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屈的人們

在這個人類的世界上，運用所謂善惡二元論進行思維的人，或許已為數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彈受害者的意識宇宙裡，突然顯現出那個夏日的景象——絕對的惡，而同時出現的應該還會有從那時起，與惡進行頑強抗爭，力圖在這個世界上恢復人類平衡的善。當原子彈爆炸的瞬間，它便成為人類的惡的意志的象徵；成為殘暴的罪惡之神和最為現代化的瘟疫。企圖對為了盡快結束戰爭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彈做出善意解釋的任何嘗試，恐怕連求得參加進攻的士兵們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為包括聯合國軍和日本軍在內，姑且不論攻守雙方的得失，原子彈赤裸裸地暴露了戰爭本身惡的絕對值。然而，其間，在被徹底毀滅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卻在開始化為行動。其中有的是負傷的原子彈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為了救助負傷者，醫生們從毫無體驗的情況出發所做出的努力。廣島的人們從那一個早晨開始的活動的價值，就在於他們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彈出現人類科學進步的總和相對抗。如果確信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人類的和諧和人類的秩序，那麼，廣島的醫生們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彈本身深重的罪惡相匹敵。

而我關於人類力量的信賴或人道主義懷有一個惡夢，一個關於人類力量信賴的某種特殊類型的惡夢。對於這一類型的人道主義（而且只能是人道主義），我既懷著深深的厭惡感，又不禁時時刻刻在思索。

我懷疑當向廣島投下原子彈時，決定這次作戰的美國一夥知識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閃現出"對於人類力量的信賴或人道主義"，如果將這一散發著絕對毀滅氣息的炸彈投向廣島，那裡便會出現一個就科學而言可以預料到的地獄。然而，它將不會是一座甚至將人類文明歷史的全部價值一舉毀滅的最壞的地獄；不是使所有的人類只要想到那座地獄的情景，便產生無限厭惡，甚至不想作為人而繼續生存下去，再無可能恢復的最壞的地獄。同時，也不是使前總統杜魯門在其一生中，每當想起時便無法入眠，無可挽救沒有出口的最壞的地獄。因為，在投下原子彈的土地上，在廣島，還有為了使這座地獄變成人間的地獄而鬥爭的人們。我懷疑這群美國知識分子基於上述考慮，也就是他們相信即將親手投入地獄的敵人所具有的人類力量，在確信如此荒謬的人道主義的基礎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彈的最後決斷的。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投下原子彈的地點不是廣島，而是剛果的利奧波德維爾。那裡在剎那間造成大量死亡之後，被徹底拋棄的負傷者將接連死去，隨後是瘟疫的大流行，鼠疫也會再次肆虐。在那裡，所有的人將不容有任何猶豫和保留，出現一片所有生命徹底滅絕的荒野，連為死者收屍的人也蕩然無存。當二次放射能消失之後，勝利者的調查團將會踏上這片土地，並將品嚐到人類所能品嚐到的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噁心，甚至會有些人再也無法保持理智。一個城市整個化為納粹集中營的毒氣室。那裡所有的人全部死去，找不出絲毫人類希望的跡象。這一設想，對於無論怎樣堅強的人都將帶來強烈的震撼。只要不是偏執狂式的奴隸殺戮者的後裔，向利奧波德維爾投下原子彈的決定，就將無限延期。

然而，只要是向廣島投下原子彈，就不會出現上述最糟糕的情況。廣島的人們在遭到徹底毀滅，整個城市化為一個巨大而醜惡的毒氣室之後，他們沒有使製造這場悲劇的人們、投下原子彈的人們，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犯下了何等恐怖的罪行。廣島人在遭到原子彈轟炸後，立即為了親手恢復這座城市而開始戰鬥。這一鬥爭，無疑是為了廣島人自身而做出的努力，但同時，也是為了減輕投下原子彈的人的良心負擔而付出的代價。

這種努力已經持續了２０年，至今也仍然在堅持著。一個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沒有自殺，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而在忍受著無盡無休的痛苦。這一事實說明，她作為受害者的一員，以其微薄的力量，在減輕投下原子彈的人們所遭受的良心譴責。

