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玻璃屋

  各人說他住在玻璃屋內,一舉一動,均為群眾注目,生活痛苦,沒有私隱,沒有自由。

  言重了。

  有許多事,可以控制。

  玻璃屋不好住,搬到密實的磚屋去隱居好了,很多更出名的名人都做得到,堅決不透露生活細節,報館與雜誌社也不見會天天派記者或私家偵探跟蹤。

  又另外有些名人,專愛挑向大街的當風窗戶來對著寬衣解帶,完了又抱怨眾人有偷窺欲,未免太不公平吧。

  一般秘密,都由當事人咀巴說出來:你不講,誰知道,莫怪人嚼舌頭。

  有智慧的名人,往往把職業與私生活分開妥當處理,互不干擾,同時享受名、利、自由。

  混淆不清,上臺演戲,下臺仍然演下去,什四小時巡回演出不綴,當然累個賊死。

  透明度要控制在自己手裏,幾時給觀眾看,什麽地方、看多少、效果如何,都得事先量度過。

  英雄見慣亦常人,宇宙無限式宣傳,行得一時,行不得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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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Saturday

(續上)上學第一天,他就哭著回來了。老師安排他和一個女孩同桌,但是那個女孩說自己不願和他同桌,因為他有輻射。我的兒子當時讀四年級,是他們班裏唯一一個從切爾諾貝利轉學來此的學生。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他們叫他“亮閃閃”。他的童年就這樣結束了,結束得如此之早。

就在我們離開普里皮亞季的時候,一支軍隊正朝著與我們相反的方向前進。一路上,我們見到了不計其數的軍用設施,而我正是從那時開始感到害怕。不過,我始終覺得這一切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我哭泣,尋找食物,睡覺,抱兒子,哄兒子,可是在我心裏,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旁觀者。到了基輔後,他們給了我們一些錢,但是我們什麽也買不到:在我們之前,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鄉背井來到這兒,他們買光了所有的東西,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許多人在火車站和大巴上突然心臟病發或中風。我的母親救了我。她活的時間很長,並且不止一次地陷入一無所有的困境。第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收走了她的牛、馬,還有房子。第二次是一場大火,她從火中搶救出來的唯一一樣東西就是我。現在,她說:“我們必須挺過去。畢竟,我們還活著。”


我記得一件事:當我們坐著大巴離開普里皮亞季的時候,車上的每一個人都在哭。一個坐在前排的男人衝著他的妻子叫道:“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愚蠢!其他所有人都帶了行李,而我們的全部行李竟然只有這些三升的瓶子。”他的妻子認為,既然他們要乘坐大巴,也許她應該給住在半路上的她的母親帶一些密封瓶。那個塞滿瓶子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就放在他們的座位旁。我們乘坐巴士一路坐到了終點基輔,而跟隨他們一同來到基輔的就是那一袋子瓶子。


現在,我在教堂唱詩班唱歌。我還讀《聖經》,並且定期去教堂——只有在那裏,人們才會探討永恒的生命。他們會安慰人們,減輕他們的痛苦。在其他地方,你根本聽不到這樣的話語,但是從心底裏你又是那麽渴望聽到它們。

我經常會夢到我騎車帶著兒子穿越夏季的普里普亞季。現在,那裏已經成了一座鬼城。可是,我們騎著車,在城裏穿梭,欣賞那些美麗的玫瑰花。普里皮亞季有很多玫瑰花,很大一片的喬木叢中點綴著無數鮮艷的玫瑰花。夢中的我還很年輕,我的兒子也還小。我愛他。在夢裏,我忘記了所有的恐懼,就好像我一直都只是一名旁觀者。

娜塔莎•彼得羅芙娜•維葛夫斯卡亞

疏散時從普里普亞季城轉移的居民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Wednesday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鐵鏟與原子
我曾經嘗試過將那段歲月的記憶梳理清楚。許多新的情感湧現了出來——恐懼,一種當你深入到未知世界時所產生的感覺,就好像突然之間,你從熟悉的地球到了陌生的火星。我來自於庫爾斯克。1969年,他們在附近一座名叫庫爾恰托夫的小鎮上修建了一座核電站。過去,我們常常會去那裏買食物——供應給核電站員工的商品總是最好的。我還經常去核電站旁的一個池塘釣魚。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經常會想起這些往事。

