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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 當事實失去說服力：從英國脫歐看「後真相」政治的文化邏輯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一場看似簡單、實則深刻改變歐洲政治版圖的公投：英國是否應該繼續留在歐洲聯盟？最後，脫歐陣營以約52%對48%的結果勝出。這場公投後來不只是英國政治史上的重大轉折，也成為理解當代「後真相政治」最經典的案例之一。

學者指出，英國脫歐公投之所以值得從「後真相」角度理解，在於它同時呈現了社群媒體崛起、對專家與政治菁英的不信任，以及以情緒和價值認同取代理性論證的政治動員。 [1]

如果要用一個故事說明什麼是後真相，或許可以從一輛紅色雙層巴士開始。

那輛巴士上印著一句極具煽動力的宣傳語：「讓我們把每週支付給歐盟的3.5億英鎊拿回來，投入國民保健署（NHS）。」這個數字非常醒目，也非常容易理解。它把一個複雜的國際政治與財政問題，轉換成一個簡單的算式：英國每週給歐盟3.5億英鎊；如果脫歐，這筆錢就能回到英國；有了這筆錢，英國人的醫療、學校與公共服務就會變得更好。

問題是，這個算式並不準確。

英國統計局與英國統計監管機構早在公投期間便指出，3.5億英鎊是「總額」而非真正可以直接省下來的「淨額」，其中沒有扣除英國的回扣，也沒有考慮歐盟資金回流英國公共與私人部門的情況。因此，把這3.5億英鎊描述成脫歐後可以完整拿來花在NHS上的錢，是具有誤導性的。即使官方統計機構公開提出警告，這個數字仍然持續出現在脫歐陣營的宣傳之中。 [2]

這個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恰恰不是「政治人物說了一個不準確的數字」。

政治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謊言的世界。政治人物誇大、選擇性引用數據、操縱語言，並不是2016年才出現的現象。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當一個說法已經被指出有問題，它為什麼仍然可以產生巨大的政治力量？這正是「後真相」的核心。

一、後真相不是「沒有真相」，而是「真相失去優先地位」

「後真相」這個詞容易產生一種誤解，好像進入後真相時代以後，世界上就不存在客觀事實了。其實並非如此。

事實仍然存在，數據仍然可以計算，專家仍然可以提出證據。問題在於，事實不再必然具有說服力。

傳統的民主政治，至少在理想狀態下，是建立在一種基本假設之上的：不同政治立場可以爭論，但最終應該回到共同承認的事實。你可以支持高稅收或低稅收，可以支持歐盟或反對歐盟，但大家至少應該同意一個數字究竟是多少。 後真相政治卻改變了這個遊戲規則。

它不是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套事實，而是讓政治競爭逐漸變成：「哪一個故事更符合我的情緒、身份和價值觀？」

當有人說「這個數字不對」，另一個人可以回答：「但我相信這個故事。」這兩句話其實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前者討論的是事實；後者討論的是身份與信念。而現代政治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後者有時比前者更有力量。

二、為什麼人們會相信一個有問題的說法？

把後真相理解成「無知的選民被騙」，其實大大低估了這個現象。因為脫歐真正成功的地方，並不是讓英國人相信一個財政數字，而是把這個數字放進了一個更大的故事裡。那個故事是：

我們的錢被拿走了；我們的國家失去了控制；遙遠的布魯塞爾官僚決定我們的生活；

移民正在改變我們的社會。倫敦的政治菁英不再代表普通人；現在，是時候把控制權拿回來了。

在這個故事裡，3.5億英鎊只是其中一個符號; 即使有人證明數字有問題，整個故事仍然可能成立。

這也是為什麼脫歐運動使用「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這類口號如此有效。它沒有要求選民理解歐盟預算制度，也沒有要求人們研究複雜的貿易協議。它直接觸碰一種政治情緒：「我們正在失去自己的國家。」

研究 Brexit 的學者指出，脫歐論述不只是經濟論證，也建立在經濟、安全與主權等幾個彼此連結的框架之上。換言之，資訊之所以具有政治力量，不只是因為它是真是假，而是因為它能不能嵌入一個人已經相信的世界觀。 [3]

這也是後真相政治與普通政治宣傳最大的差別之一；普通宣傳可能希望你相信一個主張；後真相政治則更進一步——它希望你相信一整套解釋世界的方法。

三、社群媒體為什麼讓問題更加嚴重？

如果說情緒是後真相政治的燃料，那麼社群媒體就是它的加速器。傳統新聞媒體至少存在某些「守門人」：記者、編輯、事實查核制度，以及媒體本身的專業規範。這些制度不完美，但它們至少在理論上會對資訊進行篩選。社群媒體則把這道門打開了。 