一個城市的人們決定向另一個人類居住的城市投下原子彈，這完全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它恐怕並非是由於科學家們對於爆炸後的地獄景象缺乏想像力的緣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做出了這項決定。之所以如此，他們事先可能確信在毀滅與恢復二者之間可能會出現諧調。認為那一絕望的破壞性的炸彈即或爆炸，在這塊土地上仍會出現人類善意的努力，並足以同巨大的惡的總量相抗衡，從而使武器威力所導致的後果，從毀滅人類一切的惡魔極限到人類依然能從這裡發現希望的極限之間得到緩和。

這無疑也是對"人力的信賴"；甚至是對人道主義強韌性的依賴精神的體現。這是對即將親手給予致命打擊之敵的"人力的信賴"，是惡狼對於即將被襲擊，從而遭到犧牲的羔羊所擁有的自救能力的信賴。這就是我就人道主義所懷有的最為醜陋的惡夢。然而，我並不認為這僅僅是我的妄想。在地處比治山的原子彈災害調查委員會的患者候診室裡，安靜地等待診察的原子彈受害者們的忍耐力不時地浮上我的心頭，他們的恬淡和控制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美國醫生們內心的負疚感，我想這是千真萬確的。

然而，政治的強者，無論怎樣將人類踢進無底深淵，都會不屑一顧，而認為他們總會設法自救，難道還有比這更為可怖而怪誕的想法嗎？除此之外，難道還會有如此被極端的卑劣所粉飾的人道主義信仰嗎？

我對於聖經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而帶來那場洪水的諸神可能是確信洪水過後，諾亞會重建一個人類世界，而降下了那一場經久不息的滂沱大雨。如果諾亞是個懶漢，或是歇斯底里的絕望者，沒有重建的能力；如果在洪水過後人類世界永遠化為一片曠野，天上諸神將會狼狽不堪。值得慶幸的是諾亞擁有這一能力，洪水才沒有超過諸神的期待大逞淫威，而是在人與神的有序範圍內完成了使命，如同諸神早已確信會以諧調而告終的那樣。然而，即便如此，難道就可以說這些神就不是卑鄙的神嗎？

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正是２０世紀最為慘重的洪水。而廣島人就在洪水到來之際，為了使他們的人類世界獲得再生，便立即開始投入戰鬥了。他們試圖自救，而同時也拯救了給他們帶來原子彈的人們的靈魂。這場洪水目前已呈凍結狀態，但誰又能預知有一天它會解凍，融化成為一場世界性的洪水呢？在２０世紀的地球的時代，正在遭受到諸多國家擁有核武器這一癌症的侵襲，廣島人曾經拯救的靈魂，也就是當今人類靈魂的全部。

廣島的醫生們在洪水之後立即開始的活動，儘管遭到巨大困難的阻撓，仍然十分感人。我這裡有一份調查。那完全是一份可怕的調查。它似乎是使用一種在和平時期市民生活中，由於過分的劇毒而被禁用的危險試劑所進行的徵詢調查。我認為這份徵詢調查是在戰後的日本所進行過的涉及到追究道德責任的最為驚人的調查。它是以通過平靜自若的語氣和散發著事務性氣息的提問方式進行的。然而，在其背後所孕育著的卻不能不說是駭人聽聞的告發。

它是於１９５８年由廣島市醫師會向原子彈受害倖存者的會員們，散發相當於半張日本紙１大小的用紙，要求做出回答的一份調查。答案和寫有"謹向在回答之後不幸死去的人們致哀"字樣的附記，經過整理後編入《廣島原子彈爆炸醫療史》一書之中。書中還印有調查表的凸板圖，字跡十分模糊。經過仔細辨認之後，發現曾提出了下列問題。由於《醫療史》的編者們未曾注意到這些提問的文字究竟包藏著何等可怕的意義，所以我只能用放大鏡去一一辨認那些答案舉例的凸板圖了。

１一張日本紙長２４公分，寬３４公分——譯者。

１．原子彈爆炸時（昭和２０年８月６日８時１５分）您在什麼地方？

正在服兵役

正在外地疏散

在廣島

２．爆炸時，您是否參加了傷員的救護工作？如參加救護，請告知當時工作的地點和時間。

地點

時間

３．您在原子彈爆炸時是否受到傷害（外傷、燒傷、惡性症狀等）？請告知其傷病名稱。

４．請告知除您以外曾參加救護工作的醫生姓名。

換言之，這份調查完全是向所有的廣島醫師會會員進行赤裸裸的逼問，逼問他們在原子彈爆炸時，是否履行了作為醫生的職責。

如果有的醫生雖然遭到轟炸，但沒有受害，並逃離廣島，沒有參加救護工作，那麼，這份調查表將會如同一把利刃一樣刺中他們的心臟。在遭到轟炸後，廣島的醫生們即使喪失了從事救護活動的意志，作為一個人而言，也應該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當他們收到這份證詢調查之後，將永遠不會再擁有安然入睡的夜晚了。儘管如此，當醫生們拿到這份調查表後，還是都做出了認真的回答。現在讓我們試舉其中的幾例，姓名之下括弧內的記載是被轟炸者的住址和同爆炸中心間的距離。