事情是這樣的:我接到了通知,作為一名受過訓練的紀律人員,我第二天就趕到了軍隊征兵辦公室。他們翻閱了我的檔案。“你,”他們對我說,“沒有任何和我們一起進行演習的經驗,而且他們那裏現在只需要化學家。你願意去明斯克附近的一個軍營進行一次為期25天的短期服役嗎?”我想,我何不趁此機會暫時離開家和現在的工作,出去待一段時間呢?早晨,我將會迎著清新的空氣進行訓練和行軍。



1986622日早晨11點,我帶著已經打好包的行李和一把牙刷趕到了集合地點。讓我感到無比驚訝的是,和平年代竟然會有這麽多人趕來參與演習。我開始回憶電影中的場景——那真是不平凡的一天,622日,德國人入侵的日子。整整一天,他們都在教我們如何站隊,然後打亂隊伍重來。

當天色漸漸暗下來的時候,我們終於登上了大巴。坐下後,有人走上車,對我們說道:“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帶了酒,必須現在就把它喝掉。今晚,我們將會乘坐火車離開這裏,明天一早我們就會和部隊會合。到時,你們每個人都必須像剛摘下來的新鮮黃瓜一樣,精神抖擻,而且沒有任何多餘的行李。”好吧,沒問題。那天晚上,我們玩了個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們發現要與我們會合的部隊竟然駐紮在樹林裏。他們再次將我們進行整編,分成不同的分隊,並且按照字母順序來稱呼每個小分隊。然後,他們就開始分發制服。他們首先給了我們一套,接著又是一套,很快,我們又領到了第三套。我想,這一定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他們還給我們發了一件外套、一頂帽子、一張毯子和一個枕頭——全套冬裝。可是眼下卻是夏天,而且他們之前曾經說過,25天後,我們就會回家。


“你在開玩笑嗎?”和我們一起來的那位上尉大笑道,“25天?你們將會在切爾諾貝利待上整整六個月。”大家聽了他的話,一開始並不相信,很快,當大家意識到這是真的之後,人們開始因為受騙而感到憤怒。


這時,他們開始試圖寬慰並說服我們:在距離核反應堆20公里處工作的人將獲得雙倍工資,10公里內的工作者則會獲得三倍工資,而如果你願意在核反應堆工作,你將獲得六倍的工資。隊伍中的一個人開始計算,六個月後,他就能帶著在這兒掙的錢回家買一輛小轎車,而另一個人則想立刻就離開這裏,但是那已經不可能了——他己經身處於軍隊之中。

“輻射”是什麽?沒有人聽說過這個詞語。而我恰好剛剛學完一套民防課程,根據課程中他們所給出的來自於30年前的數據,我知道,50倫琴的轄射就已經足以致命。在課程中,他們告訴我們如何趴下以躲過爆炸所引發的沖擊波。他們還告訴我們什麽是熱容量,什麽是輻照度,然而,關於一片地區所受到的輻射汙染——這是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危險的因素——他們卻隻字未提。


至於那些帶我們去切爾諾貝利的長官則更是愚蠢至極。他們只知道一件事:你應該喝更多的伏特加,那有助於減輕輻射。我們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天天喝酒。我研究過那些瓶子上的商標。起初,我們喝的是伏特加,後來,我們就開始喝一些奇怪的東西:尼奇諾爾和其他玻璃清潔劑。對於我這位化學家而言,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喝下尼奇諾爾之後,你的雙腿會軟得像棉花一樣,但是大腦卻異常清醒。當你向自己發指令“起立”的時候,你明明想站起來,最終卻像一攤泥一樣倒了下去。
(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23, 2021 at 4:15pm

(續上)情況就是如此:我是一名化學工程師,我擁有碩士學歷,我在一家大型產品機構的實驗室裏擔任負責人。而他們要我做什麽呢?他們給了我一把鐵鏟——實際上,這也是他們給我的唯一一件工具。我們很快就想出了一條口號:用鐵鏟與原子奮戰到底!我們的防護裝備包括一個呼吸器和一個防毒面罩,但是沒有人使用它們,因為當時的室外溫度為30攝氏度,穿上這套厚厚的防護服簡直無異於自殺。我們在領取裝備時全都簽了字,一切就像你向軍需庫領取軍火一樣,然後我們很快就忘記了這一切。這只是當時諸多的細節之一。

