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屬羊。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一八九六），先母屬馬（一八九四）。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隨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對胡適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歷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這則短篇裏，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傳記。在英文著作裏，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DicitionaryofRepublicanChina,EditedbyHowardL.Boorman&RichardC.Howar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所以在拙篇裏我只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11.1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裏，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萬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態”，如西方的基督數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態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只有其“現代化”的程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內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courseofinternal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軔於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chalengeandpressure）。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只有其範圍大小，和時間緩急的問題，而沒有社會文化“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

我們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就不然了。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發軔於“被迫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師夷之長技”。既然向“西方學習”，因此我們的“現代化運動”就多了個“西化運動”的階段。“西化”就是由東方式轉成西方式（簡稱“西式”或“洋式”）——從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學堂”；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等等的轉變，這就是所謂“轉型”了。——須知“土私塾”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這一婚姻制度，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種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們固有文化型態的一部分，這種千年不變的“型”態，一下要“轉”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學堂”和“（西式的）自由戀愛”，是十分困難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轉型”來說吧！我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呢？——這個例子，這種哭聲，縱在今日，仍是觸手可指，海峽兩岸皆然。這只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困難和痛苦的千萬個例子之一罷了。

11.2 各行各業，各有啟蒙之人

以上所舉只是兩個特殊例子。其實近百余年來，一轉百轉——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一不是從千年不變，到大變特變——棄舊從新，舍柬就西的。胡適等人當年提倡“全盤西化”，被人罵慘了。其實我們今日回頭看看，從我們本身開始，從頭到腳（上有西式分裝頭，下有大英洋皮鞋），從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須，晚上如廁熄燈上床），豈不是早已“全盤西化”了，有什麼稀奇呢！——大陸農村太落後，等到他們也像我們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盤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後了。

以上所說的，只是我們升鬥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實國家大政、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無一不然也。——只是這種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先知先覺的帶頭人，這就是我們所謂“開風氣”的大師了。

且舉幾個領導我們轉型的巨人來看看：

?領導我們作政治轉型的是康有為、孫文（中山）；

?領導我們作軍事轉型的是李鴻章、袁世凱、蔣百裏、蔣介石（中正）、毛澤東；

?領導我們搞外交轉型的是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

?領導我們作哲學思想轉型的是胡適、陳獨秀；

?領導我們作語言文學轉型的是胡適、周樹人（魯迅）；

?領導我們作教育道德轉型的是蔡元培、張伯苓、胡適；

?領導我們作建築學轉型的是梁思成、貝聿銘；

?領導我們作圖書管理學和目錄學轉型的是袁同禮、蔣復璁；

?領導我們作……（其他轉型的至少還可舉出百人）

換言之，近百余年來，我國各行各業，皆有其各自的“轉型運動”——通過“西化”的階段，到達“現代化”的結果。“現代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其後自有其自然前進發展的規律。在這各行各業的轉型運動中也各有其“啟蒙大師”。我個人試擬上列諸人為例，就是說明，袁同禮在近代中國，是位領導我們搞現代圖書管理學和現代目錄學的帶頭人和啟蒙大師——這便是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11.3 傳統目錄學現代化的領導者

“目錄學”原是我們中國的國寶。在傳統中國能“博極群書”，能“由博返約”才是大學者。只通一經的一通百下通，在漢以後，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錄學實是眾學之源。

搞圖書分類學和圖書管理學，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漢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法，都是獨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輿美國革命同時），我們四庫一部，足敵全球其他各國所有圖書之總和。真是欹歟盛哉。不幸近兩百年來，西方突飛猛進，我們就落伍了。

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一搞雨千年不變，也實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這個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庫”的四分之一（經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適出現，搞反托拉斯法，把“經、子”拉平之後，因而我國傳統的藏書樓，便天下大亂了——兩千年傳統，毀於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貨商店通統都得改裝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圖書館之出現，和新的圖書館學會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文人如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對他們說來，“老式的”、“傳統的”圖書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類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們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舉人和蔡進士這種小腳放大的舊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裏，他們不能不頂個頭街，至於實際工作，老進士、老舉人就一團漆黑了。這樣，那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享有圖書管理學位，和實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經驗的青年學者袁同禮就脫穎而出了。

