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德國歴史之旅
2005年,二戰結束60年紀念,我背包包到了德國柏林。這一趟的歐洲文化之旅,補充了我對歷史敘事體驗設計的認識。例如,在不復存在的歷史現場,把昨日戰爭與極權政治一幕幕的發生,用開放的展覽與導覽方式呈獻給世界。罪深惡極的納粹德國蓋世太保,在他們為所欲為的年代,充滿了見不得光的黑幕;今天,全在光禿禿的遺跡上公諸於世。那種 體驗呈獻美學,帶引觀展人陷進深深的反思。此照中,昨日照片中的種種,對照今日現場四周的種種,太多太多的故事在心靈裏發酵。(2016年7月18日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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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旅遊·把故事說好的快意
Location: 德國柏林二戰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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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經典研讀班第二場
講題: 後人類與新主體
閱讀文本: Zalloua, Zahi. Being Posthuman: Ontologies of the Fu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21. (Chapters 1 and 3)
主講人:周俊男(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主持人/與談人:林建光(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人:王曉慧(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副教授)
時間:2021年 8 月 26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八月份的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舉辦線上研讀班活動。周老師在導讀一開始說明選擇此書之因,他認為本書雖然主要是介紹精神分析,也就是 Lacan 和 Žižek 的後人類版本。
本書很大部份是跟物導向本體論 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做對比。第一章 Cyborg 和第三章 Object 裡頭介紹精神分析和後人類相關的理論。周老師將精神分析後人類概念分成幾個部分。第一點是 Inhuman in the human 中 inhuman,也就是「反人性」,與 nonhuman 概念不同,nonhuman 應該翻譯為「非人」。
第二點是精神分析中構成主體性很重要的 death drive(死亡驅力)。第三點則是 Non-all「不全」這個概念。這三個是和精神分析後人類很有關係的概念。Inhuman 翻成反人性主要是要跟 nonhuman 做對比,inhuman 指的是不能被人文主義理性、獨立、自主、完整、透明的主體所掌握的,不可解的,無法駕馭的核心,這核心就是 inhuman,也就是精神分析 The Real 的層次。
大部份後人類主義 者,如 Braidotti 等人通常都是反人文主義,但是精神分析的反人文主義跟其他反 人文主義的陣營不同,OOO 和上次讀到的 Braidotti 是要去除主體,跟機器、動物等合為一體,主張傅柯所講的 Death of the man,走的是 “He is not human”的路 線。He is not human 和 He is inhuman 是 Žižek 書中提到的,他說過要反“He is human”有兩種方式,就是“He is not human”和“He is inhuman”。
OOO 的方式是“He is not human”,不要主體,跟外界融為一體,但精神分析卻不一樣,堅持一定要有主體性的存在,而這主體是否定性的主體,它會自我否定和自我分裂,主體的內容與形式會分離,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主體稱為“empty subject”「空白主體」, 或是“pure subject”,「純粹主體」。
這是人裡的「反人」的部份。關於死亡驅力, 死亡驅力是指內在於人的自我否定的力量,是一種永恆的自我否定力量,既反抗弗洛伊德所謂的現實原則,也反抗快樂原則,所以 Žižek 把死亡驅力當作人基因的故障。死亡驅力跟精神分析的後人類精神很吻合,因為它會去擾亂人的穩定性, 突顯主體中「反人」的核心或主體所無法駕馭的殘餘的部份。