他們把我們從汽車轉移到火車上。火車的一節車廂裏有45個座位,我們卻有70個人。於是,我們輪流睡覺。

好吧,來說說切爾諾貝利。切爾諾貝利是什麽?在我看來,切爾諾貝利就是不計其數的軍事設備和士兵、清洗地點。我想,真正的軍事環境大概指的就是這裏。他們將我們安置在帳篷裏,每十個人一個帳篷。我們中的有些人家裏還有孩子,有些人馬上就要當父親了,還有一些人則住在單身公寓裏。可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如果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就只能去做。祖國向我們發出了召喚,我們響應她的召喚。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情況。


帳篷周圍堆滿了空的錫鐵罐。軍需庫有特殊的供貨渠道以備戰爭之需。那些空罐子裏原來裝的都是肉、珍珠蕎麥粉和鯡魚。帳篷周圍到處都是貓,它們就像蒼蠅一樣,無處不在。附近的村莊裏已經空無一人——當你聽到一陣開門聲時,你轉過身,以為會有人走出來,結果你看到的卻是一隻貓從屋裏跑出來。

我們將表層受汙染的土地挖出來,裝進車裏,然後運到廢物掩埋點。我以為廢物掩埋點會是一個由工程師設計而成的擁有複雜結構的建築物,但是出現在我眼前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坑。我們把長有植物的土地挑出來,像卷地毯一樣,把它卷起來。我們挑選的是那種綠油油的土地,上面長滿了青草、花朵和植物的根莖。當然,裏面還有小蟲子、蜘蛛和蠕蟲》這是一項足以令人發瘋的工作。你根本就不可能把土地上的所有有生命的物體都挑出來。如果不是我們每天晚上都喝得大醉,我真懷疑我們是否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如果不是那樣,我們一定都會變成精神病。最後,我們連日工作的成果就是創造出了一片空無一物的裸土,方圓幾百公裏以內全都是這種土地。房子、谷倉、大樹、高速公路、幼兒園、水井——所有的一切都還在那裏,沒有遮蓋,也沒有任何保護。

早晨起床,你需要刮鬍子,可是你卻不敢照鏡子——你沒有勇氣看鏡子中的那張臉——因為只要一看到它,你就會萌生出各種各樣的想法。很難想像這裏的人們再回到這裏生活會是怎樣的一番情景。不過,不管怎樣,我們還是為他們更換了石板以及房子的屋頂。所有人都明白這樣做徒勞無益——在那兒工作的幾千人都明白這個道理。每天早上,我們起床後,又會去做同樣的事情。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不識字的老爺爺:“啊,孩子們,趕快放下手頭那些愚蠢的工作吧。坐在桌邊,和我們一起喝酒。”風在吹,雲朵飄浮在天空中。核反應堆甚至還沒有完全關閉。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為土地剝皮,然後,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又會回到這裏,重復之前的工作。可是,土地上已經空無一物——只有一層乾乾的沙子。只有當直升機飛過,從上面撒下一種特殊的能夠形成一種聚合體薄膜的混合物,讓地面上殘留的底層土壤繼續緩緩移動的時候,我們才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不過,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挖土、挖土……

(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21, 2021 at 6:11pm

(續上)住在這附近村莊裏的人都已經被轉移了,不過有些村莊裏還住著一些老人。你可以走進一間破舊的小棚子,坐下來,和棚子的主人一起吃飯——這是當地的習俗——享受半個小時的普通生活時光,盡管你什麽也不能吃,因為這是被明令禁止的。可是,我依舊十分渴望走進一個破舊的小棚,坐在那張桌子旁邊。

當我們完工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坑了。他們打算用水泥板把它們蓋起來,並且在周圍鋪設帶刺的鐵絲網。由於在工作時,那些器械中的金屬結構也以它們各自的方式吸收了很多輯射,所以他們留下了當時運輸和裝卸用的傾卸卡車、貨車及起重機。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設施沒過多久就不見了,這意味著它們都被人偷走了。對此,我深信不疑。在這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現。


