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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4, 2021 at 6:47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4—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現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她在市場里走來走去，同時大聲說道：“我見過輻射。輻射是藍色的，它能覆蓋所有的東西。”聽了她的話，人們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鄉村奶酪。一位老婦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邊，市場里己經沒有人買牛奶。“別擔心，”她說，“我從不讓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來的。”如果你駕車離開城市，來到郊區或農村，你就會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頭全身裹滿玻璃紙的牛，而站在它旁邊的則是一位全身包滿玻璃紙的農村老婦人。眼前的情景簡直讓你哭笑不得。

這時，他們開始將我們外派，監督下層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廠。這家工廠收到的原材料絲毫沒有減少——生產計劃並沒有調整，所以他們依然照原計劃工作。我走進倉庫，剛一打開我帶的儀器，它的指針就開始劇烈地搖擺。那些木板還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掃帚附近，它的指針立刻就從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後就不動了。“這些掃帚是從哪里來的？”“克拉斯諾波爾。”後來的事實證明，克拉斯諾波爾是整個莫吉廖夫地區受輻射汙染程度最嚴重的地方。“我們還有一船貨物沒有發。其的都已經發貨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們已經發往各城鎮的貨物再找回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一我怕我會忘記……哦，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突然之間，你就有了這種全新的感覺，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生活。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人需要這種生活。但是，現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麽？你用什麽來填飽孩子的肚子？什麽東西是危險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應不應該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該留下來嗎？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都己經習慣了生活——可是，你該如何生活？和整個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過那種集體化的生活——就像工廠和集體農莊里的人一樣。我們是蘇聯人，我們已經被集體化了。譬如說，我就是一個蘇聯人，非常地道、非常蘇聯化的一個人。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每年夏天，我都會參加學生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整整一個夏天的時間，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然後把掙的錢轉寄給拉丁美洲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所在小組的工作報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給了位於烏拉圭的聯盟組織。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變了。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們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明白這一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無法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

我是一名生物學家。我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是蜜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生活了兩個月。那里還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島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將我帶到了它們家里。通常情況下，蜜蜂不會允許任何人靠近距離其巢穴三米以內的地方，但是，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開始允許我接近它們。我把果醬塗在火柴上，伸進蜂巢里餵給它們吃。我們的老師過去常說：“不要摧毀蟻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棲息地。”蜂巢和整個樹林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漸漸地，我也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會跑過來，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隻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經認為我就是這里的一部分。我曾經在那兒度過了我的昨天，明天，我還會回到那里。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曾經舉行過一場幼兒繪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隻鶴從一片田野里走過，最後走進了泥土里。“沒有人提到過鶴。”我也深有同感。不過，我卻不得不工作。我們走遍了地區內的每個地方，收集各種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把它們帶回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對此怨聲載道：“我們現在帶著的可是一個真正的燙手山芋，而且還‘燙’得厲害。”我們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服裝。你坐在汽車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後就放著那些“熾熱的”樣品。

他們擬訂了許多掩埋含輻射的土地的草案。我們用泥土來掩埋泥土——這真是一項奇特的人類活動。根據指示，無論掩埋的物體是什麽，我們都應該在掩埋前進行地質勘測，從而確保掩埋點周圍四至六平方米內不會出現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與此同時，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須鋪上玻璃紙薄膜。我們接到的指示里就是這樣要求的。然而，在現實操作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執行任務時，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地質調查。他們會伸出手，指向一個地方，然後說：

“就在這裏挖。” 隨後，那些挖掘者就開始工作。“你們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當我挖到有水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挖了。”他們往往都是直接衝著地下水挖下去。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後，我是怎麽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們的人民和我自己的。（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October 3, 2021 at 7:53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5—我接到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外派任務，是去克拉斯諾波爾斯克地區，之前我己經說過，那個地區受汙染程度最嚴重。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從土地進入河流，依照指示，我們需要將每項工作都重復一遍。你必須在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然後留出一個缺口，然後再在另一塊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同時還要確保每道溝之間的間距相等。你還需要駕車走遍所有的小河，檢査河水。於是，我搭乘大巴到達了該地區的中央地帶，到了那兒以後，我發現我需要一輛小汽車。於是，我去找了地區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兩隻手撐著自己的腦袋：沒有人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收割工作照常進行，一切就像幾個月前他們播種豌豆時一樣，盡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輻射物質最多，但是他們仍然打算把地裏已經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類植物一同收上來，在那裏，有些地方的輻射量己經達到或超過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應酬我。幼兒園裏的廚師和幼教都已經跑了。孩子們正在餓肚子。每當出現急症病人的時候，你都需要把他們送上救護車，然後拉到鄰近地區的醫院，而這意味著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猶如搓衣板的馬路上整整顛簸60公里——因為當地的醫生全都跑了。汽車？雙倍數量的犁溝？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搭理我。

遭到拒絕的我只得去向軍方尋求幫助。那是一群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個月。現在，他們全都病了。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輸車和一隊士兵——不，等一等，事實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輛車頂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探險車。很可惜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穿上部隊裏發給我的武器裝備和這輛車合影。一切就像我說的那樣浪漫，富有詩意。這輛車的指揮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斷地通過無線電與總部通話：

“雄鷹！雄鷹！我們正在繼續前進。”我們沿著道路一直向前開，道路兩旁就是茂密的樹林——這是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公路，但是我們卻坐在一輛裝甲車裏。女人們站在自家的籬笆旁哭泣一一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已經打響。

根據我們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溝上作業的拖拉機應該有一個完全密封且帶有保護裝置的駕駛員車廂。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機，駕駛員車廂的確被密封了起來，但是那輛拖拉機就停在犁溝上，而司機則躺在旁邊的草地上休息。“你瘋了嗎？你難道沒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嗎？”“可是，我已經把汗衫罩在頭上了。”他回答說。人們並不明白這一切。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戰爭的危險性，並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從來沒有人和他們提到過切爾諾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當美麗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樹林現在還在那裏，那些古老的樹林。還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顏色幾乎與茶無異，但清澈如天空。碧綠的草地。人們在樹林裏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麽自然，就像早晨起來，走進自家的花園一樣。而你也站在那裏，心裏很清楚這裏的一切都已經受到了輻射的汙染。