第三點講 Non-all 的概念,它是精神分析的本體論,中文可翻成「不全」, 是精神分析用來描述真實層的本體的樣態。精神分析認為存有本身不是一個整體 或實體,而是內部分裂的,未完成的存有,所以稱為「不全」。「不全」這個概念 可應用在主體或客體的存有上,因為兩者的存有都是不全的。Non-all 是屬於內 在論的一種本體論,史賓諾莎單子論是上次讀的 Braidotti 尊奉的。(下續)
(續上)一般後人類主義大都接受史賓諾莎單子論,認為不應分主客,不分人和非⼈,所有存有都是整體,是一種內在論。精神分析雖然也是內在論,但它強調存有是不全的,和單子論有差別。接下來用 The Real 來界定精神分析本體論,這種強調存有不全的本體論是開放性的本體論。
真實層並不是被象徵層閹割的初始的圓滿樣態,它是以象徵層的裂縫樣態存在。它本身並沒有實體,象徵層的裂縫不是 The Real 造成的,而是真實層是伴隨著象徵層出現的效應,是象徵層無法填補的裂縫,這是從真實層來看的「不全」的本體論。
周老師接下來從拉岡的性別公式來界定「不全」。性別公式以陽具象徵、超越社會關係或律法的東西作為指標,男性和女性對這指標有不同的應對方式。男性預設有超越社會關係或律法的陽具象徵存在,其他人則必需接受社會關係或律法的約束;但女性邏輯則不一樣,女性認為並沒有超越律法社會的陽具象徵存在,但所有人並不會完全受到律法和社會關係的控制。
Exception 就男性而言它存在於外部,律法之外,但女性認為它存在於內部,亦即律法或社會關係等象徵系統,它本身是不完整或有漏洞的,是不全的,可指涉主體或客體的不全,系統本身也 不全,律法也有漏洞。
依照「不全」的概念,書中提到的 women、subject、cyborg 等存有,如用究極本體的概念來看,皆可視為不全的樣態。最後,周老師比較精神分析與 OOO 的概念,他指出精神分析強調一種 Inhuman posthumanism,與 nonhuman posthumanism 對照,OOO 是 nonhuman posthumanism,而精神分析是 Inhuman posthumanism,主張反⼈核⼼ inhuman core 的後⼈類主義,與 nonhuman posthumanism 以非⼈為核⼼的後人類主義不同。反人的後人類主義是要跟人內在殘餘共存,找出非實體的主體性。
第二點是 What disables enables,人的反人核心反而可以成為重塑人的主要動力。關於 OOO 的概念,它主張平面的本體論,主張萬物都民主,物是超越於主體的掌控、再現或詮釋之外的。萬物是共有一個本體的,是一種扁平的本體論, 扁平的本體論試圖打破⼈超越萬物之上的不對稱關係,主張動物、機器、或無生物等都共享一個本體的領域,主張萬物的民主。
第二點 Emotion of the subject, 它把主體降級,主體沒有優位的關係,主體也是萬物之一,也是客體,Subject as object,主體變得和物體一樣。Zupančič 說過 OOO 試圖 Getting out the subject, 要從主體脫離,以及 Getting the subject out ,要把主體抽離。
第三點是 From linguistic turn to ontological turn,從語言轉向到本體轉向。OOO 傳承 Speculative Realism 推測實在論,用本體論取代認識論,跳脫康德、笛卡爾等人所設定的知 識論難題,把重⼼放在大户外,要找回物體本身真實面貌。海德格提過壞掉的鎚子的例子,它跟 present at hand 和 ready to hand 都無關,是純粹的物體。
第四點 是 Object fever,是本書作者對 OOO 理論的描述,它是想走出主體的狹窄框框, 追求外物及外物性的,是追求⼈以外的萬物的一種對物體的狂熱。ANT 行動者 網路理論和 OOO 有些許差異。
ANT 認為 OOO 把物質化約為扁平固定的物質或 遵守某種律法的物質,ANT 則追隨 Deleuze 的思想,認為萬物會互相裝配組合,萬物處於不穩定的 becoming 狀態。OOO 覺得 ANT 太重視關係及變化生成狀態,而把存有本身忽略。對 OOO 而言,存有本身有不可化約的存在。在這場導讀中,周老師帶領我們思考後⼈類論述中 inhuman 與 nonhuman 兩種概念的不同,讓我 們可以思考精神分析與 OOO 概念下後⼈類思考的差異,這對我們研究⼈與非⼈ 之間的關係非常有幫助。
(《Advent》經典研讀班;3—6頁;第二場〈後⼈類與新主體〉;科技部⼈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 1 日至 2022 年 6 ⽉ 30 日;計畫召集⼈:楊乃女;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Advent》經典研讀班第三場
講題:跨物種連結新圖像
導讀⼈:林建光(中興外文系副教授)
