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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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有個人喜好與個性選擇
在古希臘時期,文學就用神話、英雄傳說、史詩、戲劇、詩歌、散文、演說詞等各種方式,講述各種不同的故事。到了中世紀則出現了宗教文學、傳奇文學、城市文學,近代則有人文主義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啟蒙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現代則有現代主義文學,而後現代則出現了後現代主義文學。
這些文學思潮、流派不但采用的方式不同,講述的“事情”更是五花八門。盡管各種思潮、流派內部有共通、相似之處,但每一部文學文本都是獨創的、獨特的。
中國的詩歌從“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到《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經歷了從二言到多言再到錯落有致的長短句,可見即使是一種文體也是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的。
從文學理論上看,由亞里士多德創建的“摹仿說”到近代的“遊戲說”、“移情說” 、“心靈表現說”、“直覺說”、“情感表現說”、“再現說”等經典理論,在解構主義面前也灰飛煙滅。
從以上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它們的差異性。文本只不過是作者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情境、不同心緒狀態下偶然創造的。他們只不過採用了不同的方式,講述著不同的故事而已,這一事實是無可爭辯的。
每一種新文學都是對傳統法規的反叛,但同時又在反叛中建構新法規,法規一旦形成,便趨於保守,而德里達的這一無原則的原則,使新法規的建構成了泡影。
尤其在市場化的世俗社會、物化社會情境下,文學文本已經商品化,買方市場已經形成,消費者——“上帝”會根據自己的品味選擇自己喜好,且符合自己本性的文學文本進行消費和再生產。
因此,讀者也獲得了消費和生產的雙重身份。文學創作也必定得遵循市場的規律,最終將被市場所整合。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可能比所有的封閉體系理論更有力、更強大。其次,建構了文學批評指向性無原則的原則。(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闡釋本身是一種‘發明’
德里達說:“闡釋本身不是一種‘發現’——因為‘發現’是以一種的確存在但尚未找到的東西為前提——而是一種‘發明’。”[4](P35)
這是德里達為文學確定,又一指向性的無原則的批評原則——闡釋是一種發明。
至於“發明”什麼,德里達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我們按著他的學理理路可以看到,就是闡釋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著原文本留下的“蹤跡”,在自由遊戲過程中創造的新文本。
德里達認為,文學文本就像“簽名”、“簽署”或“署名”一樣,一方面具有唯一性、不可復制性、不可模仿性,具有借此認同此時此地特定簽署者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再生產和復制,可以在復制中辨認出原簽署者的身份。
因此,在一切文學文本中,“重新標示”是可能的。而這種重新標示只是對文學文本“蹤跡”的標示,“不再致力於破譯或夢想去破譯,一種不受自由遊戲和符號系統制約的真實或本源”。[5](P739)(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延異:德里達解構傳統文本
“延異”是德里達解構傳統文本的法寶。德里達認為,文本的書寫過程,是一種運動,其本質是一種“延異”,即“產生差異的差異”。
這種“延異”在時間和空間上,既沒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為這種運動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標準,也沒有此後的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更沒有在現時表現中所必須采取的獨一無二的內容和形式。
德里達就是要用“延異”的這種特性,打破一切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標準和固定的絕對化;打破一切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打破內容和形式的分離。總之一句話,打破一切傳統文本的束縛,從而進入無限自由遊戲創作的天地。
解構主義的詞匯:消解、顛覆、反二元論、書寫、話語、分延、蹤跡、播撒等已被廣泛運用到哲學、文學、美學、語言學研究中。它實現了哲性詩學研究話語的轉型,刷新了人們對語言與表達、書寫與閱讀、語言與文化、文學與社會等方面的認識,影響和重塑著文學評論的性格,並開拓了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闡釋領域”。[1](P383)
對於德里達有時會產生一種誤讀,認為他只“解構”而不“建構”。其實德裏達要解構的主要是西方傳統文化中的“一切社會等級製和暴戾統治”,使其“根本無法重新安裝……沒有修復的希望。” [5](P721—722)而他的建構無非是采用了一種非常規、指向性的無原則的原則的策略。(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德里達·解構一切傳統文本
德里達解構的第三個目標是一切傳統文本。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是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而其話語的力量全部立足於傳統文本上,並得以流傳、播撒。因此,解構一切傳統文本就成了德里達采用的迂回之迂回的策略。
按照傳統闡釋學的觀點,闡釋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並使之絕對化和標準化。目的是限制文本所表達的意義的歧義性、多意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封殺不利於統治者統治的可能性。(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書寫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復活
德里達說:“沒有一種自在的、對一切時代都適用的對存在和世界的闡釋,闡釋並不意味著在事物或文本的外殼下找出一種完整的、固定不變的意義”。[4](P35)在德里達看來,闡釋文本的重點並非發現原文本所謂的完整、固定的意義,而是使作者及其歷史條件獲得重生,使文本的書寫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復活。(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4] 李银河.福柯与性[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冠毒無可預測:存在主義幫得上忙嗎?