有一次,我們被嚇了一跳:放射量測定員發現我們餐廳的所在地,其輻射量比我們工作的地方都要高,而那時,我們已經在那裏待了兩個月了。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情況。那裏說是餐廳,其實就是一堆柱子和一些齊胸高的板子釘在一起後圍起來的一塊地方。我們全都是站著吃飯。我們用桶裝水清洗身體。我們的廁所就是在一塊幹凈的地上挖的一個長方形的坑。我們的手裏只有一把鐵紀——我們就在核反應堆附近不遠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兩個月後,我們開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人們開始說:“這並不是一項自殺式的任務。我們已經來這裏兩個月了——這已經足夠了。現在,他們應該帶人來替換我們了。”安托斯金上將曾經和我們談過一次。他表現得非常誠實:“對我們而言,如果引入一批新的人員來換班,這會對我們造成很不利的影響。我們已經給你們發了三套服裝,而且你們也已經習慣了這個地方。引入新的工作人員不僅代價昂貴,而且過程繁複。”他們強調的重點始終落在“我們是英雄”上。每個星期,他們都會當著眾人的面,給某些幹活十分賣力的人頒發獎狀。獎狀上寫著:“蘇聯最佳掘墓者”。這太瘋狂了。

那些空蕩蕩的村莊——裏面只有貓和雞。當你走進一間谷倉,你會在那裏面找到許多雞蛋。我們那些蛋全煎了吃掉了。士兵們時刻準備著接受任何任務。我們曾經抓過一只雞,把它放在火上,用家庭自製的伏特加


將它清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們都會喝完一瓶容量為三升的那種液體,然後把瓶子扔出帳篷。晚上,有的人選擇下棋打發時間,有的人則在那裏彈吉他。人可以適應任何環境、任何事。一個男人喝醉了,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其他人則大聲喊叫,想挑釁打架。有兩個人喝醉後開車出去了,結果發生了事故。當人們把他們倆從那堆廢鐵中救出來的時候,兩人都已經奄奄一息。我則通過給家人寫長長的家書和記日記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於是,他開始不斷地問我:“你在信裏和日記裏寫了什麽?你把這些信和日記都放在哪裏?”他企圖讓我的鄰居監視我,但是那個家夥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你在寫什麽?”“我的學術論文。”他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吧,我會轉告那位上校,不過,你應該把這些東西都藏起來。”他們都是一些好人。我已經說過,在那裏,沒有人哭,也沒有懦夫。相信我:沒有人能夠打敗我們。我們永遠都不會被打敗!那些長官從不離開他們的帳篷。他們整天穿著拖鞋在帳篷裏走來走去,喝酒。誰在乎呢?我們會完成我們的挖掘工作。就讓那些長官的肩膀上多一顆星星好了。誰會在意呢?他們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就生活在我們的國家裏。(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9, 2021 at 10:01pm

(續上)放射量測定員——他們就是這裏的神。所有村民都爭先恐後地擁向他們:“孩子,告訴我,我的輻射量是多少?”有一位相當有魄力的士兵由此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到一根普通的棍子,然後將棍子纏滿電線,接著,他就帶著這根棍子敲開了一位老太太家的門,一進門就開始用他的棍子在墻壁上掃來掃去。“孩子,告訴我,數字是多少?”“奶奶,這是軍事機密。”“可是,孩子,你告訴我吧。我會給你一杯伏特加作為酬謝。”“好吧。”他將那杯酒一飲而盡,“呃,這裏一切正常,奶奶。你不用擔心。”然後,他就離開了。

在那裏待了三個月後,他們終於給了我們一些放射量測定器。那一個個小盒子,裏面還有一塊水晶。有些人開始計劃,早晨的時候,他們應該帶著這些測定器前往填埋點,讓它們吸收輻射,如此一來,他們就能以此為根據,要求更快解散,或者,他們可以憑借這些讀數向那些人索要更高的報酬。於是,那些人就把這些小盒子掛在自己靴子上,鞋幫上纏著一圈繩子,如此一來,這些放射量測定器就能更加靠近地面。以往,只有在劇院裏你才能見到如此荒謬的情景。然而,掛在靴子上的儀器根本就沒有反應,因為只有當輻射物達到一定計量時,它們才會開始計數。換言之,這些不過是他們從庫房裏翻出來的具有50年歷史的小玩具而已。給我們發放這些東西不過是他們對我們采取的心理療法。六個月的服役期結束時,他們在我們所有人的醫療卡上填寫的內容完全一模一樣:將攝入輻射的平均劑量乘以我們在那兒逗留的天數就得到了我們所攝入的輻射總量,然而,他們計算時采納的輻射平均劑量來自於我們帳篷裏的測量數據,而非我們的工作地點。