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訴我，我現在能喝從我的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嗎？”

我們低頭不語，我們有命4—收集數據，但是不能與他人發生接觸。

最後，還是那名司機開口了。

“老媽媽，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哦，我已經80多歲了。也許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經在戰爭中被燒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為這些村民感到難過——他們都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他們卻在受苦受難。創造切爾諾貝利的人不是農民，他們的一切都和自然聯系在一起，他們彼此間相互信任，從不剝削和掠奪對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眼前的這一切，他們想相信科學家或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他們相信牧師一樣。但是，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東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幾年之後，我突然明白了，我們全都參與了這次犯罪，我們都是同謀。（她陷入了沈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被送進了隔離區，更不知道又有多少東西被人從裏面運了出來，盡管後者是違法的——咖啡、罐裝牛肉、火腿、橘子。從裏面出來的東西都被裝在板條箱裏，然後被送上封閉箱式貨車。因為這些東西是這裏特有的。當地的供貨商、監察員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都靠此為生。人們變得比我想像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樣，也很不堪。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停了下來。）當然，我會承認這一點，而對我而言，這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不過，我要再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集體農莊裏，就當這個農莊裏有五個村子吧。這裏面有三個是“乾凈的”，兩個是“髒的”。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大約兩三公里。在這個農莊裏，有兩個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費，其他三個則沒有。現在，“乾凈的”村子正在建一個牲畜聯合養殖中心，這裏的村民需要一些乾凈的飼料。他們從哪裏去弄這些東西呢？風會卷起塵土，從一塊地吹向旁邊的另一塊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實都一樣。不過，為了建養殖中心，村民們需要找一些部門簽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門會委任一些人去做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簽署那些文件。這是犯罪。不過，我最後還是和所有人一樣，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我想：尋找乾凈飼料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監察員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一種說法。我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基本上來說，我發現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卓婭•丹尼羅芙娜•布魯克

環境監察員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30, 2021 at 4:05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昂貴的薩拉米香腸

在事情發生後的最初幾天裏，人們的感受可謂是五味雜陳，相當複雜。我記得其中的兩種：恐懼和侮辱。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而人們卻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政府保持緘默，醫生也沈默不語。各地區等待來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則等待莫斯科的命令。這是一條很長很長的鎖鏈，鎖鏈的一端連接著少數幾個決策者。後來的事實表明我們毫無防備可言。這就是那幾天裏人們最大的感受。我們的命運就掌握在少數幾個人的手裏，幾個人決定成百上千萬人民的命運。

與此同時，還有為數不多的個人也完全可以將我們所有人都置於死地。他們不是瘋子，也不是罪犯。他們只是一間核電站的普通員工。當我弄明白這一點之後，我異常震驚。切爾諾貝利把人們的心撕開了一條深不見底的傷痕，其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了科累馬事件，超越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及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一個擁有斧子和弓箭的人可以殺人，一個站在手榴彈拋射器後面的人也可以殺人，一個能夠操控毒氣室的人也可以成為殺人犯，但是他們無法殺死所有的人。然而，一旦他擁有了原子，一個小得肉眼見不到的原子……

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會將問題上升到哲學的層面。我最好還是把我記得的事情告訴你。在最初的幾天裏，人們陷入了恐慌之中：有些人跑進藥房，買光了那裏所有的碘片，還有一些人則不再去市場，也不再買牛奶和肉，尤其是羊肉。我們家不想讓日子過得太節約，於是我們買最貴的薩拉米香腸，期望看在價格的分上，他們能用好肉來做這些香腸。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恰恰是在製作這些昂貴的薩拉米香腸的過程中，他們混入了不少己經遭到汙染的肉，因為他們認為，既然它的價錢那麽貴，購買它的人自然也就更少。事實表明，我們根本就防不勝防。不過，你一定已經知道這些了。我要告訴你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要讓你知道我們這代蘇聯人到底是什麽樣的人。

我的朋友們——他們都是醫生和老師，屬於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圈子，我們會在我家碰面，喝咖啡。其中有兩個是老朋友，他們中有一個是醫生，他們倆的孩子都很小。

“我明天就要離開了，去和我父母一起生活。”我的那位醫生朋友說道，“我會把孩子一起帶去。如果他們生病，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可是，報紙上說再過幾天，局勢就會穩定下來，”另一個朋友說道，“我們的軍隊在這裏，還有直升機、裝甲車。他們在廣播裏也是這麽說的。”

醫生朋友說：“你也應該帶著孩子離開這裏。離開這兒！把他們藏起來。這不是戰爭。我們甚至根本無法想像會發生什麽事情。”

突然之間，他們對對方說話的語氣就變得不客氣起來，後來，他們之間的這次談話最終在相互反斥和指責中結束了。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你說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能夠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嗎？”

“你背叛了你自己的孩子！你作為父母的天性到哪裏去了？狂熱分子！”

那天，在場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我的那位醫生朋友在製造恐慌。我們應該安靜地等待，直到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麽做，直到他們宣布最後的決定。然而，她是一名醫生，她知道得比我們多：“你甚至不能保護你們自己的孩子！沒有人會對他們造成威脅？可是不管怎樣，你們必須承認你們也很害怕。”在那一刻，我們真的很討厭她，她毀了這個原本應該很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她就離開了，而剩下的人則給自己的孩子穿上漂亮衣服，然後帶他們去看五一大遊行。我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自己。沒有人強迫或要求我們必須去，但是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當然得去！在這個時候，在這一天一一所有人都應該聚在一起。我們跟著人群，沿著街道一路跑下去。

柳德米拉•德米特裏耶芙娜•波倫卡婭

切爾諾貝利地區的被疏散者，鄉村教師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29, 2021 at 9:27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

