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行裝 一

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於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並不屬於我。它們要麽是改裝過的，要麽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裏去。天曉得是什麽鬼地方。這消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麽，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麽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十七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於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裏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於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髒、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後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裏演奏。我在裏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扎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裏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裏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後我又去了，公園裏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聖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後是“黃鸝”和“帽子”，再後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大家在公園裏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墻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裏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遊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麽，也不說自己叫什麽。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後賣票的女人，明鑒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墻磚，雕花的木臺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遊泳。一直要到發汗箱〔舊時用來發汗的木結構裝置，內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門關閉，頂板有一洞，人可將頭伸到外面。〕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市遊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後，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屍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後我被從勞動營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嘩的街道上，腦海裏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借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背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沈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後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赫爾曼城的中心廣場。赫爾曼城是德語的叫法，羅馬尼亞語稱之為“錫比烏”(Sibiu)。〕的三聖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後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聖壇旁，聖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裏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後，我有二十五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櫃、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窪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