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意味著對一切生活方式的反思，包括對互聯網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互聯與深思不是相互獨立的，故而有必要討論互聯以何種方式妨礙並且以何種方式幫助深思。為此，這篇文章應從界定“深思”本身開篇。

　　 其實思就是深思而不是淺思。但它在漢語裏太常出現在“政治思想”口號裏以致無法表達深思之意，只得與“深”字聯用以達其本義。按照字的構造，“想”的原初形態是“相”呈現於“心”。甲骨文字有“相”，如目在樹上遠眺狀。甲骨文有思而無想。“思”的甲骨文形態是“囟”（腦）呈現於“心”。也因此，金岳霖（《知識論》）認為“思議”是比“想象”更抽象的階段，因為後者畢竟有“相”可依。

　　 字源學考察，英文的“think”（思考）源於古日耳曼或古薩克森語“thenkian”，既有“想象”又有“感謝”之意，因此更接近漢字的“想”而不是“思”。由希臘文“νοῦς”（心靈、理解、知性）傳入英文的“nous”（漢譯“努斯”），涵義與“想象”和“直覺”相近。故而，西語傳統裏似乎沒有對應於甲骨文字“思”的單詞。 就想象和直覺而言，蘇格拉底是西方思想者的楷模。他的思想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和直覺的。真正與漢語“思”相近的西方的思，可能的轉型期是後蘇格拉底諸學派，例如斯多亞學派和新柏拉圖學派。當然，也很可能發生於基督教的教父哲學時期，例如聖奧古斯丁的思，也就是真正的“反思”。所以，阿倫特闡述（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vol.I “Thinking”），思想（Vita Contemplativa）的前提是從行動（Vita Activa）中抽身而出，才可進入反思。沈思的傳統始於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但將沈思與實踐完全分離的傳統，應發生於亞裏士多德之後（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第七講）。

　　 我們如何反思？這是界定“深思”時必須解答的第二個問題。意識反觀意識自身，不可能同時發生。所以，意識只能在記憶中反觀自身，即反觀過去的意識。根據認知科學家波佩爾在《意識的限度：關於時間與意識的新見解》裏報告的關於人類意識“現在”和“過去”的實驗結論，通常（統計意義上的“平均而言”），我們說的“現在”，時間範圍大約是3-5秒。所以，5秒之前意識的內容屬於“過去”。我們反觀自己過去的意識內容，從中得到什麽？在斯多亞學派的思想傳統裏，反思就是在自由意志指導下使人生與宇宙的自然律保持協調。至今，檢索“deep thinking”（深思）仍可見到現代英語這一短語用於宗教閱讀（deep reading）或與思考人生終極目的相關的閱讀。在現代英語中，深思似乎總是以思考的結果出現，即“deep thought”。可以理解，因為這是一個消費主義的時代，重要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結果是，深思的結果呈現為文字時表現為“悖論”——因為思考者在思考過程中逐漸顛覆了思考由以開始的前提。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關於幸福的思考常有這樣的表達：若不受苦則無幸福。

　　 深思之為思考的過程，首先意味著，相對於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境內的思考而言，深思似乎是更長的思考過程。其次，基於特殊的體驗，深思其實可以跳躍從而不占用很長的思考時間——例如，有過強烈宗教體驗的人，或在戰爭中有過刻骨銘心體驗的人，或有過其它類型的刻骨銘心體驗的人。當我們沒有這類體驗時，為了深思，我們往往要從喧鬧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如阿倫特描寫的那樣，避入靜室，讓時間成為唯一陪伴我們的消費品。或可假設，沒有特殊體驗的人若要深思，就要有足夠長不受幹擾的思考時間。也就是說，存在一個閾值s，它取決於思考的主題和思考者的人生體驗（包括人格特質和以往的閱讀與思考）。深思若要有所結果，則思考時間T必須超過s。但是這裏的“結果”是一個待定義的概念，它取決於思考者的預期“a”和滿意的標準“k”，例如，僅當 x-a>k時停止思考，此處x是思考的內容，假設在思想中存在“超越”與“不足”這類運算關系。