我們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我躺在一片矮樹叢下,發現樹上的櫻桃己經成熟。枝葉間掛滿了又大又紅又多汁的櫻桃,只要一伸手,你就能把它們摘下來送進嘴裏。還有桑葚——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桑葚。當我們不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會讓我們排好隊,在駐地周圍行軍演練。我們還看印度的愛情電影,一直看到淩晨三四點。有時候,看完電影後,廚師們常常會睡過頭,每逢這時,我們就只能吃一些沒煮熟的蕎麥面當早餐。他們會給我們送報紙看——報紙把我們寫成了大英雄。志願者!報紙上還有照片。要是我們能見到那位攝影師就好了……


許多國際營地都設在我們駐地附近。那裏就有來自喀山的韃靼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們發生了內部爭鬥。他們在營地前追逐一個人,只要他一停下來或是躲到一旁,他們就會開始踢他。那個人一直都負責打掃房子,結果,他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個裝滿東西的袋子——他一直都借著打掃衛生的機會偷東西。立陶宛人也住在我們附近。兩個月後,他們發生了叛亂,要求回家。


有一次,我們接到了一條特殊的命令:立刻全面清洗一座位於某個村莊裏的房子,而那個村子已經無人居住。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明天要在那裏拍攝一場婚禮。”於是,我們帶著一些水管,用水清洗了屋頂和周圍的樹,並且擦乾凈了地板。我們整平了種有土豆的土地,以及整個花園,還給那個院子鋤了草。那棟房子周圍空蕩蕩的一片。第二天,他們帶来了新娘和新郎,並且用公共汽車運來了大批賓客。他們奏響了音樂。結婚的兩人是真正的新娘和新郎,他們不是演員——他們已經被轉移到了其他地方,並且己經在那裏定居,但是有人說服他們回到這裏舉行婚禮並把婚禮場景拍攝下來,留作歷史紀念。我們的宣傳起作用了。這裏就是一個夢的製造工廠,就連那些殘存於我們腦海中的神話故事也開始發揮作用,幫助我們抵禦這一切:看,無論發生什麽,我們都能活下來,即便是在這片毫無生氣的土地上。


就在我準備回家的時候,指揮官把我叫了過去:“你在寫什麽?”“給我家中年輕的妻子寫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麽?我的回答是:瘋狂投下的陰影,以及我們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記的某個地方寫道:我明白了,在我到達那裏的最初幾天裏,我就明白了——人要化為泥土實在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維奇•祖科夫
化學工程師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5, 2021 at 5:52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采取行動
當時已經是五月月底,距離事故發生已經將近一個月。我們開始收到來自30公里隔離區內的產品——用於測試。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就好像這裏已經變成了一間軍事研究所。在那個時候,我們是整個白俄羅斯唯一擁有這方面專家和設備的研究所。

他們送來了家養及非家養動物的內臟。我們還檢查了牛奶。經過初步檢測,一切都已經很明了:我們所收到的產品恐怕不能再被稱為“肉”——它們己經成了輻射汙染的副產品。在隔離區內,牲畜群有專人輪班照看——牧人們來來去去,擠奶女工被帶到這兒來的唯一目的就是擠牛奶。牛奶場按照政府製訂的計劃工作。我們負責檢查牛奶。事實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把產自羅加喬夫牛奶場的奶粉及罐裝的濃縮牛奶作為演講中所使用的標準輻射源產品。與此同時,人們也可以在商店裏買到產自這一工廠的奶製品。當人們看到它們產自羅加喬夫而停止購買的時候,商店裏突然就出現了許多沒有標簽的罐裝牛奶。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絕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印商標的紙。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離區的時候,我測量了樹林裏的背景輻射量,其劑量相當於公路上或田地裏輻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裏到處都可以測到如此高劑量的輻射物。卡車在公路上跑,農民們在田裏犁地。在一些村子裏,我們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測量了他們的甲狀腺內所含有的輻射物,其劑量往往超出了人體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300倍,我們的工作隊裏有一個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線專家。當她看到孩子們正坐在一個沙坑裏玩耍時,她簡直就要瘋掉了。我們檢查了動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質。我們走進商店——和許多鄉村商店一樣,他們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裝和裙子的旁邊就擺著薩拉米香腸和人造奶油。這些商品就這樣置放在露天的環境裏,他們甚至都沒有在上面蓋一層玻璃紙。我們從那裏取了香腸和雞蛋——我們做了一個倫琴射線顯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坐在她家旁邊的一張長凳上,正在給她的孩子餵奶——她的乳汁裏含有銫——她儼然就是切爾諾貝利的聖母馬利亞。


