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採訪過兩位在原子彈爆炸之後從廣島來到東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條腿殘廢的小個子。他和同樣受到原子彈災害的朋友們一道，在東京的一個教會學校的附屬機構中做工，縫製向美國出口的服裝。他是一位文靜而沉著的青年，我從他那恬靜的眼神中只發現了已被戰勝和馴服了的不安。儘管他不善言辭，還是熱情地向我傾訴了他和他的夥伴，對於白血病和婚後種種問題的擔心。

另一個青年是一位渾身散發著粗獷氣息的體力勞動者。他曾在京都有過未婚妻。當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白血球數量已經增大時（那是為履行結婚手續而進行的血液檢查），便不辭而別，默默地離開未婚妻來到東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東京港周圍倉庫前的露天工地上為包裝箱打釘。那正是盛夏季節，青年每勞動三天後，便買下大量的維生素和造血劑，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藥物的海洋裡，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體力勞動換來的藥物，手臂皮膚變色，甚至變得同賽璐珞一樣僵硬。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這第四天，像死人一樣躺上一整天，便會同那三天身體的過度疲勞相抵消。他只是認為這一天可以在藥物的支撐下得到休息，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某種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於這一目的，他實際上要在損害自己身體的情況下，足足從事三天的重體力勞動。我們不能說他是愚蠢的。這位青年是在利用這一並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內心的不安進行抗爭。據說，這位青年不久便辭去了碼頭倉庫的工作，當上了長途卡車的司機。他可能更加瘋狂地折磨自己的肉體，去尋求那可以稍許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將這兩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滿危機的生活所導致的後果加以比較，它們的區別就在於前者不孤獨，而後者只能如同一隻離群的狼。我時常懷著悔恨的心情想起，當初我未能請求那位沉穩的青年製衣工人將這一狂熱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們的集體中去。但是，無論是我，還是那位釘包裝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製衣工人也為他自己和他同伴們的問題而自顧不暇。

對於是否是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區別地以全部廣島青年為對象，進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綜合調查，從中發現他們擁有的某種共性。如果擴而大之，則由《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就必須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廣島為中心，在全體日本人中發現他們具有的共性。這在原理上難道不是一致的嗎？

為了理解重籐文夫博士在戰後２０年中所擁有的威望，必須特別注意到他始終在堅持經營原子病醫院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然而，即便對此姑且不論，僅僅通過以上的幾個小故事，許多真實的人們的形象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們敢於正視廣島的現實，既不過分絕望，也不抱有幻想。我願將具有這一形象的人們稱之為正統的人。２０年來廣島的情況始終是嚴酷的，即使有數以百計的正統的群體，也不足以與之相對抗。但是，儘管如此，真正敢於同這一毫無勝利希望、最為險惡的現實相抗爭的，仍然只是這些正統的人們。我認為重籐文夫博士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典型。

關於中國的核試驗，它被視為革命之後，中國堅持自力更生路線所取得的最大發展成果；核彈被視為充滿新的自豪感的中國人民族主義的象徵。我也贊成這種分析和理論。但同時，我認為應該以讓廣島繼續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義，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現在與將來擁有核武器的一切國家提出作為否定象徵的、對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態度。換言之，就是亟需確立一種在原子彈爆炸２０年後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態度。而廣島的那些正統的人們，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義積極像征的具體形象。

□ 作者：大江健三郎

廣島札記

七、廣島巡禮

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開始寫這部《札記》以來，為時最短的一次廣島之行。在廣島只不過停留了幾個小時，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廣島之行一樣，再一次體驗到不禁使自己對人類的悲慘與尊嚴進行深思，這是每一次廣島之行的一貫感受。我撰寫這部《札記》的目的就在於記錄下我每次旅行歸來後所進行的反思。

當我到達廣島之後，立即從原子病醫院院長重籐先生處得知一個最新記錄。一位原子彈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們如果不是身在廣島，便有可能忘卻廣島的具體慘狀。坦率地說，在原子彈爆炸２０年後的今天，做到這一點並不十分困難。而在廣島，這種悲慘的局面仍然作為現實的問題而持續著。原子病醫院的存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重籐院長是抱著一種多麼陰鬱而苦澀的心情為這位年輕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這死者只不過是在不斷流淌的悲慘長河中溺死的一個而已。

這位青年在四歲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轟炸。我們曾看到過原子彈在廣島爆炸那一天負傷的無數孩子的照片。創辦雜誌《廣島之河》、身為廣島母親的小西信子，她將這些負傷的孩子們稱之為"腐爛菩薩"，實際上她可能是不想讓為數如此眾多的身負重傷的孩子們的照片多次出現在我們的歷史上。那些帶著出奇平靜表情的孩子們，其中大半在拍過照片後的幾天之內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倖存下來的一個孩子，當他在成長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卻發現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醫院的病床上迎來了二十歲的生日。