關於自由，以及一個有關一次平凡死亡的夢

農民們的生活依舊平靜：他們種植農作物，農作物生長，然後，他們把成熟的作物收割回來，而剩下的一切在沒有他們照看的情況下也進展良好。他們和沙皇沒有任何關系，也不關心政府——宇宙飛船、核電站，還有在首都召開的會議，這一切都和他們無關。他們不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經發生改變，己經變成了一個不同於以前的切爾諾貝利世界。他們哪兒也不去。人們死於極度震驚。他們隨身帶著種子，卻不說話；他們還帶了綠色的西紅柿，而且還把它們都仔細地包了起來。玻璃罐頭在火上烤會爆炸，當它炸開後，他們會重新拿一個放在爐子上。在你看來，毀滅、埋葬、把所有東西都變成垃圾，這一切是什麽意思？讓我告訴你，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讓他們繼續工作，也終結了他們那種生活所具備的古老含義。我們是他們的敵人。

我想去核反應堆。“別擔心，”其他人對我說，“在你復員前的一個月，他們會把你們全都派到反應堆的屋頂上去幹活。”我們在那裏待了六個月。按照工作時間表，前五個月，我們協助疏散村民，第六個月，我們被派到了核反應堆。對於核反應堆屋頂上的工作，我們拿它開過玩笑，也曾經進行過嚴肅的談話。在那之後，我們也許還能再活五年、七年。或者，我們還能再活十年。不過，不知為何，人們提的最多的就是“五年”。這個數字是人們從哪兒聽來的？他們平靜地對我們說，話語中絲毫沒有半點恐慌：“誌願者們，向前沖！”我所在的整個中隊——我們向前走去。我們的指揮官有一個監控器，只要打開它，他就能看到屋頂上的情況：石墨碎片、熔化了的瀝青。“看到了嗎，小夥子們，看到那上面的碎片了嗎？你們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清掃幹凈。還有這裏，在這個區域裏，這裏就是你們傾倒垃圾的洞。”按照指令，我們每次在上面停留的時間必須控製在40秒至50秒以內。可是，這根本就不可能。每傾倒一次垃圾，你都至少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你需要跑上去，然後回來，你必須要跑上去，然後把那些東西倒掉 個人將垃圾裝進手推車，其他人則把手推車推到洞口，然後傾倒垃圾。倒完後，你必須立刻跑回來，不能往下看——他們禁止我們這樣做。可是，所有在那兒工作的人都會往下看。

報紙上寫道：“核反應堆周圍的空氣是幹凈的。”我們看完後哈哈大笑，然後就開始咒罵那些記者。空氣是幹凈的，可是我們在那裏吸入了高劑量的輻射物。他們給了我們一些放射量測定器。其中一個的最高測量標準為5倫琴，結果，我們剛一拿到，它的指針就立刻打到了讀數最上限的位置。另一個的測量標準稍高一點，可以測量200倫琴內的輻射量，但是那個也失靈了。五年——他們都這樣說——而且你還不能生孩子。如果五年後你沒有死……（他哈哈大笑起來。）在那裏，你能聽到各種各樣的笑話。但是，無論是說笑話的人，還是聽者，大家都很平靜，你從他們的神情和語氣中絲毫感受不到半點恐慌。五年……我已經活了十年。你看！(他又笑了。）他們給我們頒發了勛章。我得到了兩枚。還有很多圖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紅旗。

有個人失蹤了。我們想他大概是逃跑了，然而兩天後，我們在樹叢裏找到了他一一他上吊自殺了。你懂的，那裏的每個人都曾動過這樣的念頭……不過後來，我們的教官說，這個人在臨死前收到了一封信，他的妻子欺騙了他。天知道？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復員了。可是，我們是在樹叢裏找到他的。

我們有一個廚師，他害怕得要命，以至於他甚至不敢住在帳篷裏。他住在倉庫，他在裝滿黃油的板條箱和肉罐頭下挖了一個洞。他的床墊和枕頭都是自己帶來的，他就住在地下那個小洞裏。後來，我們接到了一個命令：組建一支新的隊伍，每個人都要上屋頂。可是，這裏的所有人都己經去過那裏，然而，他們需要人手！於是，他們就把他叫了出來。他只上過一次屋頂。現在，他也成了二等殘廢。他經常給我打電話，我們還保持著聯系，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對方，也不會忘卻那段時光。只要我們還活著就不會忘記這一切。你應該抱這些都寫下來。

報紙上的話都是謊言。我從沒在那上面讀到過關於我們為自己縫製防護裝備、鉛質襯衫和內衣褲的內容。我們有橡膠手套，裏面鑲了一些鉛。但是，我們的確為自己縫製了鉛質的內衣內褲。對此，我很肯定。在一個村子裏，他們給我們指出了當地妓院的位置。我們是男人，而此刻，我們已經離開家整整六個月了，我們已經過了六個月沒有女人的生活，而這全都是因為發生了緊急事件。我們所有人都去了。當地的女孩在那裏走來走去，但是她們的臉上都掛著淚水，她們一邊哭一邊說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我們有鉛質的內衣內褲，我們把它們穿在褲子外面。把這些都寫下來。我們還拿這個開玩笑。其中一個是這樣的：一個美國機器人在屋頂上待了五分鐘後就停止了工作。日本機器人在屋頂上工作五分鐘後一也不動了。然而，俄羅斯機器人卻在那上面足足工作了兩個小時！這時，大喇叭裏傳出了一道命令：“二等兵伊萬諾夫！兩個小時後，你可以下來抽根煙，休息一下。”哈哈哈！（他發出一陣大笑。）

在我們上屋頂工作之前，指揮官向我們下達了一些指令，我們全體人站在那兒，有一些人聽後表示抗議：“我們已經去過了，我們本應該早就回家的。”至於我，我的專業是燃料，所以他們也把我派到了屋頂上.。可是，我什麽也沒說。我想去那兒工作。我沒有提出抗議。指揮官說：“只有誌願者才上房頂工作，其余的人可以退後，軍事檢察官將會和你們進行一次談話。”那些人站在那兒，商量了一會兒，然後就答應了。如果你曾經發過誓，你就應該做你必須做的事情。我想，在場的所有人都相信，他們完全可以因為我們不服從命令而把我們關進監獄。他們己經放出風聲，說這樣的罪行將會被判兩年到三年的徒刑。與此同時，如果一名士兵接受的輻射劑量超過25倫琴，他的上司就會因為毒害下屬也被關進監獄。所以，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的輻射劑量超標，所有人受到的輻射感染都少於25倫琴。你懂了嗎？不過，這些人都是一些聽話的孩子。有兩個人生病了，其中一個說：“我去。”而事實上，他那天明明已經上去過了。其他人因此而對他充滿了敬意，於是，他受到了獎勵：500盧布的獎金。另一個人則在上面挖坑，轉眼間已經到了他該下來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向他招手道：“下來吧。”可是，他的兩條腿就像被釘住了一樣，雙手則奮力挖土。他要在那裏挖出一個洞，從而讓我們能夠把垃圾倒下去。他一直在屋頂上工作，直到那個洞挖好。他也獲得了獎勵——1000盧布。在當時，這筆錢足夠買兩輛摩托車。現在，他成了一等殘廢。假如不是出於某種擔心，你會這麽快就付那麽一大筆錢嗎？

