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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20, 2021 at 3:50pm

余傑《流亡者》

文學與流亡結下了不解之緣。

文學家與流亡者也結下了不解之緣。

丹麥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勃蘭兑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的巨著《世紀文學主流》開篇便是“流亡文學”。

他對在盧梭啟發下產生的法國流亡文學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
史南古、諾底葉、斯塔爾夫人等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勃蘭兌斯這樣寫道：“我們仿佛看到流亡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出現在一道顫動的亮光之中。這些人站立在新世紀的曙光中；19世紀的晨光照在他們身上，慢慢驅散籠罩著他們的奧西安式的霧氣和維特式的憂郁。我們感到他們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的夜，他們臉色蒼白而嚴肅。

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郁引人同情；他們不能繼續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攏起來。

為此他們想到屈辱，他們的感情的迸發表露了這種情緒，在這裏面人們可以感受到激發人心的力量。”

從天性上講，勃蘭兌斯首先是一位詩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評家。否則，他就不
可能超越“進步順動”的辯證思維模式，直接進入文學的內核——文學之所以產生，源於人類靈魂深處有一種對現實的強烈的不滿足感。與芸芸眾生相比，文學家的這種不滿足感體現得如暴風驟雨般強烈。與現世維系的紐帶往往承受不了這樣巨大的強力，終於斷裂了。最後，文學家含淚告別他們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蘭兌斯稱為“天真得像一個孩子，淵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詩人諾底葉，是
一個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親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準備處死一名資助保是軍的貴婦人。13歲的諾底葉百般懇求父親豁免貴婦人。但是沒有用。他便宣佈，如果對貴婦人判處死刑自己就自殺。在最後一刻，擔心失去兒子的父親不得不讓步。

詩人說：“我沒有什麽政治信念，我只是熱愛自由。”因此，他成為永遠的反對派
——既反對共和國，也反對帝國。在刺刀破門而入之前，他匆匆離開自己贊美過並將繼續贊美的土地。（下續）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12, 2021 at 9:32pm

（續上）詩人選擇流亡，政治家選擇堅守。這是詩人與政治家之間最大的區別。羅伯斯庇爾即將簽發丹東的逮捕令時，丹東的朋友向他通風報信，勸他逃往英國，丹東卻平靜地說：“我能把共和國的土地帶在我的鞋底上麽？”丹東寧可上斷頭臺也不願流亡，他心甘情願為了某種理念和信仰而犧牲。詩人卻不同，詩人什麽也不信，除了自由與獨立。為了擁有自由與獨立，他們可以放棄國籍和家庭、名譽和財產，背上“叛徒”的惡名。為了擁有自由與獨立，他們有勇氣對抗任何強大的政權，在極端的孤獨中消解命運的殘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憶者、寫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統治者不共戴
天的敵人。

流亡本身便已顯示出流亡者所具備的內在力量，以及令統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懼。
在歷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爾夫人並不比強大的拿破侖輕。“自然賦予我的各種能力中，我唯一充分發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書被憲兵毀掉，警察總監告訴她：“你的流放是你過去幾年所堅持的行為造成的自然結果。看來這個國家的空氣對你不合適…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於法國的。”斯塔爾夫人便戴著這樣的“高帽子”開始了她遍及歐洲大陸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國之時，“驛馬每前進一步就給我增添一分苦痛，當趕車人問是否車沒趕好時，我想到他們給我幹的可悲的差計，禁不住哭起來。”以後，她逐漸對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對拿破侖主動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顧。拿破侖悻悻地說，任何人在和斯塔爾夫人談過話之後，對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佔領整個歐洲的法國皇帝卻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這對他來說多少是一種諷刺。

“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勃蘭兌斯的這一結論意味深長，他個人的隱痛亦濃縮其中。丹麥的教會與政府十分討厭這名“不信神的猶太人”，他們撤銷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學的教席，並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繼續對他進行迫害。
1877年，勃蘭兌斯不得不移居柏林，開始了6 年漫長的流亡生活。結果，敵人弄巧成拙，將自身置於更加不安的境況中，勃蘭兌斯的影響力比他在國內時更大了。