任何人都可以發布一則訊息；一個聳動的圖像可以比一篇數千字的經濟分析傳播得更快；一個令人憤怒的標題，可以在幾秒鐘內被分享成千上萬次。更重要的是，社群媒體的運作邏輯，本身就偏好能夠引發反應的內容。 

一個複雜的標題是：「英國脫歐對長期財政收入及公共服務支出的影響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另一個標題是：「他們每週拿走你3.5億英鎊！」前者比較接近政策分析，後者卻更像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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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Brexit 的相關文獻認為，社群媒體的普及，加上人們對政治制度、專家、傳統媒體與政治菁英的信任下降，形成了後真相政治的重要條件。當人們不再信任「專家告訴我的東西」，便更容易轉向那些看起來「像自己人」的人所提供的資訊。 [1]

這裡便出現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循環：不信任專家 → 轉向網路資訊 → 網路資訊強化原有情緒 → 情緒進一步降低對專家的信任。最後，人們甚至可能生活在彼此完全不同的資訊世界裡。

四、「受夠專家」：後真相其實也是一場信任危機

Brexit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背景：對專家的反感。支持脫歐的政治人物 Michael Gove 曾提出一句後來廣為流傳的話：英國人「受夠了專家」。這句話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否定某一個專家的意見，而是因為它重新定義了「誰有資格說真話」。

傳統政治認為，經濟學家、醫生、統計學家、學者等專業人士掌握較多知識，因此他們的意見應該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但民粹政治可以提出另一套邏輯：「你是專家，但你不是我。」

「你住在倫敦，我住在小鎮。」「你有大學學位，我沒有。」「你是政治圈的人，我一直被政治忽視。」「專家」不再只是知識身份，也變成一種階級與文化身份。

這使得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出現了：越是被認為代表既有制度的人，有時越難取得某些選民的信任。後真相並不單純是「事實戰勝不了謊言」，而是更深層的信任危機。

當人們不再相信提供事實的人，事實本身即使正確，也很難發揮政治作用。 

五、這對民主意味著什麼？ 

後真相政治真正危險的地方，不是某一次選舉被錯誤資訊影響，而是它可能逐漸破壞民主社會共同討論問題所需要的「共同現實」。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分歧。 

我們可以有左派和右派，可以有保守派和自由派，可以支持移民，也可以反對移民。但民主至少需要一個共同的底層條件：我們對「發生了什麼」大致有共同的認識，然後才爭論「應該怎麼辦」。 

如果這個順序被顛倒，政治就會變成：「我先決定我相信什麼，然後再找資料證明我是對的。」這就是確認偏誤與後真相政治結合後的危險。

而一旦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真相」，民主討論就可能不再是交換理由，而是交換敵意。對方不是「與我意見不同的人」，而是「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 

最終，政治就從「我們如何共同解決問題」，變成「我們如何擊敗他們」。

結語：後真相時代最缺乏的，也許不是資訊，而是信任

回到那輛紅色巴士。「每週3.5億英鎊給NHS」是一個有問題的數字，但它之所以成為歷史上如此有力量的政治訊息，不是因為英國人不懂數學，而是因為它把複雜的政治現實變成了一個人人都能理解的故事：你的錢被拿走了，而我們可以把它拿回來。

這個故事提供的不只是資訊，而是憤怒；不只是數字，而是身份；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一種「奪回國家」的想像。這正是後真相政治最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後真相並不意味著真相消失，而是意味著真相失去了自動說服人的能力。 

在一個資訊極度充足的時代，真正稀缺的可能反而是信任。當人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專家，也不信任彼此時，再正確的數據都可能被視為「另一個陣營的說法」。對抗後真相也就不能只靠更多的事實查核。

我們當然需要查證錯誤資訊，但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種政治文化：讓不同立場的人願意承認共同事實，讓專業知識可以被質疑卻不必然被鄙視，讓政治人物必須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也讓公民能夠區分「我希望它是真的」與「它確實是真的」。 

否則，下一次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可能不再是哪一方提出了更好的論證，而是哪一方編出了更令人相信的故事。而那時候，民主最大的危機就不是「人們不知道真相」。 