復員。我們都上了車。當我們所乘的汽車在隔離區內行駛的時候，一路上，車頂的警報器都長鳴不止。我回顧那些日子，我發覺，那個時候，某些事情——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實就近在咫尺。我不知道該用什麽樣的語言把它描述出來。那些諸如“史詩般的”、“稀奇古怪的”之類的詞語根本詞不達意。我有這種感覺……什麽感覺？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體會到那種感覺，即使是在墜入愛河時也不曾有過。

亞歷山大•庫德里亞金

清理人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26, 2021 at 8:42pm

《死亡的陰影》
你需要的是關於那段日子的事實和細節，還是我的故事？舉例來說，我本身並不是攝影師，我是在去了那裏之後才開始拍照片，因為當時我手上碰巧有一臺照相機。當時，我認為這樣做只是為了自己，可是現在，攝影已經成了我的職業。我無法擺脫我在那兒所感受到的那種新感覺。你認為我說的這些有意義嗎？（就在說話的同時，他開始擺照片，很快，桌子上、椅子上以及窗臺上就放滿了各種照片：和馬車輪子一樣大的巨大的太陽花、一個建在一座空村莊裏的麻雀窩、一座孤零零的鄉村墓地，墓地旁還豎立著一塊標誌牌：“高輻射，請勿進入。”一座被廢棄的房子，一輛嬰兒車就停在這棟房子的院子裏；房子的窗戶都已經被木條封死，嬰兒車裏有一隻烏鴉，看上去它就像是在捍衛自己的家園。一塊已經荒廢的田地中央停著一輛老舊的起重機。）

人們問我：“你為什麽不拍一些彩色照片？彩色的！”可是，切爾諾貝利事件本身就意味著黑暗，黑暗的事件。那裏沒有其他色彩。我的故事是什麽？它只是關於這些（他指了指那些照片）的一些評論。不過沒關係，我會努力。不過，所有的一切都在這裏。（他又指了指那些照片。）

當時，我正在一家工廠上班，並且已經通過書信的方式完成了大學歷史專業課程的學習，獲得了學位。在工廠裏，我是一名二級水管工。他們挑選了一些人，組建了一個工作隊，然後飛快地就把我們派往那裏，當時的情形就像我們要上前線打仗一樣。

“我們要去哪裏？”

在那裏，伏特加比黃金更珍貴。你根本就買不到。在我們周圍的村子裏，所有的東西都被喝光了：伏特加、月光、清洗劑、指甲油、氣霧劑。你可以想像得到嗎，我們手裏舉著裝滿月光的空瓶子，或是一瓶科隆香水，圍繞著這些話題展開綿綿不休的談話。我們當中有老師、工程師，後來，我們簡直就像置身於一支國際化的部隊之中：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哈薩克人、烏克蘭人。我們甚至還進行過哲學辯論——辯題是：唯物主義是如何囚禁了我們的思想，並且限制我們與這個世界的其他物體接觸，可是切爾諾貝利事件的發生恰好成為了我們走向無限的契機。我記得，我們還探討了俄羅斯文明的命運—那是一種難逃悲劇結局的命運。如果你沒有見識過死亡的陰影，你就根本無法理解這一切。而且，只有以俄羅斯文明作為理解的基礎，你才會開始對這場災難本身的意義有所了解。只有俄羅斯文明做好了迎接它的準備。我們曾經害怕炸彈，害怕蘑菇雲，但是最後的結果卻讓所有人為之一震。我們都知道一根火柴或一根保險絲都能讓一棟房子燒為灰燼，可是切爾諾貝利和這個不一樣，它和所有我們能夠理解的事情都不一樣。我們聽到的坊間傳言稱，引發切爾諾貝利爆炸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火苗，那甚至根本就不是火苗，而是一道光、一道閃電。那道光不是藍色的，但是又和天空的顏色很相似。而且當時也沒有煙。那些科學家都是神靈，現在，他們都已經成了墮落的天使，有的甚至變成了惡魔。他們並不了解自然的秘密，過去不懂，現在也不懂。我是一名俄羅斯人，來自於布萊恩斯琴。過去，我們那兒有一個老頭，他就坐在自家的門廊上，他身後的房子己經傾斜，眼看就要倒塌，可他卻在那裏淡定自若地談論世界的命運。每個小工廠都有自己的亞里士多德。同樣，每家工廠也都有自己的啤酒臺。我們就坐在核反應堆下。你可以想像那裏蘊含了多少哲學原理。

報社的記者來到這裏，給我們拍照。來之前，他們設計了一些場景：他們想拍一張關於一棟已經廢棄的房間窗戶的照片。拍照前，他們還在窗戶前放了一把小提琴。後來，他們將這張照片命名為“切爾諾貝利交響曲”。可是，在那裏，你根本就不需要特意去製造什麼。在那裏，無論你看到什麼，你都想記下來：學校的運動場被拖拉機碾得凹凸不平；陽臺上衣服因為掛得時間太長——超過了一年——已經變成了黑色；被廢棄的軍人公墓；長得和士兵雕像一樣高的野草，以及原子武器雕像上的那個鳥窩。一棟房子的大門已經被砸爛了，房子裏的東西早已被洗劫一空，但是窗簾仍然整齊地被束在窗戶兩側。人們早就離開了，可是他們的照片還掛在房子裏，就像他們的靈魂。