11.4 從北京到臺北

關於袁氏詳細學歷經歷，讀者可參閱上引三博。這兒只想一提那與時代有關鍵性的若幹要點。袁氏一九一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學入紐約哥大。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哥大本科，再入紐約州大前身之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一九二三年畢業，並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再赴歐洲考察實習一年。一九二四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長，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長。同時近代中國新式（西式）的圖書館學會開蛤出現；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北京圖書館”正式成立。——中國敬老尊賢的舊傳統，規定了必須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掛名作“首長”，而這些新式建設的籌備、建立和實際管理，即由一個“內行”的青年袁同禮，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對他是言聽計從的。因此近代中國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圖書館之出現。——以上還是軍閥時代。迨國民黨完成北伐，袁氏乃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由副館長升任館長。——這就是今日聞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圖書館之一的“北京圓書館”的前身，而袁同禮則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實際負賣人。該館其後時歷三朝，名稱敷易，然其“現代化”管理之確立實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國的。

有人或許要問：袁氏之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不是還有個最有名的館長，毛澤東的上司李大釗嗎？答曰：李大釗是搞新聞出身的。他是個革命家、思想家、學者敦授。他對《隋書?經籍誌》、《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等傳統目錄學，可能如數家珍（這也不容易啊！），可是對西式目錄學，和現代圖書管理學，他就是一竅不通的老學究了！

現代“圖書管理學”（libraryscience）和現代“商業管理學”（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樣，是一樁學理結合實際，極其深奧的現時代的管理科學。在這一行道裏，所謂“服務工業”（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進入“超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Age）。吃這行皈的，縱在袁同禮時代，外行已經不能領導內行了。

在袁同禮時代的中國，有高度現代化訓練的“職業圖書管理人員”（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單純“技術人員”（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機緣能進入本行最高行政階層而一展所長的，袁氏之外，實難找第二人了。——在上選諸人中，我特提出蔣復璁先生。余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訪“國立中央圖書館”，亦見前賢苦心孤詣之遺規。臺灣今日如少此一館，則今日臺灣又成什麼個島呢？——緬懷先賢瑜亮，實有余慨。

11.5 引進“服務觀念”和服務科技

但是話說回頭，袁公對我國的目錄學、圖書管理學，乃至資訊學的具體貢獻，又在何處呢？

答曰：胡適之先生以前不是強調，他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方法和目的，是引進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嗎？適之先生是位啟蒙大師和思想家，他只能講一些抽象理論。至於怎樣化“抽象理論”為“具體事實”，那就千頭萬緒，要靠各行各業的實行家，來采取實際行動了。上述袁蔣二公就是他們那一行裏的始作俑者的實行家、帶頭人。長話短說，我們也下妨試加歸納如後：

第一是“觀念轉型”。因為吾國吾民在三千年的專制傳統的浸淫之下，早把國營事業都辦成大小下同的“衙門”。高級領導全是“官”，低級工作人員全是“吏”。連工友雜役，都是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皂隸”．——此風至今不衰。君不見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國營百貨商店中的男女售貨員，他們哪裏是對顧客服務呢？他們只是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傳統衙門中的小衙役、小“皂隸”而已。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怪不得他們。一位北京老教授嘆息地告訴我說：“要把我們的bureaucracy（衙門），轉變成西方的servicyagency（服務機構），大致還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計，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說，我國近代史上轉型期的“歷史三峽”，可能要延長兩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們大致才能安全出峽。袁同禮、蔣復璁的時代，當然仍在峽中，但是他們卻是致力於轉型的帶頭人。所以國立圖書館實是我國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國人自己主持的“國營服務企業”。