存在主義者知道,一旦危機結束,誓言和承諾就很容易失去力量。但是,盡管存在主義提供了所有現象學上的豐富性和對例外生活的洞察,它卻很少提及未知領域的真實輪廓,並對我們的脆弱如何在時間中顯現出來,以及其如何塑造具體的制度、法律和儀式隻字未提。哪些政治條件和文化習俗允許犯錯?我們如何確保弱勢群體得到應有的報酬?怎樣確保我們的學校不僅教會人們如何成功,而且教會人們如何失敗?記憶在多大程度上與負罪感有關?為什麼反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鬥爭沒有更加堅定地反映我們的脆弱性?存在主義很少面對這些類型的問題,但如果把目光從這些問題身上移開,就有可能使存在主義所批評的“無思” (thoughtlessness)成為永存的現實。 未來的存在主義對話將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制度上和實踐上的觀察,以建立一個忠於自由和存在主義不確定性,並對此有著強烈呼籲的社會。(原題:疫情之下,存在主義哲學為何重新流行?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Source:Original Abstract Photography by Sven Pfrommer )
德里達:解構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二個目標指向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為什麼把第二個目標確,定在對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上。他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是靠語音中心主義來支撐的。因此,要想徹底摧毀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必須摧毀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在研究了柏拉圖以降的形而上學理論後,發現他們都在極力誇大語音的作用,而貶低書寫文字。
柏拉圖甚至把書寫文字,看作是不利於人的生命的“異己”,它不僅削弱了人的記憶能力,而且同真實的思想之間存在著一段距離,如果向它請教,他只能重復原來的話而不能辯解,所以他們認為,說話所發出的聲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邏各斯。
德里達受其啟發,並反其道而行之,將其顛覆。高揚書寫文字,貶斥語音符號。但這也是他不得以而為之的策略,否則,就無法去掉語音的中心地位,也無法使其邊緣化。
語音中心主義無非是通過語音符號同“意義”穩定一致的關系,來加強現有統治秩序。德裏達一針見血地指出,相對於文字,相對於書寫,說話的聲音更透明,更自明和更直接的被給予性。也正是因為這樣,西方統治思想和文化才把說話和語音放在首位。因此,他說:“解構從符號開始”。
在德里達看來,語音中心主義是在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魔方。他指出,傳統形而上學及其文化,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依靠語音中心主義推行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在於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詭計,以“在場”指示、代替“不在場”,通過“在場”理念所指示的事務,以及歷史存在等各種不同的因素,統一在現實表現的場域。
同時,借助於“在場”理念,將各種不同因素所表現的不同歷史維度,統一成毫無歷史差異的同一個現實的實存關係中。因此,把“在場”或“不在場”的各種理念和事物轉化成為現實事物。
這樣,語音中心主義就巧妙地把本來虛假的,模糊的各種理念及其所謂的真理體系魔術般的變成了在場的現實力量。而德裏達的“延異”則給“在場”致命一擊。
他說:延異“既不存在也沒有本質。它不屬於存在、在場或缺場的範疇。” [3](P308)
德里達在解構語音中心主義時,還采用了“延異”的語音特性,對語音中心主義進行解構。延異(differance)和差異(difference)讀音完全相同,a和e兩個字母的差別,只能見於書寫文字,而無法在語音中體現出來。
這就造成了語音的混亂,字母a就象一塊“無言的墓碑”,宣示著語音中心的死亡。(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3]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
延續閱讀 》
[法]雅克·德里達:什麼是詩?
保羅·瓦樂希《純詩:一次演講的劄記》
古卷
40 YEARS OF DANCE 2
德里達·沒有絕對性
德里達的影响力
從古至今文學批評理論可謂汗牛充棟,什麼實證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新批評、原型批評、社會批評、歷史批評、結構主義批評不一而足,可見文學批評的遊移不定。其實它們無不是偏居一偶,實施著批評話語的霸權。
從文學批評的實踐上看,批評也是一種“發明”。莎士比亞在 1601 年創作的《哈姆萊特》已有四百餘年,據統計評論哈姆萊特的論文,平均每天一篇,這樣大約就有14萬左右的評論文章。就算哈姆萊特形象再豐富、性格在複雜,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發現”吧!
而中國的一部《紅樓夢》則催生了一個紅學學派。研究的方法可謂流派紛呈,有評點派、考證派、文本派、統計派。研究成果的差異性,更是令人吃驚,有言情說、色空說、還有預言說,正如魯迅先生說的,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假如《紅樓夢》能復活的話,它一定會站出來說,你們研究的不是我。其實,古今中外的評論家都是在借題發揮,正象吳亮說的:“我評論的就是我自己。”
綜上所述,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動搖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和“始源”,為哲學、詩學等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限自由創造的可能性。他思想的震撼力絕不亞於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所產生的影響。
他的思想在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中都留下深深的“影子”。(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裏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奧威爾·保持黨的神秘
我們時代的一切信念、習慣、趣味、感情、思想狀態,其目的都是為了要保持黨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會的真正本質。目前不可能實際發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聲。從無產階級那里,沒有什麽可以擔心的。你不去惹他們,他們就會一代又一代地、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做工、繁殖、死亡,不僅沒有造反的衝動,而且也沒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個不同於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你必須給他們以較高的教育的時候,他們才會具有危險性;但是由於軍事和商業競爭已不復重要,民眾教育水平實際已趨下降。群眾有什麽看法,或者沒有什麽看法,已被視為無足輕重的事。因為他們沒有智力,所以不妨給予學術自由。而在一個黨員身上,哪怕在最無足輕重的問題上,都不容有絲毫的不同意見。
.......實際行為不端那就不用說了,而且不論多麽細微的任何乖張古怪行為,任何習慣的變化,任何神經性習慣動作,凡是可以視為內心鬥爭的征像的,無不會受到察覺。
......光是愚蠢還不夠,還要保持充分正統,這就要求對自己的思維過程能加以控制,就像表演柔軟體操的雜技演員控制自己身體一樣。大洋國社會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黨一貫正確。(喬治·奧威爾《19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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