主持⼈: 楊乃女(高師英語系教授)
側記⼈: 沈鵬(中興大學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學位學程)
閱讀文本: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Ch. 3, 4) 時間:2021年 9 月 18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九月分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申請線上活動。根據林建光老師的解讀,本書第三章可以分為兩部,前部分是理論,後部分是案例,後者是 Haraway 提出人類如何與其他生物共生(Sympoiesis)的案例。林建光教授首先介紹 Sympoiesis 的概念。
Sympoiesis 是指共生,是⼈與其他生物包括細菌一起成長,而且這裡的 Sympoiesis 也隱含了 worlding 的概念。 Haraway 主張把「世界」動詞化,她提出這樣的詞語是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地變動,⼈和非人有著動態的關係,產生一個互動,所以這裡的 Sympoiesis 帶著創造或改變的意思,並反對人類是獨一無二的想法。
接下來,林老師討論在 Sympoiesis 論述裡的其他概念,首先是 Endosymbiosis, 該術語是指一個關係網絡,例如人和其他生物(Critters),也就是動物、細菌或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這些生物不管是內在或外在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往內旋,使生物與微生物形成一個系統。
第二個術語是 Holobiont,是指生物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一個整體,並不能用二元對立來理解。因此,Haraway 將類似這種關係比喻為「打結」或「翻花繩」的關係,用這樣的意象來解釋無限纏繞的關係。 此外,Haraway 反對過往主張分類的生物學,她認為新的發展應該是要打破這些界線。(下續)
在這裡對 Haraway 影響很大的是生物學家 Lynn Margulis,因為 Margulis 認為生物是 Holobiont。Margulis 也是反對過往的生物學研究,她認為生物並不存在單一的個體,而是跟整個世界產生互動,所以應該是 symbiosis 的關係,並不能用競爭跟合作關係來理解生物,因為競爭跟合作隱含了單一個體的概念。
因此,Haraway 也拋棄了 Host 的概念, 放棄所謂一個生物寄生在某一個獨立生物的思想。林老師指出,Haraway 所創造的很多名詞是因為要描述世界複雜的關係,由 於這些關係太複雜,所以不能用單一的名詞來解釋。
此外,Haraway 還舉了一個 Mixotricha paradoxa(中文譯為「混合⽶線蟲」)的例 子。表面上它是一個獨立的生物,但它包含了兩種螺旋體,兩種真細菌,牠們可以作為一個無限多種生物合生的例子,因為裡面有五種以上的共生基因組或細胞。
從這個例子看出,生物已經超出以前生物學所認為的分類法,因為生物本來就是 symbiosis 的系統。此處 Haraway 還提出兩種共生模式,一種是 choano flagellate bacteria (領鞭毛蟲)模式,另一種是 squid-bacteria 模式。在夏威夷有一種短尾烏賊,體內有一種細菌使烏賊會發光,可以幫助烏賊獵食,因為其他生物會將發光透明的烏賊誤認為星空。
這種關係證明了細菌跟動物是分不開的,生物之間是共生或合生的關係。 另外,林老師討論另一個 Haraway 的主題,Interlacing sciences and arts with involuntary momentum, 這個討論中 Haraway 引述了 Carla Hustak 和 Natasha Myers “Involutionary Momentum ”的文章。
這兩位學者藉由科學研究跟文學或文化,找到一種對話或交錯的可能性,以促進科學、藝術跟人文的「worlding」。他們舉了蘭花與蜜蜂的關係來代表共生的關係。有一種蘭花為了要吸引蜜蜂去採蜜或授粉,因此讓它的花朵形狀長得像雌蜂的生殖器官,如此一來蘭花跟蜜蜂形成了 一個「affective ecology」,它們的關係也如同 Haraway 所說的「打結」,因為蜜蜂跟蘭花是交錯在一起的關係。
根據它們的關係,可以看出一個 involutionary Momentum, 這裡林建光教授進一步解釋,因為生物學裡面經常提到 evolution(進化),「進化」指的是未來導向,單一的生物為了一個特定的目標而進化,但 Haraway 所贊成的可是 Involution,它不是往前而是往內旋轉的動力。