而是——人們已經不在乎真相是否是真的。

[1]Post-Truth Politics in the UK's Brexit Referendum - Hannah Marshall, Alena Drieschova, 2018

[2]Leave campaign claims during Brexit Debate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3]Post-Truth Politics, Brexit, and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 Springer Nature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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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 被出賣的「庫德斯坦」：從巴黎和會到百年流亡——民族自決、帝國傲慢與庫德人的世紀悲劇

在今天的中東地圖上，有一個民族擁有數千年的歷史、自己的語言、文化與集體認同，人口達三千至四千五百萬，卻始終沒有一個獲得國際普遍承認的獨立民族國家。他們就是庫德人（Kurds）。

今天的庫德人主要分布於土耳其、伊拉克、伊朗與敘利亞四國境內。由於人口統計標準與政治認定不同，庫德人口的估算有所差異，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卻沒有獨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之一。

因此，「庫德斯坦」（Kurdistan）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一個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政治想像：一個民族究竟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尖銳，與20世紀初那場改變世界地圖的國際會議密不可分。

1919年的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強權（美、英、法、意大利和日本）試圖重新安排歐洲、中東與殖民地的政治秩序。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政治理想，使無數被帝國統治的民族看見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庫德人也曾經看見那道曙光，可是僅僅四年，這道曙光就消失了。

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曾為庫德地區自治乃至獨立留下法律上的可能性；1923年的《洛桑條約》則重新確立土耳其共和國的疆界，色佛爾條約中有關庫德自治與獨立的安排被徹底拋棄。

一個民族的命運，就這樣在幾年之間，從「可能建立自己的國家」，變成「被分割在四個國家的少數民族」。

這不只是一段庫德人的悲劇史。它更是20世紀國際政治最值得反覆追問的一個問題：當強權高舉「民族自決」的旗幟時，究竟哪些民族有資格自決？

一、從帝國廢墟中浮現的希望：庫德斯坦曾經真的近在眼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庫德人主要生活在鄂圖曼帝國與波斯帝國境內。他們並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政治共同體。不同地區的庫德人有不同的部落、宗教、政治傳統與地方認同，也曾經在鄂圖曼與波斯兩大帝國之間維持複雜的權力關係。

因此，不能簡單把1919年的庫德人想像成一個已經具備現代民族國家形式、只等待列強「承認」的完整政治實體。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一切。鄂圖曼帝國戰敗、解體，大片中東土地進入重新分配的過程。帝國舊秩序瓦解之後，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真空出現了。

而對庫德人而言，這似乎意味著一個歷史性的機會。

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在理論上使帝國境內各民族開始思考自己的政治未來。雖然威爾遜的十四點並沒有直接承諾建立一個獨立的庫德斯坦，但「民族自決」所帶來的政治語言，確實大幅提高了庫德民族政治訴求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第一次在國際條約層面，為庫德地區的自治與未來獨立留下了明確的制度性道路。條約第六十三至六十四條涉及庫德地區的自治安排，並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進一步走向獨立。

對庫德民族主義者而言，這幾乎是歷史第一次把「庫德斯坦」從民族夢想寫進了國際政治文件。

打從開始，這個希望便極其脆弱。理由很清楚，在巴黎與倫敦的會議桌上，民族自決并非唯一的遊戲規則。重要的是帝國利益：石油，交通線，英法之間的勢力範圍。

還有一個更迫切的理由，就是正在崛起、決心重新奪回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

延續閱讀：加雅街「收100億、給170億」說法，為何難以說服沙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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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佛爾》的短命：當民族自決遇上現實政治

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沒有得到有效實施; 原因之一，是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拒絕接受它。

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領導的土耳其國民運動在安納托利亞建立新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拒絕承認鄂圖曼蘇丹政府接受的割地安排。隨著土耳其獨立戰爭發展，軍事現實開始改變外交現實。

英國、法國與其他協約國並不願意為《色佛爾條約》的每一項安排付出無限的軍事與政治成本。尤其當土耳其民族主義力量逐漸取得優勢之後，原本寫在紙上的中東新秩序開始失去現實支撐。

此時，庫德問題便陷入了一個殘酷的國際政治邏輯：一個民族的權利，只有在強權願意付出代價保護它時，才可能成為現實。

庫德人沒有一個足以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軍隊抗衡的統一國家機器，也沒有一個願意為建立庫德斯坦長期投入軍事力量的強大外部盟友。當大國利益發生變化時，庫德人的政治願望便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一張牌。

