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就進入到第二對概念，那正是攝影師和畫家之間的對比。這同樣基於儀式和展覽之對比，但卻引入了攝影與繪畫作為具體的兩種藝術形態進一步例示絕對之形跡何以凋萎。正是在這里，我們足以引入電影這個重要視角；也正是在這裏，我們試圖以苦痛之體驗為支點，來對本雅明的解說進行逆轉。



攝影和繪畫的最根本區別正在於，是否與對象之間保持著一個靜觀的距離：「畫家在他的作品中同現實保持了一段距離，而攝影師則深深地刺入現實的織體。」{40} 這初看是一個極為令人困惑的說法。



攝影為何就取消了距離，又何以能夠切入肌體？關鍵在於技術的介入。繪畫中當然也存在種種「技術」，但這些都是畫家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從未如攝影術那般成為一個全面滲透和操控的「機械裝備」。這當然同樣要在符號和形跡、銘寫和顯型的對照關係之中才能真正理解。…

但如此看來，本雅明的藝術體驗跟蒙田式的瀕死的極限體驗就存在著明顯差異。在本雅明那里，死亡雖然也是一個或明或暗的主題，但他所謂的趨於絕對的精神體驗卻並不能說是苦痛式的，而更接近於對理念的靜觀和冥想。也正因此，「憂郁（Melancholy）」這個更具浪漫主義氣息的概念才是他的藝術體驗的真正基調，也即對於那個失而不可復得的總體性的無限鄉愁。



這也是為何「形跡」這個概念一開始就在他的藝術理論中佔據一個核心的地位。誠如我們開篇結合《體驗之貧乏》所指出的，內與外的衝突及其所帶來的「體驗之調萎」確實是本雅明的體驗理論的要點，但他全然無意在苦痛這個極致被動性的基礎之上建立起蒙田式的「páthēma」的主體，而更想從現代性的創傷體驗（Erlebnis）升華至對絕對的精神靜觀…

他之所以將顏色而非點線面視作藝術的本原，首先是因為點線面仍然深陷於表面的可讀性的符號秩序之中，因而無論是作為客觀現實之「再現」，還是主觀情感之「表現」，最終仍是以人為中心的。但作為絕對之形跡的顏色則正相反，它並不再現或表現什麼，「它吸納入自身之中（Color absorbs into itself）」{22}，由此最終將「人排除在外」，甚至以魔法那般營造出時間的塌縮和人格的解體。



由此方能理解本雅明這句晦澀之語：「繪畫沒有背景（background）。」{23}…

這正是本雅明試圖以反-康德的方式得出的「Erfahrung」概念。在寫於稍晚時間（1917年）的《論感知》這篇生前未刊文稿之中，本雅明甚至明確以此作為他心目中的真正哲學的本質特征：「哲學，就是以一種系統的、象征性的語言框架來演繹得出的絕對體驗。」{12}這個關鍵概括有兩個要點，一是「絕對體驗」這個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體系中顯得如此悖謬的說法，二是「語言」作為絕對體驗的前提條件，由此就與阿甘本對語言和體驗之關系的思辨直接關聯在一起。

在《未來哲學綱要》（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阿甘本應該也意識到了這個棘手的難題，因此他必須落實於一種具體的表達、溝通體驗的媒介，進而對其「純真的體驗」的可能性和切實性給出有力的例證。他在《童年與歷史》中所著眼的當然就是語言。由此他將全書的核心問題以維特根斯坦的方式概括為：「是否存在著一種對於語言自身的體驗？」⑥但這並非僅僅是語言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問題，因為語言的自指這個現象也可以跟體驗全無瓜葛，比如在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研究之中。



阿甘本所強調的其實並不是一種語言自身的現象，而恰恰是語言和體驗之間的原初的關系，換言之，他要追問的是：到底有沒有一種純真的體驗，它得以從「可說」返歸於「不可說」（「ineffable」，「unsaid」），進而得以作為語言本身的真正本源（「transcendental place of…

摘　要：體驗之貧乏乃至喪失，是本雅明和阿甘本不約而同給出的對時代的診斷，但二者所相應提出的解決途徑則判然有別。阿甘本試圖從內在於語言但又先於語言的純真體驗之中探尋本真性之源頭，而本雅明則意圖基於其「內在之絕對」的體驗概念來敞開「形跡」這個顯型的絕對深度。然而，阿甘本所觸及的苦痛之體驗這個要點，卻仍然足以為本雅明的那種憂郁的靜觀體驗提供一種修正乃至發展的契機。圍繞著形跡和體驗這兩個核心，我們試圖對《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進行重新詮釋，並尤其試圖揭示電影之中所仍舊蘊含著的激活絕對之體驗的潛能。

1.阿甘本

阿甘本在其早期名作《童年與歷史》（Infancy and…

2.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只看到一個有罪的人，在一個變得疏遠、遙遠的上帝難以理解的權力面前的痛苦的總和，這是一種對卡夫卡作品的糟糕解讀。相反，在這里，需要被拯救的，是上帝自己，而對卡夫卡的小說來說，我們可以想象的唯一幸福結局，是克拉姆、伯爵、匿名者，和被不加區分地全部塞進滿是灰塵的走廊，或彎腰走在逼人的天花板下的那個由法官、律師和守衛組成的神學群眾得到救贖。

卡夫卡的天才之處在於，把上帝放進了櫃子——使碗碟間和閣樓成了典范的神學場所。但他的偉大之處——只在罕見的情況下，他的偉大才在他的角色的姿勢中閃現——則在於，在某個點上，他決定放棄神正論，並忘記關於罪與無辜、自由與命運的老問題，以達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羞恥上的目的。…

思想只有承擔「詩的遺產」，才能朝向「散文的理念」。

《散文的理念》是阿甘本的美學專著。通過對詩歌、散文、語言、政治、正義、愛與羞恥等主題的一系列碎片式分析，他進入了哲學與詩歌的區別這一主題。這些碎片式的論述沒有形成貫穿全文的一致說法，但邏各斯的限制在此被打破，詩歌與哲學之間的區別不再明顯。

阿甘本使用了各種文學手法，包括寓言、格言、謎語、短故事，以及各種我們如今不再使用的「簡單形式」，在實踐中演示出一種批評方式——它給讀者帶來的是一種經驗、一種覺醒，在這里，思想的問題成為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