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領域的商業化發展傾向也很明顯：以央視為代表，以科學考古、自然探險、歷史揭秘為主的商業性紀錄片，比如《探索·發現》系列、《鄭和》、《故宮》、《新絲綢之路》等等，這些高投入、大制作的大眾化紀錄片現在已經能夠擠入黃金時間，收視率甚至超過了熱門電視劇。

 商業制作正在成為中國影視制作的“主流”，事實上這也是國際影視市場上的主流（全球的電影市場基本上被好萊塢的商業化電影以及各地本土商業化電影占據）。好萊塢的主流（六大公司）是經過近百年的積累發展起來的，而且它們自己也在變化（比如由以制作為核心的大制片廠時代，轉向現在以融資和發行為主的新好萊塢），歐洲和日本電影曾經有過強大的“主流”（比如百代、松竹、東映等），但現在或者已經垮掉，或者日薄西山，早已失去了作為“主流”應該具有的支配性地位。相對而言，中國現在的商業化制作還剛剛取得其合法性，華誼兄弟、新畫面等近年來發展勢頭良好的民營公司，既無傳統，也沒有足夠雄厚的資本，還處於其“原始積累”時期，但是由於目前中國電影市場容量小，因此獲得相對的支配性地位還比較容易（比如2005年三部影片幾乎就左右了中國電影票房格局）。因此，可以預言，未來中國的“獨立影片”，就是獨立於商業化主流之外的影片。

 隨著“合法性”問題的逐漸淡化，曾經的中國獨立影像正在“進入體制”的過程中。同樣可以預言的是，盡管它們現在的確進入了一個體制（取得“合法性”），而它們即將面對一個可能更強大的新的“主流體制”（商業化主流）。這即是說，過去主要以藝術電影、小眾化紀錄片構成的獨立影像，它們過去是獨立制作，未來也還將是獨立制作，唯一變化的只是那個讓它成為“獨立”的參照物（即“主流”）不同而已。由於傳統的主流（政府管理體系）還將在很長時期內存在，從這個意義說，它將處於新舊兩個主流的限制當中。但是，判斷中國“獨立”影像的標準，意識形態的因素會越來越淡，而商業化的因素會越來越強。

 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上，除了張藝謀、馮小剛等人的大制作商業影片，一些青年人的作品像伍仕賢的《獨自等待》等似乎帶著點商業化氣息的影片，實際上嚴格來講還都是藝術影片，進入影院後的票房都不高。但是也要看到商業與藝術、主流與獨立有時候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比如張藝謀、陳凱歌拍了近20年藝術片後，現在已經成功地轉向了商業化制作；美國導演索德伯格以獨立制片起家，後來也拍《十一羅漢》、《十二羅漢》這樣的大制作商業片，克里斯托弗·諾蘭，在其獨立制作《記憶碎片》獲得成功後，也執導了商業巨片《蝙蝠俠：俠影之謎》。對於許多青年導演來說，獨立制作只是他們通向主流商業制作的一個跳板而已，他們是樂意被主流“收編”的（當然也有導演一直堅持獨立制作，比如斯派克·李、大衛·林奇、庫布里克、賈木許等等）。

盡管將影像作品分為商業與藝術、主流與獨立兩大類過於簡單，但二者之間的分野的確巨大。前者的基本特征是類型化、大眾化、高投資、大制作、高風險、高回報；而藝術類作品則是個性化、小眾化、低成本、小制作、低回報。商業化制作通常要求迎合多數人的觀賞需求，而這同時意味著創作者必須降低個人堅守的藝術標準。獨立制作因為成本較低，因此倒為創作者留下了更多的藝術創造空間。

 商業與藝術有時也會相互調和妥協，彼此也在相互借鑒，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好萊塢與歐洲電影就有過相互學習的過程。而中國獨立紀錄片，近兩年來也開始學習用一種更容易讓人接受的方式來拍攝，對於作品的觀賞性、故事性也更重視了，同時，也開始涉及一些更豐富的內容。段錦川等人現在就在做一些跟歷史和文化有關的作品，比如描述百年來中國人與土地的關系的《土地》，以及《京劇》等等。

 近幾年來，也可以發現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正在發生一些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紀錄片的市場化，以及紀錄片與國際紀錄片市場的接軌。以段錦川等人與BBC等國外電視台的合作，以及DISCOVERY在中國的“新銳導演計劃”為例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不論是BBC等公共電視台，還是DISCOVERY這樣的商業性頻道，它們對於（低成本的人文寫實）紀錄片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好看”，追求普通人故事中的戲劇性和“可視性”。紀錄片必須面向大眾而不是精英，因此要用娛樂的方式，即使是復雜的內容，也要用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表現。把故事講得盡量有趣、大眾化，讓更多人能夠接受。而這些恰恰是中國獨立紀錄片傳統最缺乏甚至是刻意回避的東西。為了配合國外電視機構對於節目的需要，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者開始漸漸學習和接受這種觀念。

 比如段錦川的《拎起大舌頭》拍攝了一個東北村莊的基層民選，蔣樾的《幸福生活》講述的是鄭州鐵路局兩名職工的生活，康健寧的《當兵》記錄了一個新兵參軍並軍訓的過程，李紅的《和自己跳舞》則講述了一群在公共場所跳舞的人們的故事。在剪輯這些片子的過程中，BBC的編輯始終向他們提出的是將故事講得“好看”的要求。

 再看DISCOVERY在中國的“新銳導演計劃”，2004年的6個選題為：拓跋周的《業余“聯合國軍”》，關於京滬兩地的“軍品迷”及其“軍品文化”；朱春光的《街頭卓別林》，武漢著名的美食街吉慶街上的街頭藝人們的生活（據稱在此出沒賣藝的藝人超過360人）；胡婷婷的《老北京叫賣》，跟蹤記錄了北京兩個著名的叫賣大王武爺和臧鴻的生活；萬瑪才旦的《末代防雹師》，一位藏族防雹師一心想把自己驅雹求雨的本領傳給兒子，並與獨生子發生沖突；趙良的《孔府菜傳奇》，孔府菜的第十二代傳人趙培芳、彭文瑜的傳奇故事；吳皓的《瓷都DV風》，景德鎮的文化站站長周元強帶領農民自編自演電影的故事。

 2005年的6個選題包括：崔宏新、馬勇的《老孫的怪車王國》，山東德州一位農民不僅玩拼裝車，還舉辦國際邀請賽的故事；崔明明、呂朝一的《大辮兒》，一群東北中年婦女組成舞蹈團的故事；施秋榮的《北京盒子》，講述2008年奧運會前夕，老北京人學外語的故事；龍渺淵、張英傑將在內蒙古等地拍攝的《母語吉祥》；劉禮昌將在山東鮑店拍攝的《礦工攝影者》，講述礦工攝影發燒友的故事；許俊在北京拍攝《798故事》，講述一個前軍工廠怎麽變成藝術村然後又逐漸衰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