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車有兩個高高的木輪和兩個長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師傅們走街串巷時推的車。整整一個夏季，他們會輾轉於各地。送麵包的人只要離開推車一步，就會一瘸一拐的。理髮師說，他的一條腿是木頭做的假肢，是用鏟柄釘在一起而成的。我羨慕這個送麵包的，他雖然少了一條腿，卻有許多麵包。理髮師也目送著麵包車，他只體會半饑餓的狀態，說不定間或還會跟送麵包的人做點交易。就連腹中飽足的圖爾·普里庫利奇也會目送著他，也許是在監視他，也許只是漫不經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但總覺得理髮師想轉移圖爾·普里庫利奇對麵包車的注意。不然的話我沒法解釋，怎麽會我剛坐到椅子上，他就說：我們勞動營裏真是魚龍混雜呀，什麽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會暫時一起住上那麽一段時間。

那時我們還在工地上幹活。像“魚龍混雜”、“旅店”、“暫時”這些詞和我們有什麽關係啊？理髮師並不是勞動營負責人一夥的，但卻享有特權。他可以在理髮室裏住和睡。我們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腦子裏已經連一個笑話都沒有了。白天，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也沒法獨享理髮室，我們都在那裏出出進進。不管有多麽慘不忍睹，他都要給我們理髮剃鬚。有些男人照鏡子時哭了。月復一月，他看著我們進出他的門，變得越來越形容枯槁。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誰還會再來，雖然已經瘦得一半是蠟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誰再也不會來了，因為幹活太累了，思鄉成疾，或是已經死了。我可不願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隊和那該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為我們的憔悴所包圍，但卻沒有徹頭徹尾地被水泥所欺騙。他必須要安慰我們，我們也在充分利用他，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因為我們餓壞了，思鄉成疾，脫離了時間，也脫離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關係。應該說，這世界不再和我們有任何關係。

當時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吼道，我跟你不一樣，我沒有什麽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後我踹了凳子一腳，差點踹翻了。我接著說：您在這裏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奧你坐下，他說，我想我們是以“你”相稱的。你弄錯了，老板的名字叫圖爾·普里庫利奇。圖爾從嘴裏伸出粉紅的舌頭，點點頭的他傻透了，還覺得自己是受了恭維，對著鏡子梳梳頭髮，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後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邊，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著就走了。圖爾·普里庫利奇到外面之後，奧斯瓦爾德·恩耶特說：看到了嗎，他才是老板管著我們，不是我。你還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時候你可以一聲不吭，我卻得跟每個人都說點什麽。你該感到高興才是，你還知道旅店是什麽。對大部分人來說，他們所熟知的一切早就變了樣了。是啊，一切都變了，除了勞動營，我說。

那天我再也沒有坐回去，固執地走開了。那時我還不願意承認，我其實和圖爾·普里庫利奇一樣虛榮。恩耶特跟我講和的態度其實沒有必要，卻讓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堅決，鬍子都可以不剃。臉上的鬍子茬兒讓水泥變得更加無法忍受。四天以後我又去了他那兒，坐在凳子上，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工地的活兒把我累壞了，他那句關於旅店的話我都無所謂了。理髮師也沒再提這事兒。

幾星期之後，有一次，送麵包的人把空車拉出勞動營大門時，我又想起了“旅店”這個詞。我突然喜歡起它來，並不厭其煩地用著。我剛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犢一樣緩步踱過清晨的空氣。工棚裏還睡著三個人。我那樣髒兮兮地躺到床上對自己說：在這裏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鑰匙。沒有服務臺，開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樣。我的工棚和箱子總是對外開放的。值錢的東西是鹽和糖。枕頭下面是乾了的、從我牙縫裏省下來的麵包。它太寶貴了，自己都會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隻牛犢，每次回到旅店房間時，牛犢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頭下的麵包還在不在。

這半個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我是瑞典的一隻牛犢，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後，腦子裏就在轉悠旅店的事。有時我禁不住偷偷樂，有時這旅店會自己、確切地說是在我心裏可怕地轟然坍塌，淚水直湧上來。我想要?作起來，但我已經不認識自己了。這該死的詞“旅店”!整整五年我們都緊緊挨著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