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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7, 2021 at 10:17pm

（續上）希臘悲劇跟傳統神話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並開始追問希臘神話中最根本的價值觀——神是否公義？英雄主義的價值何在？何為希臘精神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破壞偶像的作用，但它還是被歸類於傳統儀式之中。悲劇也像其他宗教儀式那樣，將個人幽寂的悲傷帶入了公眾視野，使之成為集體分享的對象。但悲劇也帶來了巨大的突破——在歷史上，內心生活首次進入到城邦的宗教生活。希臘悲劇會在酒神狂歡節上演出——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os），亦即迷狂之神，他在雅典青年的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不僅是一種啟蒙儀式，同時還能幫助他們成為更合格的公民。如同其他啟蒙儀式，悲劇也要強迫觀眾去面對那無法言說的東西，並由此獲得終極體驗。這接近於一種獻祭意識，因為它導向凈化（katharsis）——觀眾對悲劇產生憐憫和恐懼的情緒，身心受到極大的震撼，從而導致內在的凈化。這種新的獻祭形式浸透著軸心時代的憐憫精神，因為觀眾一旦學會了設身處地去體會他人的痛苦，就會更富於同情心和人性。

柏拉圖不喜歡悲劇，是因為它太過於情感化。他認為悲劇基於人類靈魂的非理性弱點，而人類必須通過「邏各斯」才能實現徹底的自我完善。88他把神話比作老婦人的傳說故事，只有邏輯和理性話語才能帶來真正的理解。89柏拉圖關於永恒的理論可被視為古代神性原型神話的哲學版本，其中真實世界只不過是神性原型的影子。不過，柏拉圖提出的愛、美、公義和美德等理念既不能被直覺所感知，亦不能通過對神話儀式的洞察來領悟，只能通過心靈的理性力量來汲取。亞裏士多德與柏拉圖看法一致。他認為古代神話難以理解：「他們把神或出於神的東西當作本原，他們說凡是沒有嘗過花蜜和神的食物的都變成了凡人……至於這些原因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就超出了我們的理解。」亞里士多德把神話當成哲學文本來閱讀。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神話簡直是廢話連篇，每一個追求真理的人都應該轉向「求助於那些通過論證來推理的人」。90這樣看來，哲學研究導致了神話和邏輯間的裂痕，而此前二者一直是互補的。

還不僅於此。柏拉圖雖然不能容忍神話，但還是允許它充當另一個重要角色——在哲學話語無法抵達的淵源之處進行探索。我們不能用「邏各斯」來言說「善」，它雖然身為存在和知識的源頭，但它自身並不是一種「存在物」。另外，諸如宇宙的初創和諸神的降生，似乎受製於盲目的因果律，並且被非理性汙然，因而無法得到清晰的表述。這類事件一旦進入哲學範疇，我們就不得不滿足於一種似是而非的神話式敘述，而不去追究它的真實性。91例如，當柏拉圖描述靈魂時，他便退回到東方遠古的轉世神話之中。92亞里士多德也承認，盡管某些關於諸神的神話十分荒謬可笑，但神話傳統的基礎——「所有最初的物質都是神」——卻是「真正神聖的」。93

這就是西方思想史當中的一個基本矛盾。希臘「邏各斯」是反神話的，但哲學家們卻繼續使用神話，或把它視為原始理性思維的先驅，或把它當作宗教話語體系不可或缺的文本。的確，盡管古希臘理性主義在軸心時代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巨大成就，但它並沒有影響到希臘宗教。希臘人繼續向諸神獻祭，參加厄琉西斯的神秘儀式，歡慶他們的異教節日，一直持續到公元6世紀——這時，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Emperor Justinian Ⅰ）開始殘酷鎮壓異教徒，並把基督教的神話大張旗鼓地推向了歷史舞臺。 

註解：

[1]　約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1世紀中葉，商朝的世系年代無定說，此為一種說法，另有約公元前1562年—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之說。——譯者註

[2]　Xenophanes，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500年，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