【附註】其他如郵局、海關、鐵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屬奠基的。美國的國營服務企業如國家公園和公立圖書館等等，其服務之周到是舉世無雙的。相形之下，我們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進西方學理和制度”。袁氏終身事業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完備的圓書館），也終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而把先進的“國會圖書館編目學”（L.C.system）等精密制度，引進中國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進並突破西方先進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圖書和檔案管理這門學問中，首先引進照相技術，和根據西方學理，實行中文索引和編目的，恐怕也是從袁氏主持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開始的。——北伐期間，時任總司令部機要科科長的陳立夫先生，為掌握堆積如山的機要文電，他也“發明”了一套“分類”和“索引”系統，頗為總司令蔣公所激賞，而大有功於革命。其實陳氏以礦治工程師，大材小用，而去發明“分類”、“索引”、“引得”（index的漢語音譯）一類的雕蟲小技者，實是革命期中，軍事與學街完全脫鉤的關系。他那時如引用一兩位有現代訓練的，搞“圖書檔案管理”的專業技術人員，又何需自己去“發明”呢？

當年設在北平的“燕京大學”，對“引得學”也頗為突出。但是“燕京”畢竟不是中國人自辦的學堂。

“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年所引進的科技，如縮微膠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遠不如後來的“縮微膠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電子計算機”（俗稱“電腦”）相比，是不可以道裏計的。——但是現代化總得有個帶頭人。袁同禮先生便是推動這一行道現代化的啟蒙領袖。

11.6 歷史三峽中的龍舟競賽

近代中國的“轉型運動”，是個長逾兩百年的艱苦歷程——它要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軍備西化”，通過“經濟西化”、“政治西化”、“學術西化”、“社會風俗西化”（如自由戀愛、體育活勤等）、“生活西化”……到“全盤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謂“有中國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獨立現代化”，到“領導全球現代化”（如今日美國）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亞聖之言，曰：從“變於夷者也”，回頭到“以夏變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謂“華化”、“漢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連串“三百年洋東轉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轉型。——在這穜銀河倒流、宇宙變色的文化大運轉中，我民族菁英，參預其間，正不知有幾百幾千的風雲人物，和幾萬、幾十萬和幾百萬的“無名英雄”，卷入運作呢！——孫中山、胡適之輩，只是這一波濤洶湧的大潮流中，少數知名而幸運的弄潮兒罷了。——“時勢造英雄”就絕不是“英雄造時勢”所可比於萬一的。“時勢”是客觀形成的“歷史三峽”中的驚濤駭浪，“英雄”則只是一些隨波逐流的，主觀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們順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樣的大小船只，蜂擁爭先。浪卷船翻，驚險莫名。——說句老實話，在通過這個歷史三峽的龍舟競賽中，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胡適之、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些搖旗吶喊，出盡鋒頭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諳水性，在這場接力競賽中，有驚無險的大艄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顧潮流，不諳水性，而翻了船，滅了頂，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謂三七開）。或許幹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與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他們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他們言忠信、行篤敬地默默耕耘，把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現代化。——群眾才是英雄。那些出畫鋒頭，搖旗吶喊的風雲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的狗熊。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

袁同禮先生雖然在他的本行之內，並非沒沒無聞之輩，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中，他實質上，也是那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國史回頭看，毛澤東在我國現代化運動中所造成的災害，便是把我國族中，時歷數十年始慢慢培養出來的、有科學訓練的專業領袖（象袁同禮這樣的人），誅鋤殆盡。——袁同禮是幸運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簫海外，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袁同禮”們，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殺掉了。——一個暴君，強不知以為知。在孤獨的老年變態心理之下，亂殺賢良，是多麼可怕？！

11.7 西文漢學書目的重要性

袁氏離開大陸之後，俗語說：“家有良田萬頃，不如一技隨身。”他又以他的專業訓練，回到他當年從事“實習”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當一名最起碼的中文編目員。他所以屈就這個小職位的道理，據他向我說，第一是養家活口，第二是為了將來的養老金，以保晚年。誰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歲退休之後，未期年他自己就過去了。——雖然養老金所領無多，但是美國退休制是十分優越的。他的遺屬還是會繼續領取一部分的。

袁同禮是位突出的目錄學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國服公期間卻無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時期，公余之暇，反而編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時還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余穜的晚年著述中，有數項至今還為學人日常之參考。晚近之作還無法代替的，或永遠不能代替的，例如：