　　 僅就上述最粗淺的思考而言，互聯時代的深思很可能是艱難的事情。因為思考者很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用於思考，於是很難滿足T>s。如果任一社會的任一社會成員都不能滿足T>s，那麽，社會的思想x就不能滿足任何給定的a和k。在奈特的“社會過程”學說視角下，這樣的社會很危險，因為它完全沒有能力感受那些對它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第四講第五節和第五講第一節）。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總有“精英群體”——由承擔著“感受重要問題”這一職能的社會成員組成。在更古老的人類社會裏，這些社會成員通常有最豐富或最深刻的人生體驗且因此而有智慧。現代社會的危險首先不在於每一個人用於思考的時間越來越少，而在於精英群體不再由有智慧的人組成，我稱之為“精英失靈”——類比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深思常要求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尤其是在思考難以深入的時候。批判性思考的德文涵義是將思考運用於思考自身，所謂“反身性”（reflectivity），康德解釋過，就是“為觀念劃界”。任一觀念，例如“理性”，必有適用範圍。越出適用範圍，觀念的運用就成為濫用，所以，理性的反身性，在康德那裏，就要求理性為理性自身劃界。另一方面，在休謨的時代，英文“critics”常指文學批評。一般意義的文學批評不僅是文學的而且更多是歷史的和政治的，從而與“智慧”相關。在文學批評中，批判性思考意味著“換位思考”。例如，休謨和斯密在分析人類通有的“同情共感”能力時，表現出典型的換位思考——我們對他人苦難的同情心引發我們的正義感，我們對他人快樂的同情心引發我們的仁慈感。

　　 深思的令人滿意的結果，往往導致原創觀念（original idea）。也因此，與深思聯系著的是原創性思考（original thinking）。這兩個短語共通的中文翻譯，我認為是“原創思想”。在我閱讀範圍內，原創思想有至少三種來源：（1）神啟。這是人類體驗並記錄的原創思想的最古老來源；（2）天才。自從有了人群，就有關於“天才”的記錄，這些記錄由現代關於天才的科學研究報告繼承並拓展。天才對人類的貢獻，雖萬千倍於普通人，卻很少能夠生存。這就意味著，我們知道的天才人物的數量不足被我們扼殺了的天才人物數量的千分之一。對天才的研究表明，一個社會能夠享有的天才數量正比於該社會的寬容程度。稍後，我將回到這一主題；（3）發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這是埃森克（Hans Jurgen Eysenck，1916-1997）在確立“精神質”（psychoticism）這一人格維度時提供的解釋，今天被廣泛承認。腦內的神經元社會網絡結構，依照演化和分工的原則，分化為各種功能模塊，也稱“局域網絡”。在每一局域網絡內部形成的任何觀念，因為不新，故不是原創的。埃森克以及後來的腦科學研究表明，創造性的觀念過程（creative ideation）伴隨著大範圍腦區的激發，圖1取自Rita Carter，1998，《Mapping the Mi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頁196。這裏呈現的是被試用單詞描述看到的行為時的腦圖，第一行是內側前額葉的激活狀況，第二行是腦左半球的激活狀況。左列是被試執行艱難認知任務時的腦區激活狀況，中列是被試執行熟悉的認知任務時的腦區激活狀況，右列是被試努力尋找更合適的語詞時的腦區激活狀況。這一組功能核磁共振腦圖表明：人腦傾向於將熟悉的任務交給專業化的腦區模塊處理故只有局域腦區激活。當人腦處於完全的創新階段時，被激活的腦區範圍最大。最新發表的文獻意味著，原創思考是腦的整體性質（參閱：Maria Starchenko，et. al.，conference paper abstract，2014-November，“brain organization in creative thin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vol.94，pp.120-261）。最近發表的關於原創觀念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與我們關於深思的經典見解似乎相反，群體思考（group thinking）遠比個體思考更適合求解高難度問題。稍後，我將回到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