詩人及哲學家，其生卒年代另有一說為約公元前570年—公元前478年。——譯者註

[3]　Mimesis，其希臘詞根為μΙμηδΙ，通譯為「模仿，模擬」，但是赫爾曼·科勒（Hermann Koller）等學者經過重新溯源和分析，認為其意主要為「表演」「扮演」和「飾演」，至於模仿是後來派生之。此處依赫爾曼·科勒的說法中譯。——譯者註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December 3, 2021 at 4:25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第六章·後軸心時代
The Post-Axial Period（約公元前200年—約1500年）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回顧那些促使人類重新修改神話的諸多因素，它們主要集中在知識、精神和社會革命這三方面。軸心時代過後，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但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發生過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大變革。無論是在宗教層面還是在精神層面，我們依然沒法走出軸心時代聖人和哲學家們為後世確立的價值體系。從軸心時代直到16世紀，神話的地位基本保持不變。在接下來的後續歷史時期，我們會將目光集中投向西方——不僅因為新的歷史變革將發軔於此，同時也是因為西方人發現神話有問題。我們同樣將重點關注西方宗教，因為「一神教」的三大宗派都宣稱，它們的信仰更多地建立在歷史而非神話基礎上；而其他主要文明並沒有表現出這種自相矛盾的沖突。印度人在神話的原型世界里自得其樂；佛教作為一種相當深入的心理學宗教，把神話視為最早的心理學範本，因而二者相安無事；在儒學思想中，禮樂儀式比神話敘事更受重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神在歷史上是活躍的，人們在日常發生的事件里就能「見證」神的存在。那麽，神跡確是一個事實或「僅是」一個神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神話的不安態度對西方思想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一神教信徒一直企圖把宗教和哲學的理性標準統一起來，但大多數人最終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個錯誤。

對其他民族的神話，猶太教的表現顯得十分矛盾。一方面，它似乎很抗拒外來神話；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時利用異族神話來揭示猶太教的教義。更有甚者，猶太人還一直不斷地創造更多的新神話，其中之一就是基督教。耶穌和他的第一批信徒都是深深根植於猶太精神之中的猶太人，這在聖保羅身上尤為明顯——可以說，聖保羅就是那個使耶穌轉化成神的信徒。這種說法不帶任何貶義。耶穌是一個真實歷史人物，大約在公元30年被羅馬人處以極刑；當時他的門徒認定，在某種意義上，耶穌已經從死中復生。事實上，如果一個歷史事件不能被神話化，它就無法成為宗教啟示的靈感之源。一個神話需要不斷地用舊瓶裝新酒，在神話意義上，一度發生之事就是永久發生之事。一個事件需要從它的時間性里被解放出來，並在當代史的詮釋中獲得新的生命，否則它就不過是一個獨一無二、不可重復的偶然事件，或者是無法真實觸及人類生活的歷史事件。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和穿越紅海的路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因為史實已經被寫成了神話。要正確理解每個神話，必須通過某種「轉化儀式」，它會將神話真正帶入每一代信徒的生命和性靈之中。因此，神話要求將「儀式」付諸實施，例如，《出埃及記》要求猶太人通過逾越節儀式培養一種崇尚自由、拒絕接受奴役並反對壓迫他人的神聖價值觀——好幾個世紀以來，逾越節儀式令這個神話成為猶太人精神生活的支撐，他們從中學到，每一個猶太人都要把自己視為從埃及逃出來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儀式實踐和倫理呼應雙管齊下，就這樣，神話雖已終止於遙遠的過去，卻在當下的事件里綻發出新的生機。（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27, 2021 at 10:30pm

（續上）這也正是聖保羅對耶穌所做的事情。他對耶穌的訓示沒多大興趣，所以很少引用，也不太關心耶穌的塵世生活。聖保羅在《哥林多後書》里寫道：「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94最重要的是耶穌受死和復活的「神秘」——這個詞與希臘的神話有著同樣的詞根。保羅就這樣把耶穌從時間性的束縛里解放出來，把他改造為一個死後復活的神話英雄。在他受難之後，耶穌變成了永恒的神話英雄，被「升擢」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獲得「超乎」萬名之上的榮名。95每個人，只要經過洗禮儀式——這其實是一個以浸在水里實現的「轉化儀式」——就能體驗到耶穌之死，並分享耶穌的新生命。96耶穌不再是一個歷史人物，而是基督徒生命當中的精神基石，他們試圖通過禮拜儀式和倫理規範活出基督的樣式。97基督徒不再「憑著外貌」去認信他，他們將憑著鄰人、憑著查經和聖餐儀式與基督相遇。98他們認信這一神話為真，不是因為歷史證據，而是因為他們已然經歷了轉化體驗。耶穌之死和耶穌復活作為一個神話，擁有神話最重要的特質：一度發生之事就是永久發生之事，它將不斷在當下重現。