《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國的西學書目》（ChinainWesternLiterature：AContinuationofCordiersBibliothecaSinica,NewHaven：FarEasternPublications,YaleUniversity,1958.）

《一九〇五至一九六〇年間中國留美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America,1905～1960.Washington,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留英與留北愛爾蘭博士題目錄及博士論文索引》（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1916～1961.N.P.1963.）

《一九〇七至一九六二年間歐洲大陸中國留學生博士題名錄及博士論文索引》（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ChineseStudentsinContinentalEurope,1907～1962.Washington,1964.）

【附註】（一）上選五書，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無中文書名。本篇中的漢文書目，為筆者代譯。（二）《留美博士論文錄》有李誌鐘博士的“續編”（一九六七）。最近的論文還應有再續篇。在本書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對調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門”，薛分入“歷史門”。其實我二人應各自歸還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筆者更附帶說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國，自元代的馬可波羅，到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到晚近的“漢學家”和“中國學家”，如李約瑟，乃至今日還在大放厥辭的杭廷頓教授。他們對中國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國學人，以及中國朝野所不應忽視的。尤其是今日當權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論家，如不知這些研究中國的洋專家的著作，那就等於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說出行道話來。——搞政洽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組織個情報室、資料室，找些專才來幫著搞。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ofCongress，簡寫LC）所以由國會主持，就因為那主持美國聯邦大政的千把個官僚政客，需要一個聯合資料室的緣故。它是為服務官僚開始的而漸及於學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時心血來潮，要找個“西藏問題”來揚揚名、搗搗蛋。他本來連西藏在中國的東北或西南都下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電腦一揪，則LC萬部資料立現眼前。只要摘要而聽之，一夕之間，他便是個不大下小的西藏專家了。若再通過那無孔不入的電子資訊網（Internet），一個百人專家團，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隔洋叫囂，北京的江大人就頭大如鬥了。——搞搞“西藏問題”的資訊，則“北京圖書館”和臺北“中央圖書館”，來個國共合作．恐怕還搞不過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於地下，他固不知電腦為何物，但是今日中國如也要來個Internet，那就還得從袁氏那個出發點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inWesternLiterature筆者至今仍長置案頭，不可一日廢也。

11.8 過五關斬六將的“博士論文”

至於袁氏那幾本博士題名錄，也不妨稍作說明。學士題名是我們中國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進士，有所謂“雁塔題名”。明、清雨朝六百年考出了兩萬多名“進士”。他們在“金榜題名”之後，還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進士題名錄”。——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參透這萬名進士出身的社會背景，而揚名國際的。

但是我國古老的“進士題名錄”（註意，這在世界歷史中，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啊！）所著重的只是進士爺的“出身”。至於這些“天子門生”的“進士論文”，就無啥足取了。可是在我們這一科舉考試制度，經耶穌會士傳入西方之後，它就花樣翻新的“現代化”起來了。其後再由歐入美，它就變成誤盡蒼生的今日美園的洋科舉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我們中國的土科舉被迫停止。消息一出，當時數十萬秀才、敷百萬童生真如喪考妣——沒個出身，沒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無絕人之路，洋科舉竟應運而生，得了個洋科名，其風光且遠甚於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冊的名儒碩彥如顧維鈞、胡適、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伎者。沒個洋進士頭街，顧維鈞就見不到袁世凱，胡適搞不了新文化，馬寅初也當下了北大校長。——但是在學街上說，這些洋進士題名的重點，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論文了。

讀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萬個博士爺，少說點，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當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內），都是一書博士。一輩於只寫一本差強人意的書，以後就靠它老人家賞飯吃——吃它一輩子。這本書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論文”。何以如此呢，諸位，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懶。《三字經》上說：“教不嚴，師之惰。”唱戲的梅蘭芳、馬連良。也都知道“嚴師出高徒”。屁股下打爛，是唱不出好戲的。憑天才，哼兩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戲，照理是出錢請人去聽的。——博士爺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沒人打屁股，就變成票友了。此“一書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書，吃一輩子。悲夫！