在那裏，你會有一種感覺，一切都很重要、都很偉大。我只想把一切都詳細地記在腦海裏：我見到這一切時的日期和時間，天空的顏色，還有我的感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人類已經永久性地拋棄了這塊土地。而我們就是第一批體會到這種“永久性”的人。你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老農民的臉——他們看上去就像一幅幅肖像畫。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不能理解這一切的人。他們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家園和土地。他們出現在這個地球上，和其他人墜入愛河，然後用他們的汗水烘焙出香噴噴的麵包，他們一直都在努力地生活，並且讓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能夠延續下去。他們在等自己的孫子孫女回來。等他們回來後，他們會讓自己的後代再繼續同樣的生活。他們通過將自己融入這片土地的方式來，和這片土地道別，他們最終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一間白俄羅斯的農家小茅屋！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裏的人而言，家就是一部生活的機器。然而，對這裏的人而言，家就是整個世界乃至宇宙。所以，當你駕車在這些空蕩蕩的村莊裏行駛的時候，你會無比迫切地渴望能夠遇到一個人。教堂裏的東西已經被劫匪洗劫一空——你走進去，蠟燭的氣味撲面而來。這會讓你覺得自己仿佛正在祈禱。

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記下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開始拍照。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們剛剛安葬了一位曾經和我們一起去那兒的朋友。他死於血癌。我們被喚醒了，然後，我們按照斯拉夫人的傳統。我們一起喝酒。談話由此開始，直到午夜才結束。一開始，我們的話題是他——逝去的人。然而，在那之後呢？我們再一次回到了關於國家命運和宇宙結構的探討上。俄羅斯軍隊會不會離開車臣？會不會爆發第二次高加索戰爭？或者，這場戰爭已經開始了？日里諾夫斯基能夠成功競選為總統嗎？葉利欽會再度當選嗎？我們談論英國皇室和戴安娜王妃，俄羅斯的君主政體以及切爾諾貝利和其他一些理論。有些人說外星人早就知道災難會發生，並且將會幫助我們走出困境；另一些人說，這是一次實驗，不久之後，許多擁有超常天賦的孩子就會誕生。或者，白俄羅斯人將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就像當年的契丹人。我們是形而上學者。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們的夢裏，我們活在自己的談話中。因為，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為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東西進去，即便是當你接近死亡的時候也是如此。

維克托•拉圖

攝影師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25, 2021 at 8:45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一個殘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兒對我說：“媽媽，如果我生的是一個殘缺的孩子，我依然會像愛正常孩子一樣愛他。”你能想像得到嗎？她現在才讀十年級，但是她竟然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樣，她們都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的一個熟人最近剛生了一個兒子，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是一對年輕的夫婦，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們的兒子卻長了一張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還沒有耳朵。我並沒有像以往那樣去探訪他們，可是我的女兒並不介意，她能夠始終很坦然地直視他們的目光。她想去那兒，也許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嘗試著去愛他。

我們原本可以離開這兒，但是我和丈夫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後，還是決定留下來。我們不敢離開這裏。在這裏，我們都是切爾諾貝利人，都是核輻射的受害者。我們並不害怕對方，假如有人給你一個從他們花園裏摘下來的蘋果或黃瓜，你會很自然地接過來，然後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進自己的口袋裏或包裏，然後再把它扔掉。我們共享著相同的記憶。我們擁有同樣的命運。換作是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都是受到歧視的傳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了諸如“切爾諾貝利人”、“切爾諾貝利孩子”、“切爾諾貝利難民”之類的稱謂。但是，你們根本就不了解我們。你們害怕我們。如果可以，你們很有可能不會允許我們離開這裏，你們會在我們生活的地區周圍拉出一條警戒線，只有這樣才能讓你們緊張的心稍稍恢復平靜。（她停了下來。）不要跟我說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這樣。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在最初的幾天裏……我曾經帶著女兒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親妹妹卻不讓我們走進她們家，她家裏有一個正在吃奶的嬰兒。你能想像得到嗎？那一次，我們最後只得在火車站過夜。

我有過一些瘋狂的想法。我們應該去哪裏？也許，我們應該自系，從而讓自己少受折磨？這樣的想法只在最初幾天出現過。每個人都開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將出現一那些不可思議的疾病。我是一名醫生。我只能猜測其他人在想些什麽。現在，我望著自己的孩子：無論他們去哪兒，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兒曾經參加過一個少年先鋒隊夏令營，營隊裏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爾諾貝利人。她會放射出一種黑色的光。”晚上，他們讓她站在營地的院子裏，從而可以讓他們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會發光。

人們會談論戰爭，談論那些在戰爭中長大的一代人，並且拿我們和他們做比較。可是，那些人是高興而幸福的！他們贏得了戰爭！戰爭給了他們一種非常強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們現在所講的，戰爭賦予了他們一種極其強大的生存動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們什麽都不怕，他們只想活下去、學習，然後生孩子。可我們呢？我們什麽都怕。我們害怕我們的孩子，並且為我們的孫子孫女擔心。人們笑得少了，節假日裏的歌聲也少了。樹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這裏的風景也變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民族性格也發生了改變。所有人都變得很沮喪、很消沈。在這裏，你會有一種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感覺。切爾諾貝利是一個比喻、一個像征。它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我們的思想。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你不寫我們的故事也許會更好。這樣，人們就不會那麽害怕我們。沒有人會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談論癌症。同樣，如果有人被判了無期徒刑，也沒有人會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監獄。

娜达莎•阿法娜斯耶夫娜•布拉科娃

霍伊尼基的一名村民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21, 2021 at 2:22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指令》

我有很多資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種資料，至今已經有七年的時間了一報紙上剪輯下來的資料，我自己的評論。我有很多這樣的資料。我可以把它們都給你。這件事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離不開它，但是我自己卻無法動筆把它們都寫下來。我能夠戰鬥——組織遊行示威、站崗放哨、獲取藥品、探訪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無法把它寫下來。不過，你應該這樣做。我對此感觸很多，一直以來，我都無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這些情感，它們麻痹了我的大腦，使它陷入了癱瘓。有很多人一直在執著地關注和研究切爾諾貝利事件，並且把自己的發現寫成了書。但是，我不想成為這種人，我不想成為揭露這一事件的人。