基督教是後軸心時代對軸心時代一神教的重建，伊斯蘭教也是如此。穆斯林認為先知穆罕默德（約公元570—632年）就是舊約先知和耶穌的繼任者。他帶給阿拉伯人的聖典《古蘭經》，無疑與神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一節詩篇都被稱為「ayah」，即一個寓言。所有先知——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西或者耶穌，他們的故事都被稱為「ayah」「寓言」或「比喻」，因為我們只能借用符號和比喻來言說神聖之物。阿拉伯語quran（古蘭）的詞意是「吟誦」——聖典不能像通俗讀本那樣獨自閱讀，人們應該在清真寺里大聲吟誦神聖的經文。此外，穆斯林必須完全遵守《古蘭經》的戒律才能逐漸領悟真道。（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27, 2021 at 10:28pm

（續上）由於傳統宗教的神話維度，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繼續使用神話來解釋他們的見解或者應對危機。

三大宗教的神秘主義者均求助於神話。神秘主義（ mysticism ） 、神話（ myth ） 和神秘（mystery）都來自於希臘詞根musteion，意即「閉上眼睛或嘴巴」，它們均指向曖昧或不可言說之物，它超越了語言的範疇，脫離客觀世界，而抵達內在深處。神秘主義者可以依靠集中注意力冥想，進行靈魂之旅，正如遠古英雄們所進行的神秘之旅。幾乎在所有宗教都能看到相似的「冥想」方式。神話具有一種隱匿和內在的向度，所以神秘主義者很自然地使用神話來描述神秘經驗，盡管乍看之下，這似乎背離了他們的正統觀念。

這一點在猶太神秘教派喀巴拉宗（Kabbalah）中也表現得很明顯。我們已經看到，《聖經》作者對巴比倫或敘利亞神學充滿敵意；但喀巴拉信徒提出的「神性流溢說」卻不免讓人聯想起巴比倫創世史詩《埃努瑪·埃里什》中的神譜漸進論。從那未名的、不可知的神性——「恩索夫」99（En Sof，即「無限」）——生出十層「神性流溢」［又名「舍非洛特」（sefirot），「數」或「流溢」之意］，十層流溢代表了「恩索夫」從它孤獨未名的存在顯現給塵世凡人的過程。[1]每一流溢層都折射著啟示之光，都有它自己的象征之名。每一層都讓人類有限的頭腦更容易理解神的秘密。每一層都是「聖言」，同時也是神創世的手段。最後一個流溢層被命名為「 舍基納」（Shekhinah），意為神在此世的存在。「舍基納」通常被視為女性，代表神的女性面。某些喀巴拉信徒甚至設想，神的陽性元素和陰性元素在神性之中進行交媾，那是一個從完整到分裂再到重新完整的意象。在喀巴拉的一些儀式里，「舍基納」被視為一個失落的新娘，她從神性世界墜落下來，在世間徘徊、迷失而與神性疏離，渴望重回她的來處。通過嚴格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能夠終結「舍基納」的流放，使世界重歸於神。在聖經時代，猶太人厭憎當地人崇信阿納特這類女神——她徘徊在大地之上，尋覓著她的神性配偶並以交媾歡慶她和巴力的復合。但當猶太人試圖表達他們對神性的神秘領悟時，這個備受謾罵的異教神話卻獲得了猶太教徒的默許。

喀巴拉的神秘主義觀點似乎沒有從《聖經》那里得到授權，不過在現代社會之前，人們都自然而然地接受神話不存在「官方」版本。在那個時代，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展新神話，或者對古代神話敘事進行改頭換面的再詮釋。喀巴拉信徒並不是從字面意義解讀《聖經》，他們采用了一種暗號解讀體系，《聖經》經文里的每個單詞都有可能指向「流溢」。比如，在《創世記》的第一章，每一小節其實都能理解為另一個意義，並能從中找到隱藏起來的神的歷史。由此，喀巴拉信徒甚至可以自由設計一個創世神話，其結果很可能與《創世記》的敘述沒有任何相似之處。1492年，由於西班牙天主教君主費迪南和伊莎貝拉無法容忍猶太教，猶太人被卷入一場大驅逐，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創世記》中平靜有序的創世神話了。因此，喀巴拉信徒以撒·盧里亞（Isaac Luria，1534年—1572年）便推出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創世故事，其中神的作為充滿了錯誤的開始、爆炸、暴力逆轉和災難，它導致「容器破裂」，萬物錯位。[2]盧里亞派離經叛道的喀巴拉異端邪說不僅沒有嚇倒猶太人，反而還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猶太教群眾運動，這從另一方面折射出16世紀猶太人的悲慘經歷。但神話並不是孤立的——盧里亞創造的特殊儀式、冥想方式和倫理戒律，為神話賦予新的生命，並且成為全世界猶太人生活中的精神現實。（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25, 2021 at 2:25pm

