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張承誌2005 年出版的遊記《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中的同題文章，它並不是一本普通的遊記，它的舉意，“首先是對這個霸權主義橫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則是對一段於第三世界意義重大的歷史的追究、考證和註釋。”（見書之“小引”第3頁）。售價38元，其中有很多張承誌親手繪制拍攝書寫的插圖，印制精美典麗。

　　科爾多瓦，我多想寫上這麼一個題目：科爾多瓦時代。因為惟有它，惟獨說它是一個大時代，沒有一絲誇張。可是此刻看見的，只是普通的一座城市。它只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有古跡，更有高樓大廈，和別處不一樣，但也差不多。鼓動我去描寫的，是讀來的激動消息。從書上，或從考古的遺址。但記錄和殘存的古代，與視野裏的現實風馬牛不相及。就像我們已經尋不見開封還有什麼《清明上河圖》的碎片；就像我們即將看不到古北京甚至喀什噶爾的十九世紀的市街——在科爾多瓦逗留久了以後，我便陷入了懷疑論：究竟什麼是歷史？究竟存在過歷史嗎？歷史就是歷史資料嗎？盡管有遺址：堆砌的殘塊，重彩的拱門。經過實證的勞作，在考據和發掘之後它已被確認

　　——難道它就可以頂替鮮活的歷史嗎？科爾多瓦時代…… 你真的曾經存在嗎？

　　不僅被懷疑攫住不得掙脫，我甚至落水於幻覺的深潭，已是沒頂，還在下沈。

　　順著黃銹斑斑的羅馬石橋，走到盡頭便是老城入口。如橋頭堡一般，這兒也矗立著一座羅馬式的凱旋門。我停下來，背後是瓜達爾基維爾的粼粼細流，前方便是古城科爾多瓦。凱旋門殘破不堪，青色的基座，與石質黃軟的羅馬橋不像是一種石頭。它似乎從遠處運來，但估計也在阿拉伯時期被大加修繕。資料上說，它和La Mezquita（清真寺）並列，是科爾多瓦的裝飾和驕傲之一。

　　冬日的下午，汽車如水不停歇地穿過橋面。這種故意讓公交車通過古橋、使罕見的文物逐日磨損的安排，惹人懷疑當局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個獨行的遊客躲避著汽車，站在凹入的半圓橋欄裏。他眺望瓜達爾基維爾河，沒有與我搭訕。那人披一件黑紅兩色的摩爾袍子，遠遠地形單影只。好像科爾多瓦古跡招人做深省狀；到了這兒，人就突然像中了魔癥，陷入沈思。

　　老城保存著安達盧時代的、密巷如同蛛網的布局——當人們興致盎然地說道科爾多瓦時，沒有誰指的是新市區，所謂科爾多瓦即是老城。和西班牙所有的城市一樣，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有個中心（centro），攢尖的小巷簇抱著一座主教堂。須知，這是能在西班牙排位前五名的一座主教堂，居民們稱它做拉·麥茲基塔，關於它的話後面再說。這兒是全城的絕對中心，密密的巷子如溪流，匯入它如匯入中心的大湖，而這個湖的出口，西羅馬橋通向外界。

　　心裏有些焦急。沒有奇遇也沒有抵達盼望的深處。沒有如西海固那樣的特殊遭遇，沒有碰上鑰匙般的人。增加了許多數不清的知識，但沒有大的驚喜和發現。而出發之前，事先讀過的兩大古跡，它們是科爾多瓦城的兩座鎮城之寶——其中一個羅馬橋，已經走過了。這座橋最初是羅馬時代的遺物，後來在伊斯蘭時代大加擴建，一共有十七個孔。橋身扭著幽雅的弧，銹石黃斑累累。

　　說幾句離題的話。自從那天在瓜達爾基維爾河上看到了這條美好的橋身弧線以後，我就開始回味中國的元代石橋。雖然還沒有抽出時間，訪問幾位專家、仔細查些資料——但我猜，馬可·波羅看到的元朝，一定曾大受羅馬建築藝術的濡染。所以，比如浙江余姚的元代石橋，還有北京通州的八裏橋 ——就與西班牙的羅馬橋似曾相識。它們都用優質的石頭砌築，也都有這種不易解釋的、異樣的弧線——我想聞名天下的盧溝橋也不會差的太多：它也應該是這種流脈的一個產兒。也許誰會說，它的橋身弧線拖曳的有所不同，但那正是羅馬石橋的迷人之處。橋身隨著河寬隨意扭轉、加長或改變坡度，兼之石築的質感，使它們有股說不出的韻味。