1923年，《洛桑條約》取代《色佛爾條約》。新的國際秩序承認土耳其共和國的核心疆界，原先關於庫德自治與獨立的條款不復存在。色佛爾給出的希望，洛桑收回了。

從那一刻起，庫德問題不再是一個「如何建立庫德國家」的國際問題，而逐漸變成四個國家的「國內少數民族問題」。這個轉變，決定了其後一百年的歷史。

三、一條條國界：帝國消失了，民族國家卻接管了帝國的邊界

巴黎和會與其後的中東政治安排最大的歷史諷刺之一，就是：歐洲列強宣稱自己正在結束帝國，卻同時創造了新的國家邊界與新的少數民族問題。庫德人便成了這個過程最典型的犧牲者之一。

原本跨越鄂圖曼—波斯邊境的庫德人口，在20世紀的新國家體系中，被分割進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與伊朗。

這四個國家後來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民族政策，但有一個共同點：庫德人的跨境民族認同，往往被視為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潛在威脅。一個原本可以被理解為文化與歷史差異的問題，逐漸被國家安全化。

語言成了安全問題;文化成了政治問題;自治成了分離主義;民族認同成了忠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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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耳其：當一個民族被告知「你不存在」

在四個國家之中，土耳其的庫德問題尤其具有象徵意義。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國家認同高度集中於「土耳其民族」的單一政治框架。庫德人的民族身份與語言長期受到嚴格限制，政府甚至曾以「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等說法否認庫德人的獨立民族身份。

這是一種極其深刻的政治暴力；因為它不只是限制一個民族做什麼，而是試圖重新定義一個民族「是什麼」。

當一個人不能公開使用自己的語言，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民族身份，不能以自己的歷史記憶理解自己，那麼國家所控制的就不只是土地，而是人的記憶。

20世紀後半葉，土耳其東南部的庫德問題逐漸演變為長期武裝衝突。庫德工人黨（PKK）自1984年開始發動武裝鬥爭，土耳其政府則以軍事力量進行反擊。

數十年間，無數人死亡、失蹤與流離失所。而這一切提醒我們：當國家把民族多樣性理解為國家安全威脅時，民族問題便很容易從政治問題變成戰爭問題。

五、伊拉克：從莫蘇爾到安法爾，國界之內的悲劇

土耳其的庫德政策展現了「同化」的暴力，伊拉克則展現了另一種更加殘酷的歷史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希望將莫蘇爾地區納入其在伊拉克的政治安排。這裡不僅具有重要戰略位置，也蘊藏豐富石油資源。1920年代的邊界安排，最終使庫德人口密集的莫蘇爾地區成為伊拉克王國的一部分。

從此，庫德問題成為伊拉克國家建構的一部分。但伊拉克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多元的政治共同體：什葉派阿拉伯人、遜尼派阿拉伯人、庫德人以及其他民族與宗教群體共同生活在同一國家疆域內。

問題不在於多元本身。問題在於：一個國家能否建立一套足以容納多元身份的政治制度？伊拉克長期沒有成功回答這個問題。到了薩達姆・海珊統治時期，庫德人的遭遇更達到極端。

1988年的「安法爾行動」造成大規模庫德人死亡、失蹤與流離失所；同年哈拉卜賈（Halabja）遭到化學武器攻擊，成為庫德民族集體記憶中最令人震驚的悲劇之一。

在這裡，巴黎時代的國界已經不再只是地圖上的線；它成為國家機器可以控制人口、鎮壓異議與界定「誰屬於國家」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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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敘利亞：沒有國籍的人

敘利亞的庫德問題則呈現出另一種更加安靜、卻同樣深刻的暴力——法律上的不存在。

1962年，敘利亞政府在哈塞克省進行特別人口普查，導致大量庫德人失去敘利亞公民身份。此後，部分人被歸類為「外國人」（ajanib），另有一些人被視為無國籍者。

這意味著一個人可能出生在這片土地上，祖先也生活在這裡，卻沒有完整的法律身份。沒有國籍，便可能意味著在教育、工作、財產、旅行與公共生活中受到種種限制。這是一種不流血的國界暴力。

它沒有坦克的轟鳴，沒有戰場上的炮火，卻可以透過一紙身份證件，讓一個人逐漸從國家的法律視野中消失。因此，庫德問題並不能只從戰爭史來理解；它同樣是一部身份政治史。

七、伊朗：帝國、共和國與庫德自治夢想

伊朗的庫德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與西北部地區。與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一樣，伊朗政府也長期將庫德民族主義與自治運動視為對國家領土完整的挑戰。

