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初，商聯會舉辦《一個大馬經濟大會》，讓官方與企業代表能面對面探討，怎樣借助創新經濟模式，建立高收入的大馬。有何成果，大家且拭目以待。有一點倒叫人充滿想像：到了2020年，我們的國民年均收入，將翻一倍達到一萬五千美元。

兩天的論壇，許多演講嘉賓都善意的提醒我們，這錢可不好賺，需要“創造力”。麻煩的是，創造力不是走進超市就能買到的東西；它是“人才”特有的資產。

有人憂心忡忡的說，馬來西亞要在十年內跳出中等收入的泥沼，加入先進國，那來這麼多的創意人才？就算即日起廢寢忘食去栽培，恐怕也來不及了，還是到國外去招募吧。據聞，在國外工作的大馬人才幾近八十萬；論國際人才流動，馬來西亞嚴重鬧“出超”。這麽一個國度要引進外國人才，我們本身的創造力首先受到考驗。

創造力得之不易；人才又豈是隨處可尋，隨意可得？


天才個人與平庸大眾


像許多企管人一樣，我對創造力的認識，最早來自奧斯本的《腦力激蕩法》；迪波諾的《水平線思考法》；布贊的《思維導圖》；荷西西瓦的《西瓦心靈術》；葛瑞德和班德勒的《神經語言學》；多湖輝的《自我暗示》和杜拉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等書，伴我走過整個1980年代。

大眾讀物看多了，似乎懂得了怎樣開發創造力，我卻一直沒真正去思考，究竟甚麼是創造力。1990年代，接觸佛洛依德、榮格、佛洛姆、吉爾福特、馬斯羅、托蘭斯、羅洛梅、迦納德、契謝米亥等心理學家的理論，才從嚴肅的學術途徑去看待這問題。不過，也僅限於個體創造力而已。

創意最終出自個人的腦子，最典型的例子常常提到，某某人在剃著胡子時，突然靈光一閃，得到價值百萬的點子。創意人當然需要獨處，需要冷靜思考。可是，在工作環境裏，總也有大大小小的問題要解決，有的還需要開開會、動動腦筋，總不成大夥兒都邊剃胡子邊想事。


何況，有的人剃了一輩子鬍子，哪怕是值一毛錢的點子，也不曾想過。還有好大部分的工作夥伴，又是沒胡子可剃的女同胞。

有些學者於是覺得，與其挖掘“天才個人”與“平庸大眾”之間的不同，不如換一個角度，看看怎麼樣的社會境況，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如何互動，可能使到我們的想法跳出框框、另炫玄機。

這想法其實很民主，因為我沒創意，不應該全怪我一個人，或我爸爸媽媽；社會也有一部分的責任 。


藝術天分那兒去了？


雅瑪貝兒（Teresa Amabile）上幼兒園時，老師稱贊她很有藝術天分。可是，一進小學，她就對畫畫失去了興趣。因為在那每星期五下午的美術課上，老師只是派下縮小復印的名畫，要她們跟著模擬，然後用標準的八彩蠟筆上色。有一次，她模仿一張達文西的作品，心理覺得很別扭，老覺得自己怎麼畫都畫錯了。所謂的“藝術天分”，不知道飛去那兒。後來，她慢慢理解到，是課程中的種種限制，叫她失去了勁。

1983年，雅瑪貝兒提出《創造力社會心理學》，成為哈佛大學的名教授。在研究個人因素與創造力的關系時，她發現，一個人的“內在激勵”（Intrinsic Motivation）程度，和他的創造力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忘我地投入，努力就為了努力本身，不為旁事；創作本身便是酬賞，不需要其他回報的時候，他們更可能揮灑自己的創造才幹。


然而，想起小時候學畫的不快，她不能不重新考量，究竟又是甚麼，在影響著一個人的深層動機。挖掘下去，她探測到外在的評估、酬賞、選擇、支援、典範、激勵趨向等等社會因素，都與一個人的自我激勵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想像，某位富有創意的旅遊業者，熱忱異常地構想新的觀光路線、體驗配套，可是，卻處處受到監控單位的諸多刁難，他能興奮多久？或者，周遭的人總是半嘲諷、半勸告地對他嘮叨，“別傻啦，這樣的事假如行得通，別人老早就做了，還輪得到你嗎？”轉個身，他的上司卻將這點子換個包裝，改個名堂，拿到老板那兒去獻寶邀功。他豈能不感到挫折，懶得再動腦筋？

里察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把有才情的男女，歸類成特別的族群，取名“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習慣了引進廉價外勞和零團費遊客的官僚，面對這特殊的社群，需要重頭學習何謂創造力；何謂創造型社會，才夠條件和他們面對面開始交流。（2010年2月17日 《南洋商报》經濟版專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