　　大石橋，引導著參拜者走向科爾多瓦的入口。它跨過安達盧西亞著名的瓜達爾基維爾河，加西亞·洛爾卡有這樣的詩句：“為了帆蓬的船隊，塞維利亞有一條路”。他說的是一條水路，瓜達爾基維爾河。這條河對西班牙變成一個殖民帝國意義重大，它先作為內河通向塞維利亞，再從那個港口通向大西洋。瓜達爾基維爾（Guadaiquivir）這個名字來自阿拉伯語Al—Wadi al—Kadir，意即大山澗或大河。——這個語言例子，可以做一個科爾多瓦的開頭。它能引著人從橋頭開始，遍數塗天敷地的阿拉伯語借詞。而詞匯和語言，它們是一個爬上語言文化的腳手架。

　　我很喜歡這種“問詞兒”的學習，它打開著一個又一個新鮮的領域。沒準兒，若想究明達安達盧斯的歷史—— 借助語言，倒是比相信記載或發掘遺址，顯得更紮實和更富實證。西班牙語被那個時代濡染浸透，居然有超過百分之十的阿拉伯語借詞。誰要是有決心窮究每一個詞類，對關鍵詞概括的每一個領域都深挖細品——他一定會一次次為文明的奇跡嘆息，會一次次在新的天方夜譚裏沈醉。

　　專家們的大部頭總結說：在今天，西班牙木匠的行話，大都是阿拉伯語。至於各種彩色瓷磚（眼下西班牙的高級瓷磚，正在北京的家居裝修市場占著最顯赫的位置）——乃是阿拉伯的文化遺產。資料中說：彩色瓷磚，在西班牙語中叫做azulejo,而形成它語源的阿拉伯語是al—zulayji，在現代的收藏家看來，西班牙穆斯林的光瓷，僅次於中國瓷器。還有海軍軍語和國際海洋通用語：英語中的admiral(西班牙語中的almirante)，海軍上將，來自阿拉伯語amir，長官。 Aresnal，兵工廠，來自阿拉伯語dar al—sinah，工廠。Cadle，海底電纜，來自阿拉伯語hadl,繩子——不勝枚舉，個個詞都提示著阿拉伯昔日的制海權。

　　至於音樂術語領域，更是展示阿拉伯人貢獻的殿堂。琵琶。Al—ud,經西班牙語laud,變為英語lute。三弦,rabab，經西語rabel，變為英語 rebec或者ribibe，無疑它也是維吾爾雙弦樂器熱瓦甫的來源。由穆斯林傳入歐洲的樂器，還有在當今的摩登時代最走俏的吉他——這個詞原為希臘語，經阿拉伯語的qitarah，變成了西語guitarra，再成為英語的guitar。此外，諸如號角、銅鼓、豎琴，例子數不勝數，都是常見樂器和常用名稱，所以更使人感慨聞所未聞、更給人振聾發聵的驚嘆。一個個著迷地排列著，我簡直覺得，滔滔而來的語言學證據，簡直是在建構一個令人頭暈的神話世界！……

　　沈湎於語言是最引人入勝的，但是糾纏於語言又最使人疲憊。

　　這種想著心事、滿腦子都是借詞、音位、詞語背後的文化，念念叨叨如在夢遊的辦法，真是不能推薦。我很快就走累了，時時尋地方坐下歇一會兒。

　　遠處是陌生的新城區，高樓林立。遠處能看見一些參差的屋頂和高出眾樓平頂的那座主教堂——拉·麥茲基塔。它是語言旅行中最有趣的一站，雖然它並不屬於借詞範疇：它是天主教的“主教堂”，但人們卻稱它拉·麥茲基塔。而拉·麥茲基塔就是la mezquita，清真寺。一聽就知道，它只是阿拉伯語的母形（masjid）稍稍變了一點音。這是一個阿拉伯語的最常見詞。

　　我坐在橋頭，偷竊一眼背後，那個黑紅袍子的獨行人已經不見了，河水空寂地流著。它是梅裏美小說中，考古學家初逢吉普賽女郎的大河，而我在這兒只遇見一個不說話的摩爾。大寺雄踞背後，它是科爾多瓦第一號鎮城之寶——強人所難的科爾多瓦，又把人從語言一把扯到了建築學跟前。現在最早的和最壯麗的一件古跡，是科爾多瓦清真大寺。……一千二百九十三根柱子，像真實的森林一樣，支撐著清真寺的房頂。每個枝形燈架上點一千支蠟燭，最小的燈架上，點十二支蠟燭。……它今天通俗的名稱是拉·麥茲基塔，這顯然是阿拉伯語masjid（清真寺）的訛誤。