19世紀中期，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分別流放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家：英國流放
了拜倫，德國流放了海涅，法國流放了雨果。但流放並沒有使他們任何一個人失掉他的任何文藝影響。作為“祖國的異邦人”，他們用自己的流亡為“祖國”構建了
巨大的精神財富。

流亡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維度，一個獨特的話語形式以至人的生存方式或臨界狀
態。

流亡者是人類文化的承載者，他是最容易受到傷害，卻又最不容易被傷害所摧
毀的人。

“如果我們造了一個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J 使我們的俄羅斯語鵬印
在孩子皺樓的小臉上我們的字母／第一個音只是一聲延長的嘆息／屹立在未來。”

這是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被驅逐出俄羅斯的俄羅斯人布羅茨基痛楚的詩句。如果說法國的流亡者仍然保持著他們熱情浪漫的情懷與放蕩張揚的個性，那麽俄國的流亡者則以他們廣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們堅韌的神經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從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到樓高車擠的美國，都有俄國流亡者的蹤跡。幾代俄羅
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運：沙皇時代的屠格涅夫、赫爾岑、杜思妥耶夫斯基，蘇維埃時代的高爾基、布寧、阿·托爾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時代的索爾仁尼琴、辛尼亞夫斯基、艾克蕭洛夫。有的作家雖然沒有走上這條荊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這中間，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也有遭貶斥的帕斯捷爾納克。

俄羅斯的土地有一種神奇的扭力，俄羅斯人的家園是生活艱苦、視野空曠的鄉
村原野。俄羅斯人在富饒而貧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勞，並用宿命的觀點看待自己的不幸，為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感到自豪。他們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時而激情進發，時而郁慢沮喪。（下續）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8, 2021 at 1:28pm

（叙事）俄羅斯文學的傳統是在這樣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說西方人在認識真理時是通過個體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麽俄羅斯人的意識要認識的對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這樣，悲劇的因素便蘊含在其中了：極權統治的秘密在於蔑視 “人”、遮蔽“人”、迷惑“人”，將人“鎖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學家的使命在於發現“人”，拯救“人”，張揚“人”，讓人按自己的意願活活潑潑地生存。兩者之間必然展開一場不可調和的戰爭。

1919年，少年納博科夫隨同父親離開動蕩的祖國。船匆匆起錨時，岸上響起的
機槍聲是他關於故國最後的回憶。“孤獨意謂自由與發現，一片廣闊無垠的沙漠，會比一座城市還令人興奮。”這位貴族後裔漂泊於德、英、法、美、瑞諸國，不僅疏離於新政權，還疏離於形形色色的流亡組織。“我一直過著獨立清醒的日子，我從不附屬於任何黨派團體，因為我並沒有在哪個公司商號當過白領階級，更不曾在礦坑裏幹過普羅階級。任何黨綱或信條都不會影響我的創作。”對於納博科夫來說，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選擇的。絕對的流亡帶來絕對的自由，而自由是創作的源泉。從旅館到客棧，他只攜帶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裏是一疊疊的文稿；從輪船到火車，他只攜帶一顆俄羅斯的心臟，心臟的搏動宛如俄羅斯森林中霍霍的風聲。

斯大林時代表面上萬馬齊哈，愛倫堡卻說：“你可以用瀝青滾蓋世界，但是總
有幾株青草能自限縫中萌芽滋生。”艾克蕭洛夫便是這樣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
“人民之敵後裔收容教養所”度過，如同置身於一堆入的廢軀殘體中，如同零落在
戰場或屠場上。

幾本破舊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將沈淪的心靈。他開始思考，寫作，被捕，
坐牢，最後流亡。

1979年，艾克蕭洛夫在美國出版轟動一時的長篇小說《鋼鳥人》。小說主要敘
述一個背毅金屬外殼、非人非鳥的怪物，強行住進大樓的公共電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棟大廈和公寓裏的居民。因為鋼鳥日日夜夜肆意破壞，大廈崩塌了，只留下鋼鳥依舊意氣風發，昂首挺胸站在電梯頂端，冷漠地俯瞰大樓的斷垣殘壁。