至於蘭花跟蜜蜂,它們也產生一種實驗的關係,不能保證所有的關係都會是正面的。這裡 Haraway 以漫畫所談到的蘭花跟蜜蜂為例子,Haraway 把這個漫畫解讀為花本身就有記憶。
花雖然依然長得像雌蜂的生殖器官,但該種採蜜的蜂蜜已經滅絕了。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種蜜蜂的存在是因為蘭花還一直記得這種蜜蜂。換言之,蘭花幫我們記憶曾經有一段蘭花與蜜蜂共生的故事。
某種程度上,花可視為為死⼈說 話的例子,Haraway 認為我們有責任為死⼈說話。林老師總結,第三章的前半部分是談 symbiosis 的理論,而後半部 Haraway 會用四個例子來印證她所提共生理論,以及如何在麻煩世界中找回部分復甦的可能。
在本場活動中,林老師從生物的觀點帶領我們看到後⼈類論述的另一種可能,生物的共生狀態讓我們從 involution 的角度,而非 evolution 思考自然的問題。
(《Advent》經典研讀班;6—8頁;第三場〈跨物種連結新圖像 〉;科技部⼈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 1 日至 2022 年 6 ⽉ 30 日;計畫召集⼈:楊乃女;執行機構及系所: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Advent》經典研讀班第四場
講題:暴力降臨,政治於焉開始
導讀⼈:邱彥彬老師(政大英文系)
主持⼈:吳建亨老師(清大外文系)
側記⼈:陳柏叡(台大外文系碩⼠班)
閱讀文本: Wahnich, Sophie. In Defens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2012.
時間:2021年 10 月 23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十月份活動同樣因為疫情因素,舉辦線上研讀班活動。導讀開始時,邱彥彬老師即說明 Wahnich 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恐怖進行辯護主要是將 1793 年重新放回革命的脈絡中檢視。彥彬老師認為 Wahnich 的歷史書寫是相對傳統地藉由敘述的方式來銜接 1789 至 1793 年的政治變化,而本次讀書會的重點會放在 Wahnich 如何將 1793 年扣回歷史脈絡上、並檢視 Wahnich 修正式的生命政治。
彥彬老師聚焦於法國大革命 1789 到 1795 年的發展,說明一般歷史學家會 以 1792 年路易十六的退位作為分⽔嶺,將此時期區為第一民主(first democracy) 與第二民主(second democracy)。第一民主的政治制度仍是建立在君主立憲的、 是由路易十六所認可的國民會議主導;第二民主則是廢除君主制度、更直接地進入共和時代。彥彬老師認為透過這個分類更容易將 1792 到 1793 年的歷史重置法 國大革命的脈絡:因為從 Wahnich 的閱讀角度,一般所說的 1793 年恐怖統治其 實是要溯回至 1792 年的,前者是為後者的政治行動進行解釋與詮釋,二者的政 治決斷目的都在於建立「⼈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也因此,與其將恐怖 統治類比為納粹或是蘇聯的極權式管理,不如將它視作一種政治技術。 進而言之,在 Wahnich 看來,1792 年可以說是「未經象徵化的復仇」(nonsymbolized vengeance)集中發生的一年。所謂的「未經象徵化」指的是底層以生 命作為代價的直接反叛,而「復仇」則是當時底層或是國民會議內的政治行動。 1792 年的三個指標性的事件分別為六月二十日闖進皇宮、⼋月十日闖進杜伊勒 里宮、與九月屠殺(September Massacre),行動者是國民衛隊與無套褲漢(sansculotte)。其中九月屠殺乃肇因於底層⼈民不耐審判過程過於冗長,而闖⼊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9 監獄大量屠殺囚禁中的第一與二階層的貴族與教⼠。
至 1793 年,在路易十六退位、君主立憲取消、國民會議解散的情況下,制度上是更積極籌備立憲議會,其中最具意義的是建立了革命審判所(revolutionary tribune),這是一個快速判決、沒有上訴機制的審判所,目的是為了迅速處理遭到逮捕的第一與第二階級。
在 Wahnich 看來,此審判所的建立是為了回應前一年的九月屠殺,目的在於疏導、「詮釋」一直未能被妥善象徵化的「⼈民之聲」(la voix du peuple)。彥彬老師認為作者對第二民主的看法來自於一種精神分析式的閱讀, 主張 1792 年無法進⼊象徵秩序的聲音終於在 1793 新成立的革命體制下得到安頓。有鑑於此,一般認識的 1792 至 1795 年的革命歷史並非不斷加溫的恐怖統治,而是在替未經處理的⼈民的聲音降溫、降級,當時的暴力不是被壟斷而是讓底層免於暴力的漩渦。