（續上）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當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之後，北非希波主教聖奧古斯丁（354年—430年）重新詮釋了亞當與夏娃的神話，並發展了「原罪」的神話。由於亞當一人的悖逆，神對全人類發出了永恒的詛咒，這就是人的原罪——這個觀點其實在《聖經》里缺乏依據。原罪通過性行為遺傳給亞當的後裔，而性行為業已被淫欲玷汙，充滿毫無理性的快感；它來自人的動物性而不是來自神性，這就是原罪的永久性惡果。淫欲淹沒了性愛、上帝被拋諸腦後、肉體毫無羞恥地耽於彼此的狂歡。這幅理性被感官混亂與肆意的激情所擊潰的景象，恰似羅馬的衰落——作為西方理性、律法和秩序發源地的羅馬，竟被蠻族的進攻所摧毀。西方基督徒把原罪神話視為至關重要的教義，但羅馬拜占庭希臘東正教對此並不認可，他們不認為耶穌之死是為了把人從原罪中救贖出來，他們宣稱哪怕亞當無罪，上帝都有可能「道成肉身」。

在伊斯蘭教中，神秘主義者也同樣發展成為神的離去和回歸神話。據說，先知穆罕默德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Temple Mount）演示過神秘的升天儀式，登上了神的寶座。[3]這個神話成為穆斯林的精神原型，蘇非派[4]把這次升天之旅視為穆罕默德先知完美的「伊斯蘭行動」，一個「向神順服」（Islam，即「服從」之意）之舉。什葉派穆斯林則發展了一套關於先知阿里的神話體系，認為只有其男性後裔才能擔任穆斯林領袖伊瑪目（imams，「教長」）。每位伊瑪目都是伊勒木（ilm，「神聖知識」）的肉身化。當這一繼嗣最終中斷時，他們認為，最後一位伊瑪目是「潛藏」起來了，有朝一日他會再來，開啟一個公義和平的時代。就這一點而言，什葉派起初是一種神秘主義運動；而且，若沒有對「冥思」的特殊教規和精神詮釋，這個神話就會失去意義。什葉派當然不希望人們用字面意義去理解他們的神話。關於穆斯林領袖伊瑪目的神話看似輕慢了穆斯林正統，其實它是以象征的方式表達了對「神聖」顯現的神秘體驗，哪怕在這個動蕩不寧的危險世界，「神聖」仍然無所不在、近在咫尺。「潛藏的伊瑪目」已經成為一個神話，他從歷史常態中抽身而出，從時空的局限性中獲得自由；而具有不尋常意味的是，當他消失之後，他在什葉派信徒們的生活中反而變成了一個更為鮮活的存在，比他被阿巴斯哈里發囚居在房子里的受難時刻更具生命力。這個故事表達了我們的神聖觀：它難以捉摸，可望而不可即，在這世界之內卻又不屬於這個世界。

但由於希臘思想體系中神話和「邏各斯」的分野，部分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宗教傳統中滲入了太多的神話元素。公元8世紀到9世紀之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論著被譯為阿拉伯文字，某些穆斯林試圖把《古蘭經》的宗教「邏各斯」化。他們仿照亞里士多德對第一因的論證，來「證實」真主安拉的存在。被稱為伊斯蘭「哲學家」的宗教改革者們則力圖從伊斯蘭教中清除那些原始的神話因素。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因為哲學家的「神」並不關注凡塵俗務、不在歷史中自我顯現、沒有創世之舉並與人類的存在毫無瓜葛。無論如何，「伊斯蘭哲學家」還是進行了一些有趣的嘗試；跟他們站在同一戰壕的是伊斯蘭帝國中的猶太人，他們也在試圖著手把《聖經》理性化。不過，「伊斯蘭哲學家」只是少數派的追求，因而局限於一個較小的圈子。「第一因」也許比《聖經》和《古蘭經》的神更符合邏輯，但要讓大多數人去對一位對自己如此冷漠的神感興趣是非常困難的。