但是話說回頭，讀者可千萬別瞧不起博士爺的“一書”，尤其是舉世馳名的名大學的博士爺的一書。因為那一書，往往是他嘔心瀝血、皮開肉綻的心血結晶。也往往是他鉆營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讀的專著。——大題目如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增補為《中國古代哲學史》），足開一代文運。小題目如顧維鈞的《外僑在華的法律地位》，也是該專題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之影響》。今日學人不談五四則罷；若談五四，則必自周郎開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為實際了。每篇博士論文，都是解決一個科學上的現實問題。如錢學森的《壓縮流體運動與噴射推進諸問題》，便是今日搞流體力學和太空工程起步的專論。其外如蔣彥士（一九四二?明尼蘇達）和李登輝（一九六八?康乃爾）在農業研究上的專論，都是啟臺灣農業現代化之先河，光輝燦爛，功不可沒的（這兒所談是純學術性的，與二公的政治行為無涉也）。

筆者個人治學的經驗和習慣便是凡涉及某項專題，我第一要找的參考書，便是與各該項有關的名大學的博士論文。因為這些論文，都是一些博士級專才，嘔心瀝血，過五關斬六將的力作，非同凡響，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專家可信得過也。——憶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陸探母，見祖國農業改革之徹底失敗，而想一探臺灣土改與農改之奧秘，曾得機訪問蔣彥士君一談（余知其為明尼蘇達四二級之農學博士也）。承蔣公不棄，贈我整箱“農復會”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後偶爾謬論農村問題，手邊參考資料，信其可用也。

農業如此，其他各科，無不皆然。——個人甘苦推廣及於學生，因凡有碩士、博士研究生問道及余者（尤其是亞裔學生）。我總要該生先看看與他（她）專題有關的“博士論文”。——人家如已做過，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於藍了。不能勝於藍，為避免有抄襲之嫌，那就要換個題目了。這第一步的審查工作，得其竅者，半小時之功力耳。案頭有袁同禮、李誌鐘之參考書，一索可得也。進讀全文，則北美主要圖書館，和臺北“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窮數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結晶，始發現此專題早有人做過。他不能後來居上，就被誤為抄襲了。——這些都是“教不嚴、師之惰”的結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陸上的科學實驗，頗足矜誇。殊不料所得結果，美國早在戰後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筆者舉這些小例子，無非想說明，袁某在中國帶頭搞資訊現代化的重要性及其歷史意義罷了。

11.9 孫中山、毛澤東的“登月計畫”

其實更值得吾人註意的，還是這種看來初無深文大義（也是毛澤東絕對瞧不起）的東西，往往影響千萬國民的生命財產。

六〇年代美國為在太空工程上超趕蘇聯，要搞個嫦娥奔月的計畫。為解決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難題，“太空總署”（NASA）與各大學和工商業研究機構，先後訂了八千多個“副合同”（subcontract）。每個小合同解決一項難題。八千難題有一個不解決，太空人就上下了月球；而每一個難題之解決，事實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論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論文全都通過，八千項難題通統解決，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就不然哉？！

事實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民主專政論”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計畫”。

孫中山的“登月計畫”叫做“漲價歸公”。

毛澤東的“登月計畫”叫做“吃大鍋飯”。

孫中山先生當年周遊世界，眼看倫敦、紐約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進萬金，吃喝嫖賭。他老人家火了，因而“發明”了一套“民生主義”。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個“漲價歸公”，封殺所有奸商。孫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蔣家父子誓死實行“國父遺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個“漲價歸公”來。最近李登輝總統再接再厲，又宣布他堅決信仰“三民主義”——但是就是不搞“漲價歸公”。

朋友，豈蔣家父子、李氏伉儷，對主義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來國父的“漲價歸公”，也是一椿“登月計畫”也。它需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論文也未發表，只來個“想當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國老百姓，都來吃大鍋飯。大鍋飯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擡頭望月”。但是其難也，則如“漲價歸公”。不寫八千本博士論文，解決八千項難題，而硬要為人民服務，強迫人民食之，就要餓死兩千五百萬人了。

讀過英雄豪傑的傳記，回頭再看看像袁同禮那樣的無名英雄們是多麼可愛啊！他們死得多麼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