我們問我們的領導,我們該怎麽辦?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他們回答說:“帶上你們的測量結果。看電視。”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安慰民眾:“我們已經迅速地采取了行動。”我相信他的話。作為一名工程師,我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種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體都應該離開那個地方,哪怕只是暫時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測量,看電視。我們己經習慣了相信。我出生於戰後,屬於戰後的一代,從小到大,我們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環境中都充溢著這種信任,或者說,它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信仰。它究竟來自於何處?那場可怕的戰爭雖然慘烈,但我們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那時,全世界的人們都為這一勝利而對我們心存感激。



好了,讓我們回到你的問題上:為什麽我們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況下要繼續保持沈默?為什麽我們不跑到廣場上,大聲地說出事情的真相?我們把我們的報告訂成冊,我們將所有解釋性的注釋匯編在一起。但是,我們始終保持沈默,毫無疑義且不加任何評論地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因為我們要遵守黨的紀律。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記得我的同事當中沒有任何人拒絕前往隔離區執行任務。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被開除黨籍,而是因為他們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堅信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平且美好的國家裏,對我們而言,這是至高無上的原則,也是其他所有原則的基礎。一旦這一信仰倒塌崩潰,許多人都會因此而心臟病發和自殺。也正是因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會選擇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當你失去這份信仰的時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參與者,而變成了一名失敗者,你已經失去了生存的理由。這就是我對他自殺的理解,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標誌。


馬拉•菲利波維奇•科哈諾夫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總工程師 (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12, 2021 at 5:46pm

(續上)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從一開始——我們聽說其他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哪裏,我只知道那是一個距離我們莫吉廖夫很遠的地方。後來,我弟弟從學校跑回了家,他說學校裏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藥丸。很顯然,的確有事發生了。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度過了一個快樂的五一節。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家,家裏的窗戶都被風吹開了。這是我後來才想起來的。


我在環境防護監察中心工作。我們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但是一直沒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監察中心的員工當中,專業人員寥寥可數,尤其是在管理層當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錯,他們就會把你派到我們這兒來。來這兒以後,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裏,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紙。直到我們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阿達莫維奇在莫斯科發表講話,使人們心中的警鐘開始大響之後,他們這才開始有了動靜。他們簡直恨透了他!這不是真的。他們的孩子還住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孫子,但是,向世界發出求救信號的不是他們,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們!你也許會認為,這時候,某種自我保護機製總應該開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內部會議上,甚至包括其間的吸煙休息時間裏,你聽到的都是關於“那些作家”的討論。“他們為什麽要執著於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他們完全可以放下這一切!我們會接到指令!我們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麽?他又不是物理學家!我們有中央委員會,我們有總書記!”那時候,我想我大概對1937年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種什麽感覺。


當時,我對核電站還抱著一種田園詩歌般的理想觀點。從中學到大學,我們一再地被告知核電站簡直就是一種魔法工廠,它可以“無中生有”,從“無”中製造出巨大的能量,而這一切只須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們坐在操作臺前,輕輕按一下按鈕就能實現。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沒有作好迎接這一事實的準備,而且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我們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著諸“絕密”、“關於事故的報告:機密”、“科學觀察的結果:機密”、“參與事故清理的人員輻射情況報告:機密”之類的文件。外面的傳言越來越多:有人在某份報紙上看到,有人聽說,還有人說……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說法,而這些人也是當時唯一討論該吃什麽藥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反應往往都是:我們的敵人正在歡慶,但是我們會讓一切都好起來的。59日,那些老兵將會出現在勝利大遊行的隊伍中,和他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些曾經參與核電站救火的消防員。正如後來的事實所顯示的那樣,當時的我們就生活在各種謠言和傳言之中。“我想,接過你手裏的石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想……”