1946年，短暫存在的馬哈巴德共和國（Republic of Mahabad, 1.1946~12.1946）成為庫德民族政治史上的重要象徵。雖然它只存在很短時間，卻證明了庫德民族政治力量曾經試圖建立自己的現代政治實體。此後，伊朗中央政府逐步重新控制相關地區。

1979年伊朗革命後，庫德組織與新政權之間再次爆發武裝衝突。直到今天，庫德政治、文化權利與自治問題仍然是伊朗西部政治的重要矛盾之一。

四個國家的經驗各不相同，但庫德人的共同困境卻高度相似：他們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卻沒有一個能夠代表整體民族利益的國家。

八、最諷刺的問題：民族自決到底是普遍原則，還是強權特權？

庫德悲劇令人難以釋懷之處，不只是「沒有建立國家」。而是20世紀初的國際政治曾經讓他們相信：建立自己的國家，是可能的。

「民族自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國際政治最具魅力的詞彙之一。但它沒有成為一項完全普遍、完全一致適用的原則。歐洲民族可以談民族自決；但殖民地人民呢？

波蘭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但庫德人呢？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可以重新安排政治身份，那麼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庫德人以及其他非歐洲民族呢？

問題因此不只是巴黎和會「忘記了庫德人」。更深層的問題是：誰有權定義什麼叫做「民族」？誰有權決定哪一個民族值得擁有國家？這正是巴黎和會最深刻的雙重標準。

民族自決被宣布為新時代的道德原則，但它並沒有打破帝國主義的權力結構。相反地，它常常與帝國利益並存。

於是，一個原則在歐洲被稱為「自由」，到了殖民地卻可能被稱為「分裂主義」；一個民族在某些地方被稱為「國家」，到了另一個地方卻被視為「少數民族」。

這種雙重標準，最終腐蝕的不只是庫德人的信任，也包括整個國際秩序的道德可信度。

([愛墾研創] 被出賣的「庫德斯坦」：從巴黎和會到百年流亡——民族自決、帝國傲慢與庫德人的世紀悲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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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年歷史全都歸罪於1919年的一支鉛筆?

庫德人今天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不能只簡單地聚焦于「1919年巴黎和會畫錯了地圖」; 庫德後来的歷史命運，同樣受到土耳其民族國家建構、伊朗中央集權、伊拉克政治鬥爭、敘利亞民族政策、冷戰、大國干預、石油政治、區域戰爭以及庫德各政治組織自身的分歧的錯综複雜的因素所影響。

庫德人自始就不是一個政治立場完全一致的整體。不同國家的庫德政黨、部落、地方勢力與政治運動之間存在深刻分歧。有人主張獨立，有人要求聯邦制，有人追求文化自治，也有人選擇與所在國家建立政治妥協。

「如果1919年列強建立了庫德斯坦，一切問題是不是就會消失？」沒有人能回答這問題。進一步，我們要追問：為什麼一個民族的政治命運，可以在沒有它充分參與的情況下，被其他大國決定？巴黎和談留下的問題，至今還没有答案。

十、「山是唯一的朋友」：一句諺語背後的百年記憶

庫德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諺語： 「庫德人沒有朋友，只有山。」（ The Kurds have 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這句話之所以令人心酸，是因為它濃縮了庫德民族近現代史最深的心理創傷。

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國博弈中，庫德人曾經成為盟友，也曾經成為棋子；曾經被承諾，也曾經被放棄；曾經被支持反抗敵人，也曾在局勢改變之後遭到原先盟友的冷落。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東政治中，這種模式曾反覆出現。

大國需要庫德人時，庫德人是重要的盟友；大國利益改變時，庫德人又可能迅速變成外交談判中的交換條件。「山」在這句諺語中不只是地理意象，它代表的是最後一個不會背叛自己的東西。它也是一種民族記憶：當國際政治的承諾不可靠時，至少土地與記憶仍然屬於自己。

結語：庫德人的悲劇，其實是人類政治的一面鏡子

回望1919年的巴黎，我們看到的並不只是一群外交官、一張地圖與幾份條約。我們看到的是20世紀國際政治最根本的一個矛盾：人類一方面宣告民族自決，另一方面卻仍然由強權決定哪些民族可以自決。