意味深長的是，希臘東正教基督徒也瞧不起這種理性化的企圖。他們熟知希臘傳統文化——柏拉圖已經闡明，無論是「邏各斯」還是神話都不能證實「善」的存在。在他們看來，神學研究不可能是一種理性研究。用理性來討論神聖無異於用叉子喝湯，屬於無稽之談。只有把禱告和崇拜結合起來才行之有效。穆斯林和猶太教徒最後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11世紀，穆斯林決定將哲學跟靈性、儀式、祈禱和神秘結合起來，神秘教派蘇非派成為伊斯蘭教的主流，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17, 2021 at 9:16pm

（續上）在科學文明的語境下，我們對神的概念的了解過於簡單。在古代社會，“神”很少被解讀為超自然的、非人格化的存在，或是過著與人間完全分離的形而上的生活。用時髦的觀點來表達，就是神話並非神學，而是人類經驗的總匯。人們曾經認為，神、人、動物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它們遵守同樣的法則，並由同樣的神聖物質所構成。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本體論鴻溝。當人們言及神性，他們通常只是在談論神世俗的一面。神靈的存在跟一場風暴、一片大海、一條河流密不可分，同時也跟人類的強烈情緒密不可分——愛情、憤怒或者性欲——那似乎即刻將男女提升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存在層面，讓他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

神話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人類的困境。神話有助於人們發現自身在世界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們真正的方向。我們老是在追問“我們從何處來”，但因為人類最早的開端已經佚失於“史前史”這團無人知曉的迷霧中，所以我們只能自創一些關於始祖的神話，雖然它並不是真實的歷史，但卻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對現有環境、鄰人和風俗的看法。我們也想追問“我們向何處去”，因為我們也創造了不少關於死後存在的故事——盡管如我們所知，沒有多少神話是關於人類永生的。我們試圖詮釋那些奇異的瞬間迷狂，我們似乎突然從我們的日常當中超脫出來。神的存在能夠解釋這種“超驗”的經驗。所謂的“永恒哲學”表達了我們的先驗直覺——對於人類以及物質世界，我們肉眼所見的一切並非全部存在。

如今，“神話”這個詞通常用來簡單描述一些不真實的事物。一個政客如果被控犯有某種小過失，他會辯駁說那只是“神話”，根本是子虛烏有。當我們聽到神靈漫步地球的聲音，或者看到亡靈走出墳墓，或者看到海水奇跡般地分開以幫助神的選民逃避敵人，我們會把這類故事歸為“不可信”的類別，完全不會相信它真實發生過。自從18世紀以來，我們形成了一種科學的歷史觀，我們最關心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但是在前現代社會，當人們書寫歷史時，更關心的是某個事件的意義。一個神話就是一個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它不僅曾經發生過，而且始終沒有停止過。自從我們擁有了嚴格的編年史歷史觀之後，我們就不再記載這一類事件；而神話則是一門藝術，它記錄歷史之外的事件，指向人類存在中的永恒，讓我們從隨機事件的混亂無序中超脫出來，去一窺真實之堂奧。

“超驗”也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我們渴求著剎那的心醉神迷，我們感到內心深處被觸動，並在瞬間獲得了靈魂飛升的歡欣。此時此刻，我們的生命強度超越了平庸，從每一個層面燃燒出激情，並占據我們的全部人性。宗教體驗是獲得這種迷狂的一種方式，但如果人們已經不再能從廟宇、猶太會堂、教堂或者清真寺獲得這一體驗，那麼，他們將轉向別處尋求，轉向藝術、音樂、詩歌、搖滾、舞蹈、麻醉品、性愛或者運動。如同詩歌和音樂，神話也應該喚醒我們的狂喜之情——哪怕在面對死亡或者因寂滅感而陷入絕望之際。如果神話失去了這一功能，那麼，這個神話就已死去，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

因此，把神話視為低級的思維模式是一個錯誤，它誤認為人類進入理性時代後，就應該徹底拋棄神話。神話並非人類歷史上的早期嘗試，也從未宣稱其故事為客觀事實。神話如同一本小說、一出歌劇或者一幕芭蕾舞劇，它是一種“信以為真”，同時是一場遊戲，用以美化這個破碎的悲慘世界，並且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如果……那麼會發生什麼？”——正是這個問題，促進了哲學、科學和技術領域一些最重要的發現。尼安德特人精心安葬他們的同伴，為他們準備死後的新生，也許同樣基於這樣一種精神上的遊戲——“信以為真”：“如果眼前的世界並非唯一存在的世界，那麼會發生什麼？這會對我們的生活發生何種影響——心理、現實或者社會上的改變？我們會產生何種變化？人格更健全？另外，如果我們真的發現了生命的轉化，那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神話信仰具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難道它不是透露了某種與人類相關的重要信息嗎——哪怕我們無法理性地證實這一點？”（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11, 2021 at 5:58pm