蘇聯當局惱羞成怒，將艾克蕭洛夫定義為“人民公敵”。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流
亡者都是“人民公敵”。

其實呢，流亡者就像一隻跳蚤，活躍在統治者的床頭，使服了過堅安眠藥的統
治者仍然無法安眠。

布羅茨基把自己形容為“一條殘存於沙灘的魚”。他的案頭貼著一句中國的古
語“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然而，歸鄉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這一步，千里即意味
著“嚴禁你回首望故鄉”。回去了又能怎樣呢？

結果是無須猜測的——暴政時代，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遭遇是，“詩自然不可能發表，甚至不能用筆或打字機寫出來。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記憶裏。有人因為比一張寫了幾行字的紙更小的東西失蹤過。”

為了防止遺忘，女詩人只好請密友低聲朗誦。另一位詩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後，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東躲西藏，將一隻暗藏他詩卷的平底鍋緊握在手中，夜深人靜時默默背誦那些詩句，時刻提防執搜查證的便衣闖入內空。（下續）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7, 2021 at 3:50pm

（續上）民主時代應該沒有問題了吧？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多次電請流亡美國的索爾仁尼琴返國。索爾仁尼琴確實也回過祖國，可最終還是走了。為什麽呢？他坦白地說：“在長達歷年的歲月裏，我一百小心翼翼地潛匿於深處。而現在我剛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條慣於生存在高氣壓的深海魚，浮出水面就死亡，因為這條魚無法適應突然的低氣壓。”作家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已然陌生的國度，他的講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都企圖利用他。古拉格群島已經成為過去，民眾也把他看作過去。他自己則已適應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條大毒蛇，緊緊裹住了他。在一個不需要流亡的時代，索爾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個破碎的時空中，流亡者在這個時空中捍衛著他們自己的道德標準。

土地與歷史在他們的筆下倔強地延伸。“流亡”是一個極為生動的詞語。逝者
如斯的大川，標識著這群人動態的生存。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乾坤在日夜流轉。

“流亡”成了不可終結的神話。

地球上，有一個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聖經》耶利米哀歌第二節中有這樣的話：“你們一切趕路的人哪！這令你們不介意麽？你們喜歡看，有像這臨到我的痛苦沒有？”

痛苦像鹽一樣溶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動。

這個民族便是猶太民族。他們流亡了整整兩千年，足跡遍布世界。他們曾經擁有家，擁有財富，擁有知識，但轉瞬之間就可能喪失一切，包括生命。他們的自由是以喪失任何生存空間為代價的自由，是被拋棄、被殺戮、被追蹤的自由。

我最喜歡讀的是茨威格的書。心靈的焦灼既是書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

當流亡並不是作為上帝考驗人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本體而存在的時候，茨威格開始動搖了。他的書被從書店和圖書館裏取出來，匯集到廣場上付之一炬。這對寫書的人來說，是一種近於原罪般的痛苦。面對這種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終都將暴露無遺。

茨威格 (Stefan Zweig，1881年－1942年) 一直在思索“托爾斯泰為什麽要出走”的問題。在《茫茫蒼天》中，他試圖解答，卻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個不情願流亡的人。他是個水晶一樣脆弱的人——他常常希望得到愛、憐憫和尊重，而這些領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們需要周圍的人無微不至地呵護。流亡生涯帶來的卻是冷漠與苛待，在陌生的環境裏，絕望像爬墻草一樣瘋狂地滋長。

茨威格越走越遠，告別了歐洲的心臟奧地利，告別了歐洲大陸，甚至不得不告別大陸之外的英倫，來到彼岸的巴西。他終於痛切地體驗到：流亡並不是人生的某個階段，也不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特定現象。那在記憶中美不勝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流亡不是一條通向勝利與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終身承載的負荷。精神敏感、心靈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羅米修斯那樣，日復一日地忍受被蒼鷹叼走心臟的痛苦。聽到日軍侵佔新加坡的消息後，他靜靜地喝完最後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別。