這正好與彼得・伯克在《無知：一部全球史》中對「政治無知」的反思形成呼應。巴黎和會的問題，並不是當時的人「什麼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們擁有大量資料、專家、地圖與外交情報。但是，他們知道了什麼，選擇忽略了什麼，又為什麼有權決定別人的命運？

當政治權力把複雜的民族、宗教、歷史與地方記憶壓縮成幾條簡單的國界線時，地圖看起來可能變得整齊，現實世界卻未必因此變得和平。一條線可以在地圖上只花幾秒鐘畫完。

但對生活在線兩側的人而言，那條線可能意味著國籍、語言、身份、財產、家庭，甚至生死。庫德人的百年歷史因此給世界留下了一個極其沉重的提醒：國界不是中性的。

它可以保護人，也可以排斥人；可以終結戰爭，也可以把矛盾永久化；可以承認一個民族，也可以讓另一個民族從政治地圖上消失。

1919年的巴黎和會已經過去一百多年，而「誰有資格決定誰的命運」這個問題，却沒有過時。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大國重新劃定勢力範圍、弱小民族被迫在強權之間選邊、民族自決與國家領土完整彼此衝突的問題。因此，庫德人的故事並不只是庫德人的故事而已。

它是20世紀帝國瓦解與民族國家崛起的縮影，是「民族自決」理想與現實政治之間的裂縫，也是國際秩序如何在理想與利益之間反覆妥協的一面鏡子。

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危險的，不只是政治家的無知，而是政治家明明知道自己的決定會影響千百萬人的命運，卻仍然把那些人當成地圖上的一條線、一個數字、一枚棋子。

巴黎和會的鉛筆早已放下，那枝鉛筆劃出的國界，仍然在中東的大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跡。庫德人至今仍在追問：如果「民族自決」真的是一項普遍的人類權利，那麼，為什麼它偏偏沒有完整地屬於我們？這問題，是1919年巴黎和會留給21世紀不可能結束的一場辯論。

[庫德]秋曼‧哈笛（Choman Hardi）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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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佳純 蔡仲:後真相的哲學根源與反思（上）

後真相世界的出現使人類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隨著社交媒體的流行，大量的虛假信息充斥著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在後真相世界中，「計算機病毒」衍生出「媒體病毒」概念。像計算機病毒傳播一樣，媒體病毒很容易通過社交媒體的百萬次海量點擊在人群中迅速傳播。

這些未經核實的信息使虛假信息得到廣泛傳播，淹沒了可靠的信息來源。它又為各式各樣的反科學陰謀論網站傳播其虛假理論和信息創造了有利環境。同時，各種「網絡虛假信息野火」被迅速點燃後，把公眾的注意力從事實轉向「情感真相」，導致了大范圍藐視科學的無知，給科學信譽造成極大破壞，嚴重擾亂了科學事實的傳播。耐人尋味的是，當虛假新聞被戳穿後，造假者的托辭往往是「哲學家早就告訴我們，不存在真理」。這源於後現代主義對科學與真理的解構。

後現代主義對真理的解構

後真相與後現代主義對真理的解構密切相關。事實上，如果沒有後現代學界對真理、事實與實在等術語的解構，後真相講述者就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尋求「另類事實」。安科納認為，後真相時代的深刻根源在於後現代主義哲學，因為後現代哲學對「真理」概念的解構，引發了偏愛政治意識形態的反科學運動泛濫；同時，也意味著反科學運動已經從對科學持極端懷疑態度的後現代學術象牙塔走向了對客觀知識的公然敵意。

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真理融貫論。後真相也是在真理融貫論中找到自己的辯護依據。這種理論認為真理不是一個命題與一種獨立的對象領域之間的關係，而是命題之間的關係——當且僅當一個命題是一個融貫命題體系的組成部分時，這個命題才是真實的。真理融貫論沒有把真理定位於實在之中。因此，即使一個命題的真值無法對應實在，它也能被視為真理，因為它與我們的一套信念是一致的。

後真相就是呼籲政治意識形態上的融貫論共識，以削弱在外部世界認識論意義上的真理共識。這樣，後真相代表一種悖論意義上的共識：它呼籲達成意識形態共識（後真相），破壞或取代科學共識（真理）。在方法論相對主義的影響下，後真相把科學視為不同的真理制度，其間的不斷斗爭不是探索真理，而是尋求主導真理議程的戰斗。因此，當真理講述者通過科學方法來遏制偽科學或另類科學的泛濫時，後真相講述者則試圖通過與政治與經濟強權聯盟來改變規則，特別是利用當下社交媒體這種新工具，讓聽眾相信他正在談論的「另類後真相」。總之，相對主義為後真相世界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實在論反擊的失敗