突然有一天,城裏出現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她在市場裏走來走去,同時大聲說道:“我見過輻射。輻射是藍色的,它能覆蓋所有的東西。”聽了她的話,人們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鄉村奶酪。一位老婦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邊,市場裏己經沒有人買牛奶。“別擔心,”她說,“我從不讓我的牛跑到田裏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來的。”如果你駕車離開城市,來到郊區或農村,你就會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頭全身裹滿玻璃紙的牛,而站在它旁邊的則是一位全身包滿玻璃紙的農村老婦人。眼前的情景簡直讓你哭笑不得。(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6, 2021 at 8:39pm

(續上)這時,他們開始將我們外派,監督下層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廠。這家工廠收到的原材料絲毫沒有減少——生產計劃並沒有調整,所以他們依然照原計劃工作。我走進倉庫,剛一打開我帶的儀器,它的指針就開始劇烈地搖擺。那些木板還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掃帚附近,它的指針立刻就從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後就不動了。“這些掃帚是從哪裏來的?”“克拉斯諾波爾。”後來的事實證明,克拉斯諾波爾是整個莫吉廖夫地區受輻射汙染程度最嚴重的地方。“我們還有一船貨物沒有發。其的都已經發貨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們已經發往各城鎮的貨物再找回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一我怕我會忘記……哦,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突然之間,你就有了這種全新的感覺,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生活。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人需要這種生活。但是,現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麽?你用什麽來填飽孩子的肚子?什麽東西是危險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應不應該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該留下來嗎?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都己經習慣了生活——可是,你該如何生活?和整個村子裏的人一起生活,過那種集體化的生活——就像工廠和集體農莊裏的人一樣。我們是蘇聯人,我們已經被集體化了。譬如說,我就是一個蘇聯人,非常地道、非常蘇聯化的一個人。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每年夏天,我都會參加學生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整整一個夏天的時間,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然後把掙的錢轉寄給拉丁美洲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所在小組的工作報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給了位於烏拉圭的聯盟組織。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變了。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們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明白這一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無法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

我是一名生物學家。我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是蜜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生活了兩個月。那裏還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島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將我帶到了它們家裏。通常情況下,蜜蜂不會允許任何人靠近距離其巢穴三米以內的地方,但是,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開始允許我接近它們。我把果醬塗在火柴上,伸進蜂巢裏餵給它們吃。我們的老師過去常說:“不要摧毀蟻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棲息地。”蜂巢和整個樹林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漸漸地,我也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會跑過來,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隻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經認為我就是這裏的一部分。我曾經在那兒度過了我的昨天,明天,我還會回到那裏。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曾經舉行過一場幼兒繪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隻鶴從一片田野裏走過,最後走進了泥土裏。“沒有人提到過鶴。”我也深有同感。不過,我卻不得不工作。我們走遍了地區內的每個地方,收集各種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把它們帶回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對此怨聲載道:“我們現在帶著的可是一個真正的燙手山芋,而且還‘燙’得厲害。”我們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服裝。你坐在汽車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後就放著那些“熾熱的”樣品。

他們擬訂了許多掩埋含輻射的土地的草案。我們用泥土來掩埋泥土——這真是一項奇特的人類活動。根據指示,無論掩埋的物體是什麽,我們都應該在掩埋前進行地質勘測,從而確保掩埋點周圍四至六平方米內不會出現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與此同時,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須鋪上玻璃紙薄膜。我們接到的指示裏就是這樣要求的。然而,在現實操作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執行任務時,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地質調查。他們會伸出手,指向一個地方,然後說:(下續)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5, 2021 at 4:08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就在這裏挖。”隨後,那些挖掘者就開始工作。“你們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當我挖到有水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挖了。”他們往往都是直接沖著地下水挖下去。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後,我是怎麽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們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外派任務是去克拉斯諾波爾斯克地區,之前我己經說過,那個地區受汙染程度最嚴重。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從土地進入河流,依照指示,我們需要將每項工作都重復一遍。你必須在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然後留出一個缺口,然後再在另一塊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同時還要確保每道溝之間的間距相等。你還需要駕車走遍所有的小河,檢査河水。於是,我搭乘大巴到達了該地區的中央地帶,到了那兒以後,我發現我需要一輛小汽車。於是,我去找了地區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兩隻手撐著自己的腦袋:沒有人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收割工作照常進行,一切就像幾個月前他們播種豌豆時一樣,盡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輻射物質最多,但是他們仍然打算把地裏已經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類植物一同收上來,在那裏,有些地方的輻射量己經達到或超過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應酬我。幼兒園裏的廚師和幼教都已經跑了。孩子們正在餓肚子。每當出現急症病人的時候,你都需要把他們送上救護車,然後拉到鄰近地區的醫院,而這意味著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猶如搓衣板的馬路上整整顛簸60公里——因為當地的醫生全都跑了。汽車?雙倍數量的犁溝?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搭理我。


