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僧人義凈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則記載：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缽底、臨邑（林邑）諸國，“並悉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杜佑《通典》亦謂丹丹國，“其大臣八人，號日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其實，唐時東南亞一帶堪稱佛教文化傳播重地的應屬佛逝（即室利佛逝），不僅著名僧人義凈一度於取經途中在此“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回程時並存經“三藏五十余萬頌”，其弟子貞固等4人，後也“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暫通”。此外，王圻《續文獻通考》卷236記載明代的彭亨，“俗尚怪，常刻木香為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佛教似也開始為當地人所信仰。另據汪大淵《島夷誌略》，“（彭亨）風俗與丁家盧小異”，或許至明代，馬來半島東海岸一帶亦開始有佛教傳播。

中國佛教僧侶沿海路或隨商船赴印度“求法”者，首先應提到晉代法顯。法顯於隆安三年（399年）由長安出發，取陸路，在外15年，回程搭商船，走海路，途中所經耶婆提國，據說就在東馬砂拉越境內，或蘇門答臘。法顯《佛國記》提到該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但亦足以呈顯印度文化之影響。

唐代中國佛教一度掀起過“西域求法”熱潮，有取陸路者，如著名玄奘法師；亦有取海路者，義凈堪當首推。義凈，本姓張，字文明，範陽人，“年十有五，便萌其誌，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咸亨二年（671年）得如願西遊，“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義凈回國後譯經之余，還以其所經所聞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2卷），前者提到了海路紀程，後者則記載了這一條路上奔走的其他僧侶：益州成都人義朗律師及隨行之智岸（在郎迦戌國遇疾而亡）與義玄（義朗之弟）、洛陽人義輝論師（亦在郎迦戌國因疾而亡）、荊州江陵人道琳法師、荊州人法振禪師（途中遇疾而殞）及同行之同州人乘悟禪師和梁州人乘如律師以及義凈弟子貞固4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僧侶的旅程中，一個重要的中轉地為南海羯荼國，在馬來半島吉打州境內無疑，據說該國此時已在佛教國室利佛逝的影響之下。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中國與東南亞自古以來的確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毫無疑問，中國所具有的亞洲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的地位，在歷史上曾較為成功地吸引了東南亞各國與之建立並保持聯系，這些聯系轉而又具體化為朝貢使團的派遣、海洋貿易的開發以及中國僧侶的海外求法。這些活動本身，不僅有包括國家力量在內的具體的推動者——國王、官員、使者、商人，還形成了相當的歷史規模，並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尤其是航海技術的進步，有愈來愈發展的趨勢。

而換一個角度看，這些活動本身就是人口的流動和交流，而且是以一種跨地域性質的、大規模的方式進行的，這樣，盡管歷史的記載不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想到，近代以前，在這種大背景下，必定有一些到過東南亞的華人因某種原因而留居下來，不復思歸。宋朝朱《萍洲可談》就講到，凡北人赴海外而歲不歸者，被叫做“住蕃”，這些“住蕃”即使“十年不歸”的也大有人在。實際上，我們知道，在宋代的中國，已有許多外國商人——“蕃客”留居下來，其所聚居地區被稱做“蕃坊”，並有“土生”、“五世”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