(續上) 與此類似，猶太教徒在經過西班牙大驅逐的苦難之後，發現宗教中的哲學理性無法撫平他們的創傷，因而轉向了喀巴拉的神秘神話，它將抵達他們的靈魂深處，觸動他們內心的痛苦與渴望之源。於是，他們都回歸到神話和理性互補的老路上。醫學、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穆斯林最為擅長的領域，在此「邏各斯」必不可少。而當他們試圖追問生活的終極價值和意義、探尋個體的內心世界或者正在經受痛苦的折磨時，他們則會轉投神話的懷抱。

在公元11和12世紀，西歐的基督徒們重新發現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它們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經歷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幾乎完全失傳了。當猶太教徒和穆斯林放棄他們對神話的理性化企圖時，西方基督徒卻接手了這項任務，並激發出一種極大的熱忱，至今都未冷卻。他們不再觸及神話的意義。因此，西歐成為人類歷史下一次偉大變革的發源地就絲毫不足為奇了——盡管，對於篤信神話的人們而言，那是一次極為困難的轉型。

註解：[1]　喀巴拉神秘主義體系十分復雜，它認為神性隱藏在「無」中，采取用暗號解讀《聖經》的秘法建立自己的體系，其思想主要見於《創造之書》《光輝之書》。Kabbalah來源於希伯來語，意為「傳統所授智慧」，最初均以秘法相傳。

十層流溢每一層都代表「恩索夫」逐漸展開啟示的一個階段，包含神全部的奧秘。這十層流溢通常以下列順序排列：至高無上的皇冠、智慧、知性、愛或仁慈、力量、同情或美、耐力、莊嚴、根基、王國或舍基納。——譯者註[2]

「容器破裂」是盧裏亞創世說的要點。「容器破裂」的根源是惡的存在，每個流溢層都有相應的容器保持它的「光」，保持存在物的理想秩序，但是到了較低的六個流溢層，因光的沖擊力太強而令容器破裂，世界混亂。——譯者

註[3]　傳說穆罕默在加百列天使的帶領下，於公元621年7月17日夜晚登山升天，接受天啟。後來，伊斯蘭教規定，每年回歷7月17日為「登霄節」。至今聖殿山還留有穆罕默德登山的腳印。——譯者註

[4]　Sufis，蘇菲派起源於公元9世紀的中亞與波斯地區，是伊斯蘭教一個折中的
神秘主義教派。——譯者註

第七章·西方大轉折時期（約1500年—2000年）THE GREAT WESTERN TRANSFORMATION

16世紀是一個新的紀元，人們幾乎在按照「試錯法」發展著一種嶄新的、史無前例的文明。他們先在歐洲進行了嘗試，隨後，這種新的文明蔓延到另一塊土地——它後來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土。到19世紀和20世紀，這一文明已經如火如荼地遍播全球了。這是人類歷史上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偉大文明革命，它就像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文明和隨後的城市文明一樣，對人類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只不過我們直到今天才開始吞下它所帶來的惡果。新的文明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並把我們帶向了萬劫不復的困境，它最重要同時也是最為災難性的一個後果就是「神話之死」。

西方現代文明是「邏各斯」的產兒。跟前現代文明相比，它建立在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前者取決於農耕社會的風調雨順、物阜民豐，而後者則建立在資源的技術復製和資本的再投入上。現代社會由此打破了傳統文明的束縛，把人類從農耕時代對自然條件的脆弱依賴裏解放出來。在此之前，新發明或新點子有可能會因資金問題而擱淺，而現代社會卻得天獨厚，能夠輕而易舉且永無止境地進行再生產。農耕文明太過依賴於豐收或水土保持這類外在條件，這是它的致命先天缺陷。在那時，一個帝國若要擴張版圖，很容易陷入府庫空虛、嚴重透支的經濟危機；而西方現代文明卻發展了一種似乎永不枯竭、持續再生的經濟模式。西方人不再像前現代文明那樣撫今思昔、小富則安，他們開始「向前看」。任重道遠的歐洲現代化進程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最後帶來深遠的變化：工業化生產、農業文明的轉型、政治和社會變革、社會的再分工，等等。最後，它導致了一場知識「啟蒙」，神話的地位一落千丈，成為人們眼裏的無用、虛假、過時之物。（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4, 2021 at 1:49pm