那天，陽光燦爛，槍聲清脆，流亡到此為止。（下續）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November 6, 2021 at 12:06pm

索爾·貝婁：自覺的流亡

與茨威格對流亡的拒斥相反，同為猶太人的索爾·貝婁卻選擇——自覺的流亡——在他的作品中。貝婁一生在芝加哥大學裏過著平靜而優越的學院生活，但他筆下的主人公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蕩與漂泊中，這些志高運壞、事與願違的人物堅韌地忍受折磨，嘲笑著自己接二連三的挫敗。

《偶王漢德遜》塑造了一個既成世界的背離者的形象。貝婁認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明顯的表征，“誰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個地位，人們都覺得占據了正當的屬於旁人的地位，到處都是離開原位而被取代的人。” 擁有億萬家私、美滿家庭的漢德遜應當滿足了，可他仍然不滿足。他的靈魂被貪得無厭的聲音“我要！我要”所咬嚙著。他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煩得要命，他是千千萬萬正在萎縮的靈魂中的一個。

他離開美國，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獅子與酋長。漢德遜的流亡不同於此前所有人的流亡，沒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個：有詩人氣質的人不可能適應散文的世界。

在實用主義泛濫的美國，當一個詩人，要幹學者的書，女人的＃，教會的＃。俄狄甫斯感動了木石，然而詩人們卻不會做子宮切除手術，也無法把飛船送出太陽系。奇跡和威力不再屬於詩人。詩人之所以受到“愛戴”，正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無能為力。詩人的存在，僅僅是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辯護。那些人說：“如果我不是一個寡廉鮮恥的下流胚，不是一個討厭鬼，不是一個賊和貪得無厭的人，那麽我就不會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溫順的人吧，他們雖然堪稱我們中間的精華，但他們卻都被挫敗了。可憐的傻瓜們！”

漢德遜是個成功者，但詩性仍然頑強地與他的成功作對。他是猶太人，他也是詩人，這就註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獨得可怕，而且恐懼，他對行為缺乏信任，對自命為英雄的行徑表示懷疑。他想實現尊嚴，並給生命加上一種道德的量度。這一切，只有在疏離於“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貝婁筆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學徒”。作為一名心靈敏感的猶太人，貝婁保持了一種在盛世中的木口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經獲得自由，不再像獸類似的每日勞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們享受，可是每個人都發現自己懸空吊在新的安適之中，看不出應該享有此類生活的權力或理由。這樣便導致了具有反諷意味的結果：新獲得的自由反而使人們更加孤立，更加受制於權力。“人不能單獨地生活，而應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漢德遜們終於悟出這樣的道理。


回蕩在他耳邊的聲音“我要！我要！”變成了“他要，她要，他們要。”生命的意義在艱苦卓絕的流亡的過程中凸現出來，我們都有一個“值得為之奔波的命運”。流亡是渺小的人與命運所作的最後一搏。流亡的動因各不相同，流亡導致的結果卻大致相同，那就是具有金剛石般的品質、文化與思想的誕生。偉大的流亡者們以流亡的行動來作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鐘聲在那一剎那間響起，流亡者們在路上聆聽到鐘聲，清醒地知道：伊甸園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態呼應著流亡者身上 某種神聖的素質。

能夠改變什麽，不能夠改變什麽，關於這一點，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給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歷史，因流亡者而生動。

一部虛偽的歷史，因流亡者而真實。

一個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擁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個軟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與電中迫近永恒。

（余傑：火與冰·第三輯 夜路冥想 [一]）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March 18, 2021 at 11:43pm

心靈素質學人物·耶蘇基督

耶蘇基督說：

“我是道路、真理與生命。”

“我是”二字，不在突顯耶蘇基督的不凡，而在點醒每個人心中的”基督意識”。

我們都是僅此一份，別無復制的作品，具足”愛與智慧”。

只要我們透過自己的存在，向人世間展現自我獨有的特質，上帝就在這世界展現它的奇跡。（《馬來西亞二十一世紀心靈素質學方案》—— 1995年《熱情·財富、權威》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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