時默默無聞，報紙上一則消息都沒有。吳迪寫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簡單地讚美王年一，而是講他們怎麽認識，怎麽切磋，兩人之間有沖突，不打不相識，越沖突，吳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書系》裏選了這些文章首發，增添了份量。

其二是怎麽處理名人和普通人的關系？《先生之風》是名人憶名人。繼續編回憶父母、夫妻和同學的文章，是不是堅持這個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寬。於建嶸、林賢治有名，但他們的父親不出名。蔡定劍有名，但他的兒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還選了回憶者和被回憶者都不出名的文章。這就是馬懋如回憶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馬懋如是中宣部離休幹部，80多歲。在《炎黃春秋》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她雖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劉順元，被稱為“中國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第一人”。劉順元20年代參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是作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連。當時大連被蘇軍占領。他們居高臨下，對中共很不平等。劉順元受不了這個氣，頂撞了蘇軍，蘇方把這個事給匯報上去，給中共施加壓力，說大連不能用這個人。1949年開國大典，天安門上只有一個外國代表團，就是蘇聯文化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開國大典結束後，法捷耶夫要訪問濟南，當時濟南一把手就是劉順元。為了迎接法捷耶夫訪問，劉少奇緊急召見劉順元，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沒有蘇聯的支持，我們站不住，你趕快寫一個檢討，法捷耶夫來的時候，讓他帶給斯大林。劉順元說，我沒有做錯，為什麽要檢討。劉少奇說，為了黨和國家，你必須做這個檢討。結果不光讓劉順元寫了檢討，還把他連降三級，放到一個不起眼的單位擔任副職。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劉少奇想到了劉順元，安排他當了江蘇省第二把手。馬懋如寫了回憶公公的文章，我沒選，而是選了回憶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個農村婦女，15歲跟劉順元結婚。劉順元上北京師範大學，參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撫養三個孩子參加革命。日軍占領當地時，她被關押過，還打傷了。解放後，她找丈夫，丈夫卻已經另外結婚了。當時共產黨隊伍裏有規定，夫妻失去聯系多少年以上，經過組織批準可以結婚。劉順元第二次結婚不違反規定。但對留在農村的王春香來說，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這樣的農村婦女，太容易被歷史忽視。主流的歷史，是大人物的歷史，是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的歷史，沒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個反其道而行之的嘗試。

三是怎麽處理紙媒信息與網絡信息的關系。網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聯網進入中國雖然已經二十多年了，但相對普及是新千年以後的事。上個世紀末以前的許多印刷品，網上搜不到。這就給我留下了另辟蹊徑的空間。《此生此情》裏有兩場重頭戲，都是選自紙質書籍。一篇是戴厚英回憶聞捷。聞捷是50年代中國三大著名詩人之一。文革開始成了審查對象。戴厚英是是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的文學評論家，文革前很革命，寫批判文章很尖銳、很潑辣。文革開始她是革命動力，聞捷成了她的審查對象。當時聞捷的夫人已經去世。在審查聞捷的過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華，也很正派，一來二去，審查者與被審查者就產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離了婚。聞捷帶著三個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結婚順理成章，誰也攔不住。但當時驚動了張春橋，組織上說什麽也不讓他們倆結婚，一定要把他們倆發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勞動。聞捷是情感型的人，氣不過，就自殺了。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開放初期戴厚英寫了一本長篇小說《詩人之死》，寫的就是聞捷。９０年代，她又寫了長篇回憶錄，回憶他們的愛情如何被扼殺。可惜，戴厚英的回憶錄沒寫完，有一個謀財害命，把戴厚英給殺了。她沒有趕上互聯網普及的時代，就離開了人世。新一代讀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從當年的書上把她的回憶溝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