我曾多次舉過這個例子。治療白血病的醫生在早期階段，可以暫時控制白血球數量的激增，為白血病人贏得一個所謂的"暑假"。在原子病醫院醫生們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幾個月，經過２０年默默無聞的艱苦奮鬥之後，這一"假期"延長到兩年。當它能夠延至數十年時，人類將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這一血癌仍然遠比人類更占壓倒優勢。當兩年的"假期"過後，這位青年將不得不再次面臨死亡，那時，死神絕不會放過他。如果一個持悲觀態度的人將這一"假期"稱之為緩期執行的期限，恐怕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這位青年卻沒有將這兩年視為緩刑的期限。他毅然決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樣生活，成為社會的一員。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為了這位青年，隱瞞了他的病歷，為他尋找工作。這些醫生們的行為並非是欺騙。如果說出真情，誰還會僱用一個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醫生們只不過是膽戰心驚地採用了小小的騙術，他們不是既無所作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個印刷廠裡找到了工作，夥伴們都喜歡他，他是一名好職員。

青年死後，一位有身份的人來到原子病醫院，據說他曾質問醫院：這兩年間為什麼不讓這位青年休養，而讓他去勞動？這位有身份的人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就是他無法理解一個事實：當一個青年人為了真正有意義地度過他生命中最後的兩年時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機轟鳴的地方和夥伴們一起勞動。因為，所謂有身份的人，就意味著那是一群慣於無所事事而虛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圖在這兩年裡活得充實，他是一名勞動能手；他在工作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會生活的全部任務。青年曾同一個女孩相愛並訂婚，這件事足以說明他是何等地熱愛生活，力爭活在既非偽造，又非虛構的真正的現實生活中。他的戀人是一位年僅２０歲在樂器店工作的女孩。

還有一段插曲足以說明這位青年曾怎樣度過那一段真正的社會生活。雜誌《生命》的記者為了寫一篇題為《光明的廣島》的報道，來到廣島採訪。重籐博士向他介紹了這位青年，記者十分滿意。或許因為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廣島的象徵。

然而，兩年過後，充實的"假期"結束了。頑固的噁心和嘔吐折磨著他，於是，再次住院，所有的關節都劇痛難忍。劇烈的嘔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難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盡這一切折磨之後死去了。

一星期之後，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醫院來了，她是來向治療和護理過青年的醫生和護士們致謝的。她帶來了禮物：一對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種經常擺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陳列櫃中的陳設品。這頗符合她那在樂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份。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平靜而安詳地道謝之後便離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她服安眠藥自盡了。我望著那一對陳設品，一隻擁有兩支大角的健壯的公鹿和一隻可愛的母鹿，不禁黯然神傷，默默無語。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轟炸時，他只有４歲，他不僅不應對戰爭負責，甚至連那一完全是蠻不講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彈襲擊也都無法理解。就是這個幼兒在２０年之後，以他自己的肉體為國家承擔了責任。也許他儘管是一個幼兒，只要他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就不得不被捲入到這個國家最壞的選擇中去。難道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竟然是如此悲慘！

但是，自殺的未婚妻，年僅２０歲，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年齡，正是戰後出生的孩子。儘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彈受害青年休戚相關，在青年死後，她履行了她所能盡到的對青年的全部責任。國家未能對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個國家也無法填滿青年絕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個純屬戰後一代的女孩，卻以她追隨青年而自殺的行動充填了這一黑暗的凹坑。這位２０歲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擇的壯烈行動，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輕女孩為救助一個被推入絕望深淵的青年而做出的絕望的選擇。

她使一種價值顛倒過來了。她以一個成為犧牲品的柔弱姿態，給予國家所進行的卑鄙的欺騙，而實際上是給予一切國家的欺騙和倖存者所進行的欺騙，以致命的打擊。然後，她和戀人攜手並肩，共同向著以他們獨自的威嚴所裝點的死亡之國走去。那是一個絕不容許他人介入的孤獨而莊嚴的死亡之國，是一個在絕對個人意義上的僅屬於兩個人的死亡之國，它絕不容許導致他的戀人在幼兒時期就遭到意外襲擊的國家的陰影介入。無論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奮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還是女孩那堅決拒絕在未婚夫死後繼續活在世上而自殺死去的決心，都是堅不可摧的，他們不會接受騙人的國家和騙人的生者。面對著那一對陶器製成的健壯的公鹿和可愛的母鹿，人們只能感到無限的空虛和悲哀。２０歲的女孩給人們留下了穩重溫柔的印象，自殺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個人對死於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這絲毫不存在自我犧牲之類的含義，只是出於起決定作用的強烈的愛。而這種強烈的愛還可以置換為另一種感情，那就是對我們這些倖存者和我們政治的強烈的恨。而她卻沒有控訴，只是默默地死去。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對我們做出了最為寬大的從輕處罰。而對於我們來說，卻沒有任何值得原諒的，可能只是由於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具有溫順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訴對我們的憎恨。