(《Advent》經典研讀班;8—10頁;第四場〈暴力降臨,政治於焉開始 〉;科技部⼈⽂社會科學研究中⼼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 1 日至 2022 年 6 ⽉ 30 日;計畫召集⼈:楊乃⼥;執行機構及系所: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下續)
(續上)彥彬老師認為即便 Wahnich 的說法有過於浪漫化的可能— —畢竟這種代位處理的仍帶來一樣的傷害——但可以肯認的是 Wahnich 的閱讀確實有處理到革命初期底層無所指引、處理的憤怒之情。
彥彬老師在讀書會的後半場轉而處理書中的理論問題,尤其是 Wahnich 與阿岡本生命政治的對話。在 Wahnich 看來,⼈民的聲音在經過「恐怖」(terror)處理過後,不再是赤裸的聲音,而是「政治的聲音」(political vocals)。相對的,阿岡本對生命政治的認識則是權力不透過任何中介作用就直接作用於生命之上的,他在《牲⼈》(Homo Sacer)一書中,追溯至《人權宣言》,指出生命自此從一誕生就已經被賦予權利、也就是被政治化了。
即便 Wahnich 沒有直接批判阿岡本,但當她從後九一一時代的集體悼念切⼊美國⼈對於國民生命的哀悼時,就指出該哀悼讓生命本身被直接賦予「一種不可名狀或尚未被發現的公民權」(an indescribable or undiscoverable citizenship 105);然而,回到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時代,各種政機構都是一種中介,⼈民的聲音要被這些機構中介化、象徵化才有可能晉升為「人」的聲音,換句話說,「唯有成為公民才能獲得⼈性」(it was by becoming a citizen that the humanity was attained 105)。在阿岡本看來是要先成為 ⼈才會成為公民,而在 Wahnich 看來,要先成為公民才有可能成為⼈。
彥彬老師進而說明 Wahnich 對於生命政治的框架,恰好是連結了 theoretical humanism 與 situational anti-humanism,前者是一般所認識的⼈本主義,是將所有底層轉化為公民,而後者則是指當某⼈背叛了自己的⼈性時——在當時,即未尊重公民權的概念——就成為不值得存活的生命。
正如 Wahnich 在書中寫道:「[革 命的]目標是保護一群藉由尊重其所宣示的自然權利而政治地構築的⼈性」(The 0 object is to protect above all humanity as a group constituted politically by its respect for declared natural right 89-90),所謂“humanity as a group”本身就有排他性,是要對自然權利有所尊重的才能被囊括進來,而對於普世權利與平等不認同的貴族階級則是可以被剝奪生命的。這樣的說法固然有缺陷,但彥彬老師強調正是因為 Wahnich 聚焦於歷史脈絡中,她才不全然侷限在生命政治的框架內。
她強調在歷史情境下,恐怖統治的論述在意的是底層是否可以全然接受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在貴族、教士仍與底層有距離、生命仍不平等時,惟有公民權才是平等且等價的。進一步講,生命與公民權是不等價的,後者是不可被犧牲的。當阿岡本式的生命政治強調每個生命都是平等時,Wahnich 意識到生命在革命時期並非價值基礎, 所謂「不自由,毋寧死」可能才是體現當時價值的最佳標語。
共和國曆十一月,1794 年七月,恐怖統治隨著羅伯斯比的處死而終結。今天所謂的恐怖統治,正是從復辟的角度回顧前一段歷史而給予的負面指稱。彥彬老師指出在革命時期的死亡本應帶有高度政治意義的,但當我們重新檢視恐怖統治時期後,才會意識到事實恰好相反。
對 Wahnich 來講,當我們將生命給予崇高價值後,反而讓生命沒有政治意義。彥彬老師認為這本小冊子有許多豐富的意義, 但仍需要思考的是其中的哲學思想。老師指出 Wahnich 談的生命政治是較偏向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Critique of Violence”所談的 mere life。而當 Wahnich 談及底層聲音時所使用的「翻譯」一詞,也偏向班雅明式 fortleben 的說法,在德語即「生命自己從內部離開、裂解與出走」。在這場導讀中,邱老師從革命的角度看待 Advent概念,雖然談的是法國大革命,他關切的是生命與政治的連結,讓我們看到公民權的建構的問題。