佐竹伸生　已故（富士見町、２１·１公里）

在富士見町二丁目被炸。頭部負外傷，由於近年來擔任非正式醫生，因此，從當日起在被服廠作為救護人員堅持診療工作。９月７日妻子因原子病死去，本人亦從１０日前後出現脫髮、皮下出血、發燒等症狀，由於原子病症狀明顯，被迫放棄急救和救護工作。其後，上述病狀持續約三周左右。

土谷剛治　已故（千田町、１１·５公里）

在千田町一丁目自己家中被炸。本人頭部負輕傷，但因家中有人負傷，故攜帶家屬遷往兵工廠附近的民宅，當即不容分說被帶至兵工廠，在該廠同已故結城英雄醫生一同參加救護工作，直至停戰。其後，疏散至戶板村，在廣島市設在該村公所的救護站工作至１０月前後。

米澤貞二（舟入本町、１·４公里）

在舟入本町被炸。雙手手背、前胸，下肢負傷。從８月６日至８日間在舟入國民學校同古澤秀夫醫生（參加１０天救護工作後，因原子病死去）一起參加救護工作。

國有國民　已故（白島九軒町、１·７公里）

在白島九軒町家中被炸。被壓在倒塌的房屋下，爬出後（房屋財產全部燒燬）去房後的河邊避難，度過一夜。從次日即７日起，身穿血染的襯衣，在神田橋詰的救護站參加了負傷者的救護工作。約４個月後遷往江田島。被炸後，出現全身倦怠、食慾不振、脫髮和嚴重的全身搔癢等症狀。自昭和２３年春開始，全身到處出現紫紅色的皮疹和潰瘍，雖經種種治療，終於在２４年３月因原子病死去（家屬代答）。

從上述為數不多的例證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廣島的醫生們在自身被炸傷的情況下，也仍然立即參加了醫療活動。儘管醫生們本身同他們身邊正在痛苦呻吟的患者同樣，對於這一最為嚴重的病患本質一無所知，並懷著同樣深深的不安。我們從廣島醫師會的前輩松阪義正手記的下述摘錄中，可以想像到被炸後的救護活動究竟是一番何等情景。

"我確實是在九死一生的情況下獲救的。即便倒下去也必須救助負傷的市民，這一信念鞭策著我一動不能動的身體。讓兒子（醫科大學學生）背著我，再次返回東警察署門前，坐在從警察署取來的凳子上，身邊插上太陽旗，在我的三名護士和周圍人們的協助下開始了救護工作（我的家人在被炸逃難時帶出了一個手提箱，其中裝有警護團制服、消防頭盔、表、２千日元、日本式的布襪子和太陽旗。這一切立即派上了用場）。

"雖說是救護，但平時保管的器材全部被燒燬，有的僅僅是警察署存的油和紅藥水而已。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燒傷用油，創傷用紅藥水，為聚來的眾多傷員塗上。田邊署長拿來警察暑的威士忌，給那些昏迷不醒的人灌下。主要是對負傷者給予精神鼓勵，我一面自認為醫生的存在對於傷員的精神而言確實是一種刺激因素，一面焦急地等待著救援班的到來。不拘怎樣，總算將東警察署所保存的油全部塗光了。"

根據《廣島原子彈爆炸醫療史》記載，爆炸當時，在廣島市內有２９８名醫生。他們根據從事防空業務命令書的規定，被禁止向市外疏散。其中也包括牙科醫生、藥劑師、護士、助產士和保健員。他們或許是不得不留在市內的人們。然而，就是這些人在原子彈爆炸後立即顯示出捨己救人的精神。向倖存的醫生們發出徵詢調查表的人們，之所以未曾留意到提問的嚴酷性，正是因為他們是同那些倖存的醫生們共同參加過救護工作的同事，親眼見到了廣島醫生們的獻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