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和交談是敏感性道路上的心智活動。沒有人能夠想像系統的交談。就沉思而言，它不排除任何東西。沉思的優點在於兩個意義上的領會：理解並且吸收最充分的看法。兩種都是智性和內心的活動，因而都充滿最強烈的感覺。實際上，內心獨白和口頭對話都旨在區分這兩種活動的哪些感覺在什麼程度上屬於理念或者意象。這就是文化重塑個性的方式。文化通過提供產生同感的藝術體驗和思想體驗來拓展自我，文化對體驗進行排序。當然，對時間的這種積極利用是以愉悅為目的的；它的衝動是喜愛。過去，人們都知道這一點，amateur和dilettante那時所表示的是“愛好者”和“愉悅尋求者”這兩個原始意義。人們現在已將它們變為輕蔑的術語，表示經驗不夠的人和一知半解的人。然而，修養中的喜愛衝動超越自私的愉悅。它形成兩種交流——通過發現談話中類似的精神與生者的交流，通過對偉大的崇尚與死者的交流。如今的傾向不利於進行這兩種交流。談話被職業用語的潛在危險損害，那樣的用語沒有被思想修復的真實性。

由於偉大性被普遍視為一種虛構神話，崇尚因而被指責為非批判的。這個反英雄時代認為，人們沒有理由佩服任何東西或者任何人物。然而，這一點卻沒有得以解釋：在缺失這種情感的情況下，如何證明關於藝術和藝術家的小題大做的行為是有道理的？毫無疑問，新舊作品氾濫，需要記憶的東西——名字、趨勢、流派、學說——大量增加，這種做法將一切庸俗化，讓這些東西充斥人們的記憶，從而阻礙沉思，使談話無法進行。面對課程奉行的劑量原則，在前面提到的那個都市女郎的美好生活的影響之下，任何追求更忙碌生活的人只有一條逃避道路，就是走向單一領域鑑賞家的專門化。

在那個角色中，他找到讚賞、自尊以及打發閒暇時光的活動。此外，他自己的誠心誠意的鑑賞情趣得到整個學術研究的複雜機構的支持。於是，這個循環完成；大家各得其所。然而，這類協調完整的安排看來並不能給參與者帶來平靜。在這個分析、批評和理論王國中，佔據上風的氛圍是壓抑。悲劇不再淨化心靈，不再使人振奮，喜劇也不再以快樂的方式進行抨擊。音樂不能給人帶來平靜，繪畫和雕塑主要讓人解決問題。我在此所說的並非僅僅是現代作品，因為當下的修正論觀點已將整個歷史納入了視野。

早在100多年以前，尼采就看到了有修養的人所面對的困境，他將這樣的人具體化為哲學家： 巍然聳立的科學取得了巨大進展，與之相伴的是這種可能性：哲學家將會變得厭倦，甚至作為一個學習者也是如此，他將逃避到某個地方，進行專門化；於是，他不再達到他應有的高度——他的超人洞見、他的全面看法以及“逆向思考”。或者說，他達到高度的時間太晚——要么他的成熟思考和力量的最佳狀態已經不復存在，要么他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已經變得粗俗、智窮才盡；於是，他對世界的看法，他對事物的總體評判已經不再重要了。毫無疑問，正是他的理智良心使他不願成為業餘愛好者，成為蜈蚣，成為長著1000根觸角的動物。沒有什麼計劃會永遠存在。

將會出現一代人，他們對“事物的總體評判”將會重新變得重要，他們的理智良心將會驅使他們轉到另外一個方向，通過1000根觸角去感知世界。其原因在於，文化傳承者繼續誕生，追求文化的願望是人天生具有的​​。為了重新獲得尼采筆下哲學家的化身，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尋找與那個划船少年類似的感人角色——當年，他用船載著約翰遜博士和鮑斯韋爾，沿著泰晤士河順流而下，到達格林尼治。一路上，幾個朋友討論了古典文化的巨大影響。鮑斯韋爾認為，人們沒有古典文化也照樣能行。約翰遜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贊同。“例如，”他說，“這個小伙子沒有學問，照樣能夠為我們劃好船，彷彿他可以把奧菲斯的歌曲唱給作為最​​早水手的阿爾戈號上的船員聽。”這時，他停下話頭，問那個划船少年：“為了了解阿爾戈號上的船員，你願意付出什麼呢？”“先生，”少年說，“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

（The Culture We Deserve : A Critique of Disenlightenment [Paperback – May 15, 1989] by Jacques Barzun,1907-2012 [Author], Arthur Krystal[Edito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Twelve essays exploring aspects of literacy and art criticism, retrospective sociology and the effects of relativism on moral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