人們通常以實在論來對抗後真相的泛濫，此舉背後的邏輯是賦予真理一種不容質疑的客觀實在。實在論認為基本粒子、基因等就像河流一樣實在。一個理論，要麼是真的，要麼是假的，這是由外部實在決定的，科學家的工作就是通過科學方法去揭示實在的內在本質。實在論的認識論基礎是「真理對應論」，即認為真理的關鍵是命題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如果真理與世界的事實相對應，而且只有當它與世界上的事實相對應時，這個命題才是真實的。事實是存在於世界中的一種本體狀態。

實在論將真理錨泊在實在中，但這必須至少滿足兩個前提條件：（1）原則上必須能夠在世界上找到證實該命題的相關事實；（2）命題，或主張這一命題的人，必須站在與這個事實的直接對應關係上。這兩個標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會碰到無法逾越的障礙。

(2026-06-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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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佳純 蔡仲:後真相的哲學根源與反思（下）

首先，就條件（1）而言，實在論者從來沒有在真實世界中去尋找事實真理。實在論源於理論與世界關係的抽象思考。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正如皮克林所說，這種抽象源於實在論尋求的是表徵自然並產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實面貌的知識的活動。

正是因為這樣，它陷入了關於科學是否恰當地表徵了自然的恐懼之中，這種恐懼構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實在論與客觀性的哲學問題。原因是傳統哲學的實在論駐留於知識和世界本身之間的無時間演化的反映關係。

其次，在實踐上，條件（2）很難實現，特別是在當下的網絡社會中。科學實在論者的基本邏輯是：「理論與事實相符」意味著（a）科學家在實驗室裡做實驗；（b）他們隨後發表論文，在同行的認可下，形成一種集體共識，最終成為共同體的「專家」判斷；（c）雖然這種共識對大多數公眾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基於「理論與實在對應」的理由，公眾肯定會接受。（a）與（b）肯定沒問題，但從（a）與（b）推論到（c），即事實本身就能表達自己，因此將被所有公民以同樣的方式來解讀，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在歷史上，每當著名科學家以充滿激情的信念陳述他們所發現的科學事實時，陰謀論者往往指責他們帶有政治或利益偏見。這一有害的歷史循環不斷沖擊著科學實在論。因此，自庫恩以來，科學哲學家逐漸失去對這種想像的憧憬。這反過來又引發了後真相世界的出現。 

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大多數信息消費者無法甄別社交網絡上傳播的大部分信息的真實性。在大多數情況下，信息消費者與相關事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在許多情況下，已公布的信息與相關事實之間有一長串信息源。即使信息源鏈頂部的信息反映出真相，但這一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強烈認知偏見（動機推理、確認偏見、「身份保護意識」、「逆火效應」、群體瘋狂等），使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曲解。

特別是網絡技術強化了具有惡意攻擊性的虛假信息、過濾氣泡等，使這些歪曲現象日益嚴重。後真相和事實貶值的現象也因社交媒體上的匿名性、可訪問性和缺乏問責制而加劇。這導致了21世紀的非理性悖論，即後真相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有很大市場。總之，在後真相時代，表征自然的認識論恐懼、網絡信息爆炸式增長等因素使實在論在反擊後真相危機時顯得蒼白無力。

行動者網絡中的科學事實

在思考後真相時代的問題時，拉圖爾近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返回現實》（Down to Earth，2018）的書，提出了批判後真相的一種方法論思考。隨著後真相時代的興起，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一個主張是否會被公眾接受，不僅取決於其真實性，還取決於其得以產生的實踐過程。

如果科學家對其研究過程，特別是實驗室研究、專業同行評審的考察、基金來源、政治關聯等過程保持透明，他們的主張才會獲得社會的信任，科學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聯盟或行動者網絡，科學事實才能得以產生、穩定並傳播。

因此，科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一個科學事實在社會上越「聯網」（參與其中的人和物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駁所謂的「另類事實」。展現科學事實得以出現的行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往往是科學家與哲學家攜手完成的。

與此相應的是，在面對「後真相」虛假信息時，我們時常會陷入實在論的誤區，把它們僅視為一個違反事實的問題，忘記了它得以產生的行動者網絡。虛假信息也是在一個行動者網絡中產生的。