關於這對戀人的死，我有一種推測。雖然它不外是一種設想，但我卻相信事實就是如此。當青年以兩年的"暑假"為期而就業時，恐怕他不會認為自己痊癒而開始工作了。無論醫生在說著多麼誠實的謊言，也無論怎樣對病歷保密，我想他都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卻敢於在白血病再次俘獲自己之前去踏踏實實地從事勞動。

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瞭解真相的情況下，同這位青年開始戀愛並訂婚的。否則，一對２４歲和２０歲的青年訂婚豈不是為時尚早嗎？他們可能已經預見到死亡的時刻即將來臨，所以才很快訂婚的。

當死神終於降臨到青年頭上時，女孩或許是早有準備地安祥地選擇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對未婚夫的死，由於過度悲痛而決心隨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絕望的深淵，除了死亡之外別無選擇而自殺的。恐怕從她愛上這位青年的那一天開始，便已在注視著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與青年休戚相關，她將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運之中，但這將是一種最為徹底的命運抉擇。

眾所周知，當年為了報告廣島上空的氣象情況，觀測機曾先於攜帶原子彈的飛機飛往廣島。機長是陸軍少校伊薩利。１２年後，他因襲擊了得克薩斯州的兩家郵局而被捕。後來以精神錯亂為由被判無罪。而經美國復員局的精神病醫生證實，他的精神錯亂是來自於對廣島的負罪感。

當伊薩利這個美國人襲擊郵局時，陪審員們，也就是普通的人都無法認定他有罪，他們曾猶豫不決。這一事實說明，就整個人類而言，廣島是他們產生共同負罪感的根源。

如果，這裡出現一個極其殘暴的殺人犯，而導致他犯罪的根源則是因廣島被炸而產生的絕望感。我們又有誰會有正視這一罪犯的勇氣呢？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卻未曾出現過最能引起我們負罪感的罪犯。對此，我們不能只稱之為僥倖。這種僥倖，只有廣島人或者只剩下絕望的人們，以他們那驚人的自制力帶給我們的，我們當永誌不忘。

如果那位死於白血病，沉著而穩健的青年，沒有利用兩年"假期"去勤奮地工作，而是成為一個罪犯，這即便是設想，也足以使我們平靜的心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實際上，青年卻克制著自己送走每一個工作日，並且得到了一個對他一往情深的戀人，甚至當他死後立即自殺，隨他而去。我們不應忘記，這完全是一個超出常識的人間罕見的結局，甚至可以說它是離奇的。

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們成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墮落，也只能認為這是人類的正常舉動。因為他們是面臨著最為深重、最為痛苦的絕望的人們。但是，他們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著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然後默默地選擇了威嚴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他們憑藉著廣島市民的自我恢復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慘狀態之中的人類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彈帶來的災難於不顧的。但是，我認為還必須牢記的是，就廣義而言，我們人類也是憑藉著這些儘管絕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彈受害者們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們的良心獲得安寧。

當然，只要我們對於來自廣島的消息不是充耳不聞，我們的良心就永遠不會安寧。在這次旅行歸來後，我必須將兩件耳聞目睹的事記錄下來。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讀賣新聞》晚刊的專欄文章。"'給大家添麻煩了，我將按著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廣島的一個１９歲的女孩留下這樣一封遺書自殺了。１９年前當她還在母親體內時便遭到了原子彈的襲擊。母親在原子彈爆炸３年後死去，這個女孩因患原子病，從幼年起，肝臟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親死後父親也離家出走。現在她同７５歲的祖母、２２歲的姐姐和１６歲的妹妹，４個弱女子在艱難度日。姐妹３人中學畢業之後，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參加工作。這位女孩儘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特別手冊，但卻無暇從容住院接受治療。雖然國家在治療方面採取了對策，但生活卻不允許她安下心來接受精心治療。這恐怕也是原子彈受害者對策的一個漏洞吧！貧病交加的年輕生命深感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便決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後包含著多少無以言狀的東西……"

另一個是來自築豐煤礦的消息。築豐在日本消費生活繁榮的時代，是一個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地方。這裡住著許多似乎是被廣島趕出來的移民，其中可能還有一些女性，由於原子彈爆炸失去家人，因而從事著社會最底層的職業。在這裡，為了編寫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無論怎樣有效地開展全國性調查，總有幾名廣島女性躲藏起來，不肯透露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