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法庭上的「游擊戰」

質詢的最後一個領域與我們宣稱帕羅拉曾答應西格爾永遠不會傳喚他作為證人出庭有關。在這個問題上的關鍵證人是西格爾和帕羅拉。看來一對一的誠信較量近在眼前。

法庭里的人卻看好帕羅拉，只有西格爾自己和他的律師們心中有數，唯有他們知道西格爾有暗中偷錄的錄音帶。我們已苦思苦冥良久，想找到一種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這點小小秘密的方法。

我們的最高目標是證明帕羅拉曾經具體允諾過，如果西格爾告訴他那些應對胡魯克和哥倫比亞爆炸事件負責的肇事人名字，就不會傳喚他出庭作證。可惜的是這個至關重要的允諾沒有錄音。我們必須讓帕羅拉自己以證人身份承認，他作過這一承諾。

我們計劃好把對帕羅拉的質證分成四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我們先讓帕羅拉以為他和西格爾的談話沒有錄音，他可以無所顧忌地撒謊，因為他知道，與他的證言相矛盾的只有西格爾的證言。我們將誘使他作出回答，這些回答我們知道，而他不知道隨後將被偷錄下來的他自己的話證明是在說謊。

在第二階段，我們將在質詢中逐字照錄一些帕羅拉和西格爾的談話，這樣，給他造成一種印象，即西格爾有可能錄下了他們談話的部分內容，如果不是全部內容的話。在第三個階段，我們的計劃是，繼續給帕羅拉念聽起來像是從一次與胡魯克哥倫比亞爆炸事件有關的談話錄音逐字照錄的抄本。

實際上，我們將念抄本，但不是錄音帶的抄本，而是根據西格爾與帕羅拉談話的追憶粗略整理過的文字。我們希望帕羅拉會以為，我們是照讀錄音帶的抄本，這樣他就不得不承認確實作過如我們讀給他聽的那些承諾。

在最後一個階段，我們將播放錄音，使法庭具體了解哪些言論是錄了音的，哪些是沒有錄音的。我們知道，這個策略會給我們帶來相當大的風險，因為這要求進行質證的那位律師有意使證人、政府和法官產生誤解，至少是在一段時間內產生誤解，以為或至少是覺得我們手中有某些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錄音的談話內容。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去請教了好幾個在司法道德方面的權威人士。

他們認為，雖說這是個危險的問題，我們計劃對帕羅拉做的事並無不妥之處。我們認識到這是在辯護制度容許的邊緣上行走，可自信這個策略在目前情況下是正當的。我決定親自擔任對帕羅拉的交叉質證。

我有兩個理由。

一是我明顯缺乏訟場經驗，這反倒會帶來一些好處在質證的第一階段，很有必要使帕羅拉感到信心百倍。我們策略的關鍵在於使他感到，除了西格爾會提出異議，除了一個訟場生手主持對他不起什麼作用的質證外，他無所畏懼。

第二個理由，如果有人要為質證的哄騙性質而受到譴責的話，那就由我承擔責任，因為我是被告的首席律師，這策略是我想出來的。質證的第一階段以一般的盤問開場，目的是使帕羅拉放心。過了一會兒，我開始問他關於那場談話的問題，那些談話我們都有錄音：

問：你是否告訴過〔西格爾〕，你沒有告訴他他的權利是因為他向你提供的情報永遠不能作為反對他的證據？答：不，先生，我沒有。問：你是否跟他進行過這種談話？答：不，先生，我沒有。

帕羅拉始料不及的是，我們有談話的錄音，而且不止一次談話，我們隨後就會證明這一點。

問：你是否曾向他作出承諾，如果他向你提供蘇聯外貿使團爆炸案的情報，他就永遠不會被公開揭露？答：沒有，先生。

錄音帶將再次揭露帕羅拉曾再三再四地向西格爾保證，如果他提供情報，他就不會被公開揭露。

問：關於你向西格爾先生索取關於向蘇聯外交使團射擊事件的情報，你是否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對他說過，如果他提供那方面的情報，你就永遠不會在任何審判中傳喚他出庭作證，或揭露他的告密者面目？答：西格爾先生自願把這情報告訴我。

當然，錄音帶會不容置疑地顯示，西格爾並不是自願把這情報告訴他的；帕羅拉用了好幾個星期來壓猶豫不決的西格爾，只是在帕羅拉反覆承諾不會暴露他是情報來源的保證后，才得到這個情報。帕羅拉越來越深地陷入我們設下的陷阱里去。

他接二連三地扯謊。他當然知道這些回答都是假的，但他並不認為我們能夠證明這些回答是假的。確實，在一次休庭時，他向珍妮貝克吹噓他對付我的交叉質證是多麼得心應手：那個教授，你的頭兒，在教室上課能行，可他一點不懂怎麼向一個警察質證。第二階段到了帕羅拉得開始覺得，然後就將相信，我們掌握他和西格爾談話的錄音帶。重新開庭后，我朝講台走去，手裡拿著一個錄音記錄抄件夾子。

（這當兒，哈維把幾盒錄音帶放到律師坐的桌子上。由於害怕政府可能會沒收這些帶子，從而弄清這些帶子上究竟錄了些什麼，哈維把真正的錄音帶放在公文箱里，而把一些錄有音樂的帶子放在桌上的盒子里。甚至在討論應放什麼性質的音樂帶也引起了爭議，哈維想放一盒諸神的黃昏，可西格爾堅決反對任何一種瓦格納的樂曲；他們最後達成協議放貝多芬的樂曲。）

我請求法庭准許我在繼續對帕羅拉進行質證時引用他的污言穢語。鮑曼法官莊嚴地回答說，他的一貫做法是，實際上怎麼說的就怎麼引用。這個說法立刻引起法庭里聽眾一片嗤嗤的笑聲。

（我母親也旁聽了這次開庭，她後來痛責我未經她同意就用下流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