遭到拒絕的我只得去向軍方尋求幫助。那是一群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個月。現在,他們全都病了。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輸車和一隊士兵——不,等一等,事實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輛車頂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探險車。很可惜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穿上部隊裏發給我的武器裝備和這輛車合影。一切就像我說的那樣浪漫,富有詩意。這輛車的指揮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斷地通過無線電與總部通話:

“雄鷹!雄鷹!我們正在繼續前進。”我們沿著道路一直向前開,道路兩旁就是茂密的樹林——這是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公路,但是我們卻坐在一輛裝甲車裏。女人們站在自家的籬笆旁哭泣一一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已經打響。


根據我們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溝上作業的拖拉機應該有一個完全密封且帶有保護裝置的駕駛員車廂。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機,駕駛員車廂的確被密封了起來,但是那輛拖拉機就停在犁溝上,而司機則躺在旁邊的草地上休息。“你瘋了嗎?你難道沒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嗎?”“可是,我已經把汗衫罩在頭上了。”他回答說。人們並不明白這一切。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戰爭的危險性,並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從來沒有人和他們提到過切爾諾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當美麗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樹林現在還在那裏,那些古老的樹林。還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顏色幾乎與茶無異,但清澈如天空。碧綠的草地。人們在樹林裏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麽自然,就像早晨起來,走進自家的花園一樣。而你也站在那裏,心裏很清楚這裏的一切都已經受到了輻射的汙染。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November 2, 2021 at 3:39pm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太太。“孩子,告訴我,我現在能喝從我的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嗎?”我們低頭不語,我們有命只收集數據,但是不能與繼人發生接觸。最後,還是那名司機開口了。“老媽媽,你今年多大歲數了?”“哦,我已經80多歲了。也許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經在戰爭中被燒掉了。”“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為這些村民感到難過——他們都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他們卻在受苦受難。創造切爾諾貝利的人不是農民,他們的一切都和自然聯系在一起,他們彼此間相互信任,從不剝削和掠奪對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眼前的這一切,他們想相信科學家.或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他們相信牧師一樣。但是,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東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幾年之後,我突然明白了,我們全都參與了這次犯罪,我們都是同謀。(她陷入了沈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被送進了隔離區,更不知道又有多少東西被人從裏面運了出來,盡管後者是違法的——咖啡、罐裝牛肉、火腿、橘子。從裏面出來的東西都被裝在板條箱裏,然後被送上封閉箱式貨車。因為這些東西是這裏特有的。當地的供貨商、監察員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都靠此為生。人們變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


我也一樣,也很不堪。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停了下來。)當然,我會承認這一點,而對我而言,這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不過,我要再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集體農莊裏,就當這個農莊裏有五個村子吧。這裏面有三個是“乾凈的”,兩個是“髒的”。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大約兩三公里。在這個農莊裏,有兩個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費,其他三個則沒有。現在,“乾凈的”村子正在建一個牲畜聯合養殖中心,這裏的村民需要一些乾凈的飼料。他們從哪裏去弄這些東西呢?風會捲起塵土,從一塊地吹向旁邊的另一塊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實都一樣。

不過,為了建養殖中心,村民們需要找一些部門簽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門會委任一些人去做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簽署那些文件。這是犯罪。不過,我最後還是和所有人一樣,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我想:尋找幹凈飼料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監察員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一種說法。我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基本上來說,我發現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卓婭•丹尼羅芙娜•布魯克

環境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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