可是，如果我能夠如實地把這一切都寫出來，情況會怎樣？（思考。）那場溫暖的四月小雨。七年過去了，我還在想那場雨。那些雨滴落地後，立刻就像水銀一樣，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說輻射是沒有顏色的，可是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雨落到地上，最終形成了無數綠色和鮮黃色的小水坑。我的鄰居在我耳邊小聲說，自由廣播電臺報道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事故。我當時根本就沒留意她說的話。我堅信，如果真的有事情發生，他們一定會告訴我們。他們有各種特殊的裝置和設備——特殊的報警信號、防爆庇護所——他們一定會對我們發出警告。我們對此堅信不疑！

我們都上過民防課程，我甚至還是這門課的老師。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另一個鄰居給我帶來了一些粉末。這是他的一個親戚給他的，而且他還告訴了我粉末的使用方法。他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過，他要我向他保證一定會保持沈默，不告訴別人一就像水中的魚兒一樣沈默，就像石頭一樣默不作聲！他尤其擔心我會在打電話時和其他人談論這件事。

當時，我的侄子和我一起住，他還很小。我呢？我還是不相信。我想，我們誰也不會喝下那些粉末。我們非常信任他們——不僅僅是老一輩人，年輕的一代人也同樣如此。

我還清楚地記得事情發生之初自己見到的一些事情，以及聽到的那些傳言，並且時常回想當時的情形，從這一個聯想到另一個。從眼前的一切出發，回想過去，這有點困難——作為一名作家，我曾經考慮這個問題，我的身體裏就好像住著兩個“我”：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前的我，以及事情發生之後的我。而且，站在現在的立場上，你很難確定那個“之前的”我到底是什麽樣的。從那件事發生之後，我的觀念就變了。

從爆炸發生後沒多久開始，我就經常進入隔離區。我記得當我走到某些村子裏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那裏的那種死一般的寂靜令我震驚。沒有鳥，什麽都沒有。你在路上行走，而你的周圍——什麽都沒有。一片肅靜。我的意思是，那些房子早就空了，住在這裏的人也全都離開了，可是，你看看四周，一點生氣都沒有，就連一隻小鳥都看不到。

我們去了楚迪亞尼村——那裏測出的輻射強度為149居里。隨後，我們又去了•馬力諾夫卡村——59居里。這裏的村民所吸收的輻射劑量是那些在進行核試驗地區巡邏的士兵的100倍。核試驗地區的土地——1000倍！放射量測定器在顫抖，它的指針已經指向了極限值，可是集體農莊的工作者已經拿到了地區放射學家簽署的文件，上面說吃這裏的蔬菜沙拉完全是安全的：萵苣、洋蔥、西紅柿、黃瓜——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在生長，所有的人都吃這些東西。那些放射學家現在又是怎麽說的？他們該如何才能自圓其說呢？

在村子裏，我們遇到過很多喝醉了的人。他們手裏拎著酒瓶，跌跌撞撞地到處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嬉笑，就連女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擠奶女工。

在一個村子裏，我們去探訪了當地的一所幼兒園。孩子們四處奔跑，在沙坑裏玩遊戲。院長告訴我們，他們每個月都會更換新沙子。沙子是從其他地方運來的。你大概也能猜到他們是從哪兒買來的這些沙子。幼兒園裏的孩子看起來都不快樂。我們給他們講笑話，他們還是不笑。他們的老師說：“別試了。我們的孩子不會笑。當他們睡著後，他們會流淚。”我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剛剛分娩的媽媽。“是誰讓你在這兒生孩子的？”我問道。“外面的輻射劑量高達59居里。”“醫生兼放射學家來了，她說我不應該把孩子的衣服曬在外面。”他們試圖說服人們讓他們留下來。即使是在他們己經將村子的居民都轉移之後，他們也還會帶其他人來這裏種地，收割土豆。

現在，他們怎麽說——地區委員會的書記們是怎麽說的？他們如何才能證明自己當初說的那些話呢？他們說這都是誰的錯？

我保留了許多指令——最高機密指令。我會把它們都給你，你需要寫一本誠實的書。那裏面有如何處理受汙染的雞肉的指令。如果需要傳遞任何帶有放射性物質的材料，你應該穿戴防護裝備：橡膠手套、橡膠長袍、靴子等。如果輻射量達到了XX居裏，你就需要把肉或香腸放進鹽水裏煮沸後再食用，然後把煮過東西的鹽水倒進廁所。如果輻射量超過了上一數字，你應該把肉放進骨頭粉裏，用作牲畜飼料。這就是他們處理肉的計劃。來自受輻射汙染地區的肉價格非常便宜——它們全都被銷往未受汙染地區。那些運送這些牲畜和肉的司機告訴我，車裏的牛十分奇怪，它們掉毛掉得特別厲害，而且它們總是很餓，什麽都吃——垃圾、報紙。餵養它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會把這些牛賣給集體農莊，不過，如果司機想要，他們也可以從中挑一兩頭牛，運到自己的農場。這是犯罪！犯罪！

我們在路上遇到了一輛小卡車。它開得非常慢，就好像它後面放了一副棺材，正準備開往墓地一樣。我們攔住了那輛車，我想開車的司機應該是喝醉了，坐在駕駛員位置上的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你沒事吧？”我問道。“沒事，我剛剛運完受汙染的泥土。”在那麽熱的天氣裏，而且還有那麽多的塵土？“你瘋了嗎？你還那麽年輕，你還要結婚、生孩子！”“哪裏能找得到開一趟車就能掙50盧布的活？”在當時，50盧布能夠買一套新西裝。人們談論得更多的往往是金錢，而不是福射。為了這多出來的一點點報酬，或者，相對於一條生命而言，這些錢實在是少得可憐。