（續上）西方文明的重大成就來源於實用主義和科學精神。「效率」成為新的核心語匯。一切都必須行之有效。每個新想法、新發明都需要得到理性證明，並且跟客觀世界協調一致。「邏各斯」不同於神話，它是一種以事實為依據、以實踐為核心、以實用為目的的思維模式，永遠都具有「前瞻性」，力爭發展變化——比如進一步征服自然或者不斷發現新鮮事物。因而，西方社會的新英雄是科學家和發明家，他們為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探索未知的領域。他們像軸心時代的聖人那樣不斷打破陳規陋習，但不同的是，他們是「邏各斯」傳統下湧現出來的科技精英，而不是神話傳統培育出來的精神領袖。這意味著強調直覺、神秘的思維模式要讓位於更務實、更合乎邏輯的科學理性精神。就這樣，西方人日漸遠離神話，甚至徹底喪失了對神話的理解力。

西方出現了一種樂觀主義的新氣象。人們認為自己已經征服了自然，沒有任何清規戒律神聖不可觸犯。由於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人們越來越能控製自然、改善環境。隨著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生產技術的革新、交通工具的改進，西方人生活得越來越滋潤。然而，人類仍然在永恒追問著自身存在的意義，「邏各斯」卻永遠解答不了這個問題。神話曾經賦予生活以結構和意義，但此刻，由於「邏各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的輝煌成果，神話已經失去了最後的立錐之地。早在16世紀，危險的征兆便已出現——古老的神話思維正在崩潰，新的思想體系尚未誕生；四處蔓延著麻木絕望和精神麻痹的痼疾，人們普遍滋生出一種無力感和憤怒感——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在處於現代化進程初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看到這一現象。

甚至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者那裏，我們都能看到明顯的「異化」跡象——他們正努力革新歐洲宗教，使它更新為簡潔、有效並具有現代性。但作為領袖人物之一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546年），卻飽受陣發性躁狂癥的折磨，情緒苦悶壓抑；而他的後繼者烏爾裏希·茲溫利（Ulrich Zwingli，1484年—1531年）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年—1564年）也同時繼承了馬丁·路德對人類去向的無助感。這是一種時代「痼疾」，它促使路德們去探尋解決之道。基督教的改革表明了一點：在神話意識與正在覺醒的現代精神之間的對抗是何等激烈。在前現代宗教裏，象征符號本身乃是它所象征之物的實體，二者外在的相似意味著內在的本質同一性；而現在，宗教改革者認為，「聖餐」等儀式「僅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象征符號，聖體並不居於其中。例如，彌撒儀式象征基督的神聖死亡，前現代宗教將彌撒解釋為耶穌之死的真實再現，它作為一個超越時間性的神秘事件能夠在儀式中一再重現；而馬丁·路德們認為，彌撒只是對基督之死的象征性追思。《聖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現代印刷術的發明和文化的普及改變了人們對《聖經》的理解和領悟。此外，默默無聲的個人閱讀取代了集體性的教堂誦經。人們開始大量閱讀《聖經》，不過不再是儀式性地朗誦，而是像對待其他書籍一樣，以一種世俗化的心態看待《聖經》，並試圖從中汲取實用信息。現代發明推動了社會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難題——生活往往就是如此。例如，新興的天文學便以一種令人困惑的方式開啟了截然不同的宇宙觀。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年—1543年）對科學研究充滿了深深的敬畏感，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這正是宗教活動的一部分。然而，他的發現卻引發了巨大的騷動和不安。人們一直對創世神話深信不疑，它表明人類跟宇宙是緊密相連的；現在，哥白尼的發現卻意味著，人類只不過是在一顆平淡無奇的星球表面上繁衍生息，而月亮也不過是一顆圍著地球運轉的小行星。

