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越關於小說的看法與佛家和道家關於存在的看法頗具共同之處，它一方面使人聯想起道家的“有”“無”相生的辯證法；另一方面，它反映了佛教本體論關於世界和存在的虛空性的影響。不同之處是，佛家和道家以形而上的“空”“無”概念描述存在的本質，而黃越則以一系列生動比喻形象地描繪了小說的本體：空中樓閣、海外之山、風雲之態、水中之月和海市蜃樓，這些比喻都形象地說明了小說所表現的世界的悖論性本質：既真又假，或者既不真也不假。華裔小說研究者余國藩對《石頭記》所作的研究中，也曾敏銳地注意到佛教本體與小說本體的相似性特征。 

中國關於小說本體的觀點通過吸收傳統哲學思想最終發展成為了一種類似於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即將小說視為一個由語言構建的世界，該世界借助道家的“有”“無”論和佛家的“緣起論”等本體性理念為自己的存在辯護。謝肇淛（1567-1624）曾說過：“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蔫。”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在關於小說的討論中，中國古代的學者和作家們並不總是直接使用“無”和“有”這種形而上學的概念，而是從小說是生活的形象性敘事這一視角出發，使用與生活更為貼近的形象語言。由於認為小說是一種對生活加以模仿而得以存在的語言形式，所以他們使用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二元性概念，如真與假、實與虛、隱與顯等基於傳統哲學的本體性概念。他們將小說視為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或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更簡單地說，小說的敘事超越了真假之外。

中西小說的認識論基礎

如果說“無中生有”是中國小說的本體論，那麽，其認識論基礎是什麽呢？在歷代小說評點中，有一個似非而是的悖論，即小說是“真實的謊言”。這一觀點剛好與幾年前出版的一部研究世界小說的論集的主旨不謀而合，該書的標題就是：《普世的真實謊言——全球化語境下的小說性質》。蔡元放在評點幾部古典小說時說：“《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國誌》，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內。”蔡氏顯然是推崇小說的真實性，但他的批評卻道出了小說的悖論之處，即“近實而做造”。

對此悖論，陶家鶴有更為詳盡的發揮，且直接將小說說成“謊言”：“世之讀說部者，動曰‘謊耳，謊耳’。彼所謂謊者固謊矣。彼所謂真者，果能盡書而讀之否？……夫文之於謊到家，雖謊亦不可不讀矣。願善讀說部者，宜急去《水滸》《金瓶梅》《綠野仙蹤》三書讀之。彼皆謊到家之文字也。”陶氏的觀點不僅承認小說是“真實的謊言”，而且鼓勵讀小說者把“謊言”當“真實”來看，這點出了小說的認識論基礎，即“以假為真”。葉晝也曾發表類似的小說認識論。他在對《水滸傳》的評論中寫道：“《水滸傳》事跡都是假的，說起來卻似逼真，所以為妙。”從這一認識論視角去看待小說，中國傳統的小說評點觀察到了小說的一系列二元悖論：有與無、實與虛、真與假、通俗與高雅、奇幻與平常、謹慎與大膽等，如果我們從西方關於小說研究的認識論出發嘗試去理解這些二元對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小說評點關於小說認識論性質的高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