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斯蒂格勒：解放心靈無産階級（5）

應該説，這是斯蒂格勒這一課程研討中最重要的斷言之一。此處的利用主體並非人，而是資本，它利用網絡化的無所不在的遠程行動和遠程作用對象，一是使原來在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生産去地域化了。也就是説，一個生産過程可以分解爲多空間運行，比如資本跨國集團的創意中心通常在本國，而生産對象化的流水線可以在其他勞動力和資源廉價的落後地區，這使資本與勞動的僱傭關係變得具有彈性和更廣闊的可能時空。

二是這種遠程互聯也必然創造了巨大的遠程覆蓋的無形市場，無數剁手族只要坐在電腦前或手持智能手機就能買賣一切。

三是遠程操控的電子金融市場也被創造出來，它不斷光速生成着一種非人爲的“自動決策”。

四是這種自動産生的控制開始是大衆傳媒支配，而現在則是由人之外的數據經濟決定的。這就必然生成一種新的社會存在狀態：系統性愚昧。

數字化第三持存與系統化愚昧顯然，這里系統性愚昧是指整個社會失去了人與人真正的協商和交流基礎上的主體性決策，現在網絡遠程存在的本質已經轉換爲客體性的數據分析，這將導致社會主體創造性和選擇性功能上的無知性的系統愚昧。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全面的心靈麻木。首先，網絡生存中的系統化愚昧。也是在這個複雜的場境中，斯蒂格勒得出的第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數字化自動裝置已經成功繞過心靈的協商功能，系統性愚昧已經在消費者和投機商之間由驅力功能性地建構起來”[21]。

我們面對外部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消費者與商家的溝通，現在無一不是由自動裝置建構起來的屏幕點擊完成的。能夠自己獨立去觀察、選擇和反省的我思被根本廢除了，這也意味着主體本身的徹底廢除。面對創造性的認知能力的系統失效，愚昧和麻木是系統地發生的。斯蒂格勒説，“最近幾年，尤其是2008年之後，普遍性的麻木狀態好像已經伴隨這種系統性愚昧、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而出現了”[22]。

他甚至給出了造成這種麻木的直接根源。這種正在産生的麻木是由最近的一系列的科技休克引起的，這種科技休克出現於1993年的數字化轉變，即利用網絡，不僅僅是因特網的數字化轉變。這些休克的揭露、他們的主要特點和結果的揭露已經帶來一種非常真實的驚人狀態——特別是面對“天啟般的四大騎手”。他們看上去分解了産生於啟蒙的那些工業社會。[23]

依斯蒂格勒的判斷，今天所發生的全球系統性的愚昧和麻木是由一系列的“科技休克”造成的。所謂科技休克，即由最新的科學技術發明所導致的人的社會生活的斷裂。斯蒂格勒不客氣地説，在今天網絡化生存中最著名的美國四大科技和網絡技術公司——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就是造成了科技休克的罪魁禍首。

谷歌是通過無所不能的蒐索引擎，讓人們對知識的直接閱讀和思考的活動完全休克；蘋果的向左一抹改變了開關的實際接觸閉合，三指推開則消除了物理空間距離的遠近；臉書（中國的微信）用虛擬的交往讓人與人的真實關係徹底休克；而亞馬遜則是讓直接文獻的閱讀休克和死亡。這是令人震驚和警醒的説法。其次，系統化愚昧的直接結果就是新型的理論知識的無産階級化。

不同於前述19世紀和20世紀的掏空勞動者技能和生存認知能力的無産階級化，這個第三階段的無産階級化是以整個社會存在的系統化愚昧爲基礎的。超級工業社會建立於數字踪跡的自我-自動生産，並由利用這些踪跡的自動主義所主導，由此超級工業社會正在經歷理論知識的無産階級化，正如通過電視所廣播的模擬踪跡導致生存技能的無産階級化，就像工人身體向機械踪跡的屈服導致技能的無産階級化。[24]這里又再一次回到那個無産階級化的三階段論。不過此處的批判性構境轉換了一個角度，開始向斯蒂格勒自己原來的技術哲學存在論過渡，即第三持存的觀點。

他説，“任何知識的外部化都將帶來這一結果——明顯矛盾的是知識的建構是依賴於知識的外部化（exteriorization）——這樣，數字化的、模擬的和機械的踪跡就是我所説的第三持存”[25]。如果説，這里的第三持存指的是人的存在遺跡在外部物性存在上的保留，那麼，三種無産階級化的具體基礎就分別爲：機器生産中出現的“機械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勞動者的技能；廣播電視技術中出現的“模擬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人們的生存認知能力；而今天的“數字化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整個社會理論認知的能力，所以造成了系統化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