那一刻，我感到哭笑不得。

伊莉娜•基瑟勒娃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20, 2021 at 10:02a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力量其實無限強大》我不懂文學，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所以我會告訴你事實，也只能告訴你事實。最終，有人會不得不站出來對切爾諾貝利事件作出回應。這一天終將到來，到那時，他們就必須面對和回答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們對待1937年一樣。也許，我們還要再等50年，那時，所有人也許都已經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們是罪犯！（這時，他突然變得安靜起來。）我們需要把真相和事實留下來。我們的後人會需要它們。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裏，我獲悉切爾諾貝利發生了事故。

我立刻給當時還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楊科夫打了一個電話，他是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一次沒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接電話。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給我轉接斯柳楊科夫，我這兒有一些消息必須馬上告訴他緊急信息。”

我當時用的是一條政府專線，可是他們已經封鎖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開始談論這次事故，電話就會立刻被掐斷。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我希望弄清楚是誰在聽——某個機構。政府當中的小政府。哪怕那個接電話的人是黨中央的第一書記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長。我是一名教授、科學院的聯系人。可是，就連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聯系。

最後，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才終於和斯柳楊科夫取得了聯系。我告訴他：“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據我的估算……”——那時，我已經和莫斯科的一些人進行了談話，並且己經理清了一些頭緒——“輻射雲正在向我們，向白俄羅斯方向飄去。我們需要馬上實施全民碘防護措施，並且疏散位於核電站附近的所有人員。核電站周圍方圓100公里以內的地區都不應該再出現任何人或動物。”

“我已經接到了報告，”斯柳楊科夫說，“那裏著火了，但是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已經沈不住氣了：“他們在撒謊！他們說的全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一旦點燃就相當於每小時燃燒五噸燃料，你想想那裏有多少石墨，會燒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車趕回了明斯克。在火車上，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裏。我測量了兒子甲狀腺——那是當時最理想的測量部位——輻射強度已經達到了每小時180毫倫琴。他需要碘化鉀。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劑量為2至3顆碘片，將它們溶於半杯水中，然後喝下，成年人的劑量則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應堆將會持續燃燒十天，在這十天裏，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樣劑量的碘片。可是，當時根本沒有人聽我的話！沒有人會聽科學家和醫生的話。他們把科學和醫學全都歸入了政治領域。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人們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們到底是什麽樣。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已經開始工作，秘密進行調查。除此以外，所有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蘇聯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第二天，4月27日，我決定前往位於烏克蘭邊境的戈梅利地區。我去了那兒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及納洛夫里亞，這些地方距離核電站只有二三十公里遠。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這些地方時，我帶上了所有的設備，這樣，我就能測量背景輻射量。這些地區的背景輻射量為：布拉金，每小時30000毫倫琴；納洛夫裏亞，每小時28000毫倫琴。可是，那裏的人們全都在外幹活，耕地、犁地、除草，為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做準備。他們給雞蛋染色，烘焙復活節蛋糕。他們說，輻射是什麽？那是什麽？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命令。我們唯一接到的一條來自上級的信息就是：收割情況如何？現在的進展如何？那裏的人們像看瘋子一樣望著我。“教授，你的話是什麽意思？”倫琴、毫倫琴——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語言。

於是，我們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們擺著露天的小攤，出售派、冰激淩、三明治和各種糕餅。而他們的頭上就飄著一層厚厚的輻射雲。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數據在內——早晨8點，我坐在斯柳楊科夫的接待區內。我想進去找他，想了各種辦法。然而，他們不讓我進去。我在那裏一直坐到下午5點半。5點半，一位著名的詩人從斯柳楊科夫的辦公室裏走了出來。我認識他。他對我說：“我和斯柳楊科夫同誌討論了一下白俄羅斯文學。”

我當場發作：“如果我們不立刻撤離切爾諾貝利地區的所有人，那麽，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麽白俄羅斯文學，也不會再有人讀你的詩！如果我們不救他們的話，一切都將無法挽回！”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19, 2021 at 3:39pm

最後，我終於見到了斯柳楊科夫。我把我這幾天來所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他。我們必須要救那些人！在烏克蘭——我已經給那裏打了電話——他們已經開始疏散核電站周圍的群眾。

“你的人（來自研究所的科學家們）為什麽要帶著放射量測定器到處跑，嚇噱人？我已經咨詢過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蘇聯輻射防護協會的主席。他說一切正常。現在，國家已經派了一個政府調查團前去

核電站調查，就連檢察人員都己經趕到了那裏。我們還調動了軍隊，以及所有的軍事裝備，我們的軍隊已經趕到了事發地點。”

當時的我們已經攝入了上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以及不明劑量的鈈（以鈾和石墨作為核反應堆主原料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還會製造出相當於武器量級的鈈，而這種放射性金屬元素是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之一）——總共450種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質的釋放總量相當於350顆廣島原子彈。此時此刻，他們需要談論物理學，還有物理定律，可是他們探討的卻是敵人，以及如何尋找敵人。

遲早有一天，終會有人對此事作出回應。“你是想告訴我，你是一名拖拉機專家。”我對斯柳楊科夫說——他曾經是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你不知道輻射能夠造成什麽後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後果會怎樣。•”然而，從他的觀點出發，這又怎樣呢？讓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學家告訴中央委員會該怎麽做？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不過，他們也並非罪犯。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種無知和盲目地服從。運作機製教會了他們一個道理，而這也成為了他們的生存原則：槍打出頭鳥。所以，相對而言，讓所有人都高高興興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楊科夫剛剛接到莫斯科方面的電話，獲悉自己己經得到了一個晉升的機會。升職己經近在咫尺！我敢打賭，他一定已經接到了來自克裏姆林宮的電話，而那個致電給他的人就是戈爾巴喬夫。在電話裏，戈爾巴喬夫會說：你看，我希望你們白俄羅斯能夠保持穩定，不出現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時正在製造各種各樣的謠言和聲音。理所當然的，如果你不能討得上級的歡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隨之而來的出國考察機會和別墅。如果當時我們仍然生活在封閉的體系內，那我們的人民將會繼續生活在核電站周邊。他們一定會徹底掩蓋這次事故！還記得嗎——基特裏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基地——我們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國度裏。