　　馬蹄形的弓架結構，成了西方穆斯林建築的特點。這種式樣，在西方以摩爾式弓架結構著稱，無疑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已經存在於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穆斯林，特別是科爾多瓦的穆斯林把這種式樣用於建築和裝飾，並推而廣之。阿拉伯人的科爾多瓦還有一件新穎的貢獻，就是以交叉的弓架結構和可見的、交叉彎梁為基礎的圓頂體系。幾乎定規地采用馬蹄形弓架結構和圓頂，在穆代哈爾人手中，這種融合的藝術達到了很完美的程度，而且變成了西班牙的民族風格。

　　我掂量著它的身架線條。

　　政權易手之後，以前四面八方一共十九個隨意進出的門被封閉，以至被日本作家諷刺說，頂破了波折美麗的、黃琉璃瓦屋頂的主教堂尖塔，是一個建築的“瘤子”。而它的堵死了十九個門的外觀，如一座監獄。想著這些我獨自笑了，也許日本人對美的和諧太敏感。我有石頭至上的傾向，它通體都是一種軟質的、棱角磨淡、印著水漶的黃石頭，這使得建築望上去異常雄壯。當然，對挑剔的完美主義眼睛來說，捅漏樸素的瓦頂的尖塔、堵死十九個門的外墻——添加的蛇足使得它不太難看；但它依然是一座使人凝神屏息的偉大建築。在中國，我暗自猜度著，大概唯泉州的一座花崗巖聖女寺，勉強能與它相提並論。今天我不進去。要在準備飽滿的時候，再正式邁入門檻。我不想飛蛾投火一般，剛到了這座城市，就徑直投向這座大寺。我望著它，估算著已知的消息分量。我甚至打聽好了：可以利用周日天主教的彌撒之際，混入大門省下票錢。我還知道一千二百九十三根著名的柱子已被砍伐刪消，如今剩下不足九百根。我把視線從大寺的影子挪開。雙腿先是疲乏，此刻已麻木了。老城裏悄悄塗上了一抹暮色。我得抓緊時間，隨便先找個地方看看。正是疲憊得只想坐下的時候，聽到了一股流水般潺潺的音樂。我敏感地察覺它似是某種穆斯林音樂——於是尋著聲音，到了一個院落。門上寫著：阿爾·安達盧斯之家（La Casa de al-Andalus）。我心中一喜。在今天，不用安達盧西亞一詞，而使用術語“安達盧斯”的人，除了幾個學究之外，大都是穆斯林的同夥。

　　推開一扇幽幽洞門。

　　微乎其微的音樂，忽藍又黃的燈光。這是一個專題解說安達盧斯的袖珍博物館。它精致無比，但人影寥疏。可能是昔日太璀璨了，反襯得現實孤寂單調。我有些冷，漫步到一個角落。

　　一塊燈箱上亮著：造紙術的傳播。這個題目與中國有關，我想。四周有一些畫，酷似南陽畫像磚的拓片。我的耳邊娓娓傳來翻譯，我聽著，覺得這兒的說明文字用語特別，敘述幽雅——斷續聽著像一篇精致的散文，它不是博物館人員的手筆。看來，我撞進了一個等著我的好地方。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所小小的博物館，是大名鼎鼎的前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改宗伊斯蘭教的著名歐洲理論家羅歇·加羅迪與他的巴勒斯坦妻子共同建立的。沒準兒斷續出沒在耳際的、關於造紙術傳播問題的說明，原文就是加羅迪的作品。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人物。因為作為職業作家我深知，贏得些許世論騷動、給予文壇若幹影響不足為道。作家最難達到的成就，是給人以徹底的震撼。這種震撼使人原有的根基坍塌，給人生以新鮮的道路。被我喜歡的、重視的、留意的作家很多，但都不是震撼。使我感到震撼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

　　關於加羅迪在科爾多瓦對人類大同的呼籲，關於他對遙遠的安達盧斯時代的三文化融匯（他還在羅馬橋的橋頭堡裏，辦了一個伊斯蘭、基督、猶太教三文化展覽）的介紹，以及這個沈重的理想，應該是一個更大的題目。那一天吸引我的是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小題目：造紙術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