在反擊後真相陰謀論的問題上，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科學事實得以產生並穩定下來的行動者網絡中，聚集了極具說服力的行動者：研究對象、科學家的精確實驗儀器運作、數據收集與分析、復雜的數據核實系統、論文、同行評議、共同體認可、可靠的基金來源、科研機構的監管等。除了這些體制性因素外，還有科學家的理性推理、實證精神、批判精神等認知規范。這些體制與認知因素的結合，讓科學研究形成一個強大的行動者網絡，使科學事實立於不敗之地。

而在後真相陰謀得以編造的行動者網絡中，體制上的科研能力或技能缺位、證據來源與資金來源都存在著極大問題，在認知時常表現出詭辯、扯淡、非理性偏見等。這些表明後真相者的「科學立論」的虛假性。只有在這種不同的行動者網絡的對比性研究中，科學事實才有可能獲得公眾、有信譽的機構與可靠媒體的支持而穩定下來，成為有效反擊後真相的武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後真相時代的反科學陰謀論研究」（22AZX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學當代智能哲學與人類未來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2026-06-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May 21, 2026 at 5:46pm

[愛墾研創·嫣然]呼喚與歸來：危機時代的「政治回鍋」與英雄敘事

在當代政治話語中，「政治回鍋」常被貼上消極的標簽。批評者樂於將其歸咎於政黨內部的人才斷層、派系分贓的妥協，或是老人政治對政治新陳代謝的阻礙。然而，這種流於表象的體制批判，往往忽略了政治最核心的功能主義本質：解決危機、凝聚共識以及在歷史的拐點分配權力。從宏大歷史唯物主義與文化心理學的視角來看，政治世界裡從來沒有「回鍋就不好」的絕對教條。相反，傑出政治家的重返舞台，往往是時代危機的呼喚與集體民意的理性抉擇。

政治的首要邏輯，在於應對不確定性。當和平與繁榮流於常態時，社會傾向於信任制度的常規運行，甚至追求年輕、面孔新鮮的政治素養；然而，一旦歷史進入劇烈動蕩的「總體危機」階段——無論是外部戰爭的威脅、地緣政治的重組，還是內部體制的撕裂——新手試錯的成本便會因高昂而變得不可承受。此時，資深政治家所展現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危機時代最稀缺的政治資產。

這是一種獨特的「英雄敘事」。以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為例，他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了漫長而孤獨的「政治荒漠期」，被當時的英國主流政壇徹底邊緣化。然而，當納粹德國的鐵蹄踐踏歐洲、英國面臨生死存亡之秋時，歷史的指針再度撥向了他。常規體制下的溫和官僚已無力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英國需要他的鐵血手腕、絕不妥協的意志以及對地緣政治的深刻洞察。1940年他臨危受命挽救國家，並在1951年以77歲高齡再度組閣（二度執政）。歷史雄辯地證明，這種「回鍋」不是政客對權力的貪婪戀棧，而是國家命運在危難時刻的必然選擇。

無獨有偶，法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同樣在二戰後隱退多年。但在1958年阿爾及利亞危機爆發、法國命懸內戰邊緣的危急關頭，他毅然重返政壇，以其崇高的威望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丘吉爾與戴高樂的歷史軌跡向我們昭示：真正的政治家，其生命的引力始終與國家的興衰同步。當局勢需要他們回來活躍於政壇時，他們的歸來便是對時代命題的正面回應。

在現代民主政體中，「回鍋」的合法性更是建立在嚴苛的選票檢驗之上。民意絕非盲目盲從，當選民在投票箱前選擇一位「老面孔」時，往往夾雜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反思，以及對回歸者執政時期某種確定性的精神懷舊。這種歸來，是成熟的選民群體在面臨多重危機時，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最大公約數選擇。他們買單的不是政治家的過去，而是其現成的國際人脈、高超的官僚駕馭能力和已被歷史驗證過的危機處理經驗。

因此，「政治回鍋」不應被窄化為一頁政壇恩怨錄，它本身是一個極其深刻的中性政治文化現象。衡量其功過的標尺，不是政治家來回走了多少次，而是他是否在對的時間，出現在了對的位置。當平庸的時代流於派系角力時，「回鍋」或許表現為人才的斷層；但當歷史的大潮洶湧而來，那些曾經隱退的巨擘再度披掛上陣，往往便是國家定海神針的重塑。歷史終將證明，偉大的歸來，往往正契合了時代最迫切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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