在當時進行的民防課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來自核事故或核攻擊的威脅，你應該立刻對全民實施碘預防措施。這裏所提到的還只是“威脅”。現在，我們正在受到每小時3000毫倫琴輻射物的照射，然而，執政者擔心的卻是他們的權力，而不是他們的人民。這是一個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永遠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輕如鴻毛，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也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此一來，既無須公告，又不會引起恐慌。他們可以把碘加入飲用水中或蓄水池裏，又或是直接通過牛奶加工廠將碘加入牛奶中。這個城市裏儲存有700千克的濃縮碘，專門用以應對這種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鎖在倉庫裏。人民對上級領導的畏懼遠勝於對原子的恐懼。每個人都在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他們在等待上級的電話，可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地為自己做點什麽。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eptember 18, 2021 at 10:20pm

我的公文包就放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為什麽要帶著它？因為他們阻止我去見那些重要人物，他們已經對我感到厭煩。所以，我要隨身攜_帶放射J；測定器，然後把它放在秘書們的甲狀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裏的私人司機的身上。當他們看到那上面的讀數時，他們會感到害怕，有時候這能對我起到一些幫助作用，他們會放我通行。隨後，人們就對我說：“教授，你為什麽要帶著它到處嚇人？你認為全白俄羅斯就你一個人為人民的性命而擔憂嗎？而且，不管怎樣，人總是要死的，吸煙、交通事故或自殺都能奪去他們的性命。”他們還嘲笑烏克蘭人，嘲笑他們跪在克裏姆林宮，懇請上級劃撥更多的資金、藥物和輻射測量儀器（那裏的設備不夠用）。與此同時，我們的書記——斯柳楊科夫同誌，用了15分鐘的時間來陳述形勢：“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們自己完全能夠處理。”然後，他們對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贊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的白俄羅斯兄弟們！”許多人就因為這一句贊揚而喪生，但是這又有誰知道呢？

我獲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當時都已經開始服用碘片。當我研究所的同事給他們的甲狀腺作檢查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人的甲狀腺十分幹凈，絲毫沒受汙染。假如他們沒有服用碘片，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當這些人進入那些受汙染的地區時，他們會戴上防毒面罩，並且穿上特殊的防護袍——當地人缺乏的正是這些裝備。此外，他們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個牧場，那裏生產的奶製品專供他們自己使用，而這也早己不是什麽秘密——每頭奶牛都有編號，並且有專人負責看管。他們還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溫室，以及特殊的看護。最令人感到惡心的是，從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作出說明或回應。

很快，他們就拒絕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見我。於是，我開始用鋪天蓋地的信件對他們進行轟炸。清一色的官方報告。我把地圖和數據發送到了指揮鏈的每一個環節。每一份報告都包含四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裏有250頁文稿，那裏面記錄的全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復印了兩份，以防萬 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辦公室裏，另一份放在我的家裏。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來。我為什麽要留副本？因為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裏。現在，每次離開辦公室時，我都會把門和抽屜都鎖好，然而當我出差回來後，抽屜裏的那些文件夾就會不翼而飛。但是，我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薩克人，我繼承了哥薩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寫，不停地說。你需要拯救人民！他們需要被迅速撤離或疏散！我們不斷地去那裏出差。我們研究所率先製作出了一張標明受汙染地區的地圖。整個南部都被標記成了紅色。

這些都已經成了歷史 起犯罪的歷史。

他們沒收了研究所裏所有的放射量測定儀器。對此，他們並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就直接沒收了所有的儀器。我開始接到各種威脅恐嚇電話，這些電話都打到了家裏：“不要再嚇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場會很糟糕。你想知道會有多糟糕嗎？你會知道的。”有一股勢力開始向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施壓、恐嚇。 -

我給莫斯科寫信。

在那之後，我接到了蘇聯科學院院長普拉托諾夫打來的電話：“總有一天，白俄羅斯人民會記住你的名字，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應該給莫斯科寫信。這樣做非常不好。他們現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職務。

你為什麽要寫這封信？你難道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在和誰作對嗎？”

我有地圖和數據。他們有什麽？他們可以把我關進瘋人院。他們真的曾經這樣威脅過我。而且，他們還可以確保我會在一場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們也曾這樣警告過我。他們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蘇聯行動為名對我做出裁決，或者，他們可以因為研究所的庫房裏少了一盒釘子而將我送入監獄。

最後，他們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們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臟病發作。（他陷入了沈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寫下來了。它們全在這個文件夾裏。這裏面的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

我們給村子裏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們——做檢査。從他們身上，我們檢測出1500、2000、3000毫倫琴的輻射量。有的甚至還超過了3000倫琴。那些女孩——她們長大後不能生孩子。她們的基因發生了突變。田地裏，拖拉機正在耕作。我問和我們隨行的工作者：“拖拉機的司機有沒有防護措施，至少他應該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們沒有那些東西。”

“什麽，你們沒有分到這些防護裝置嗎？”

“噢，我們有很多。我們手頭的防護裝置足夠我們用到2000年。我們只是沒有分發下去而己，不然，人們一定會感到恐慌。所有人都會跑掉，他們會不顧一切地離開這兒。”

“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做？”

“教授，對你而言，這一切說起來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業了，你可以再找一個。可我呢，我能去哪兒？”

多麽可怕的能量啊！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能量其實無限強大。這已經不再是陷阱或謊言，這是一場對抗無辜的戰爭。

一切就像我們駕車沿著普裏皮亞季河前進時看到的情景。人們支起了帳篷，他們舉家外出野營。他們正在遊泳、曬太陽。現在，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而他們依然什麽也不知道，繼續在核雲層籠罩下遊泳和曬太陽。每當我看到孩子的時候，我都會走過去，向他們的家長解釋這一切。可是，他們不相信我。“為什麽廣播和電視裏什麽都沒說？”他什麽也沒說。不過，從他臉上的表情，我能讀出他的內心想法：我應不應該把這個情況上報呢？但是，與此同時，他也很同情這些人！畢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當我們回去後，他頭腦中的哪一方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會匯報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這一次，他陷入了長久的沈默中。）

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真相？我們可以用它們來做什麽？如果核電站再度發生爆炸，一切將會再度重演。我們還生活在斯大林的國度。我們還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裏•鮑裏索維奇•內斯特倫科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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