(《Advent》經典研讀班;8—10頁;第四場〈暴力降臨,政治於焉開始 〉;科技部⼈⽂社會科學研究中⼼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008;執行期間: 2021 年 7 ⽉ 1 日至 2022 年 6 ⽉ 30 日;計畫召集⼈:楊乃⼥;執行機構及系所: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文化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自身的文化接觸經驗的理解與再建構,依Polkinghorne(1988)的看法,人的“體驗∕經驗”充滿著各種意義,如果想要探索這些意義,一個直接而立即的方式就是去探究人的“敘事∕敘說(內容)”(narrative),因為這是人將自身經驗加以意義化的主要形式,而敘事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將自身的經驗賦予時間性和情節。由於敘事提供人們意義建構的工具,透過分享彼此對事實的詮釋,亦有助於凝聚社群,因此敘事的概念對於文化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Bruner, 1990; Hammack, 2008)。
而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概念相連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理功能,從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於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稱之(McLean, 2008)。為了使個人認同與其親身經驗和遭遇相協調,生命故事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其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新的故事主題來接納陌生經驗,另一方面也會以既有的認同來同化對新事物的理解,個
人認同的問題與生命故事的創造乃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期發展的兩大特色(Pasupathi, Mansour & Brubaker, 2007, p. 86)。從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生活經驗如何做首尾相連的解釋,並對其行為之意義及目的有所瞭解。(胡紹嘉, 2012《旅歷台灣,返想中國: 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台灣《新聞學研究》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頁43-87)
關於張正隆的《雪白血紅》
《雪白血紅》是中國大陸報告文學作家張正隆的代表作,描述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林彪率領中共軍隊在中國東北戰場與中華民國國軍作戰的事跡。
作者採訪了上百個林彪有工作關係的人整理而成,寫得相當紀實,其中加入了大量林彪與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互通的電報內容,書中涉及強制動員參軍、長春圍困戰中長春圍城餓死大量平民等敏感內容,出版後引起轟動,在被禁前在中國已經賣出超過十萬本。
此書於1990年被禁止在中國大陸發行,被禁的原因是“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據悉彭真氣極敗壞地對他的秘書說:“林彪難道比毛澤東還英明嗎?”結果出版社遭到牽連,一些人遭到降職和下崗,責任編輯馬成翼被關了23天,張正隆被關了一個月,對張正隆後來出的書內容也審查得更嚴。2002年,此書在香港出版。如今在中國大陸少數圖書館可借閱。(維基百科)
敘說古朝鮮女史官事跡的韓國電視連續劇《新進史官丘海昤》劇照,故事發生在19世紀初的朝鮮王國,劇情史實根據待考,唯可見唐代李世民前的中國史官制的縮影。
故事與莫名的病
二次大戰後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當個體失去故事時會產生混亂及迷失方向;而當民族失去故事時,整個文化便會遭受莫名的病。(Ray & Anderson,2008:329)榮格派的分析師伍德曼(Marion Woodman)也這樣告訴我們:“沒有了故事,我們在個人的世界瓦解時,就無法回想起我們自己的身份” (見邱于芸著 《故事與故鄉~創意城鄉的十二個原型》,臺灣遠流出版社,2012年12月,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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