他的發現還導致了另一個更嚴重的後果：人們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知了，因為看似靜止不動的地球竟然正在人們腳下高速旋轉著。此後，人們的看法日益多樣化，但同時他們又越來越依賴所謂的「專家」，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解開自然之謎。（神話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MYTH，第七章·西方大轉折時期（約1500年—2000年）THE GREAT WESTERN TRANSFORMATION［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著/胡亞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10））（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3, 2021 at 5:38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在英國，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發表了科學「獨立宣言」，將科學從神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學問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一書中，他預言了一個輝煌的新時代的來臨。科學的進步勢不可擋。科學將終結人類的苦難並拯救整個世界。所有的宗教神話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如果它們跟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就必須予以拋棄。只有理性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第一個全面吸收了這種經驗主義精神的科學家也許是伊薩克·牛頓爵士（Isaac Newton，1642年—1727年），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嚴格采用科學實驗和推理原則，成為科學界的集大成者。牛頓毫不懷疑，他正在為人類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一個具有高度可知性的世界；他所發現的宇宙體系與客觀事實絲絲入扣、完全吻合，這就證明了上帝的存在——他是一名偉大的設計師，全面操控著宇宙這部極其復雜奧妙的機器並用它創世。

但浸淫在「邏各斯」傳統中的牛頓無法走得更遠。對他而言，神話和神秘主義所采用的直覺思維只不過是人類思維的粗糙原型。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清算基督教中不合邏輯的教義，比如「三位一體」說。牛頓並不清楚，就像猶太教的喀巴拉信徒那樣，公元4世紀的希臘神學家把「三位一體」作為一個神話創立了出來。[1]尼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335年—395年）大主教解經時表示，聖父、聖子、聖神並非邏輯實體，它只是人們所采用的術語，用以指稱「不可名狀、不可言說」的神聖事物。100人們不可能運用理性手段來證明三位一體的存在，它比音樂和詩歌的微妙含義更難琢磨。不過牛頓爵士受到「邏各斯」文明的影響，他不能想象除了理性之外還能用什麽方式去理解三位一體。在他看來，凡是不能得到邏輯證明的命題都是假命題。「這就是人類宗教信仰中的狂熱和迷信成分，」他急切地寫道，「他們熱衷神秘之物，由此之故，越是無法理解的事物他們便越是沈溺其中。」101盡管如今的宇宙學家不再相信牛頓所言的理性之神，但大部分西方人卻繼承了他的衣缽，視理性高於神話——哪怕在宗教事務方面亦是如此。他們也像牛頓那樣誤解了三位一體神話，它的初衷在於提醒基督徒，永遠也不要試圖把永恒神性進行簡單的人格化處理。102此後，科學「邏各斯」主義和神話主義越來越水火不容。在此之前，科學一直都在一套復雜的神話體系內部進行運作，並由神話來闡明科學的意義。當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1662年）沈思無窮宇宙的「永恒寂靜」時，身為虔誠教徒的帕斯卡心裏充滿了恐懼感：看到了人類的盲目和可悲，我在沈默中審視整個宇宙，人類卻一點兒光明也沒有留給自己，仿佛迷失在宇宙的一角，不知道是誰把他安置在這裏的，不知道他是來做什麽的，不知道死後他又會變成什麽，這時候我就陷於恐懼，有如一個人在沈睡之中被人帶到一座荒涼可怕的小島上，醒來後卻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麽地方，也沒有辦法可以離開一樣。因此之故，我驚訝何以人們在這樣一種悲慘的境遇裏竟沒有陷於絕望……103 帕斯卡在此揭示出來的異化景象正是現代性的另一面。

18世紀的啟蒙運動似乎驅散了所有陰霾。約翰·洛克（JohnLocke，1632年—1704年）宣稱，盡管神聖存在不可證明，但他毫不懷疑上帝的存在。人類由此進入了一個更加積極的時代。德國和法國的啟蒙主義哲學家認為神話和神話信仰已經完全過時了。英國的神學家約翰· 多蘭（ John Toland ， 1670 年—1722 年） 和馬修· 廷德爾（Matthew Tindal，1655年—1733年）也持同樣的觀點。只有「邏各斯」才能將人類引向真理，基督教必須擺脫神話和神秘因素的糾纏。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October 30, 2021 at 5:14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人們試圖用理性的言辭來重新詮釋神話，但這是一項註定要蒙受失敗的新事業，因為神話從來不是，也永遠都不是在陳述事實。

荒謬的是，理性時代出現了非理性的分裂。在16世紀和17世紀，「女巫大清洗」運動席卷了整個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國家，這充分表明科學理性主義並不能阻止思想中較黑暗的力量。「女巫大清洗」演化為一場集體無意識式的盛大狂歡，人們折磨和處死了數以萬計的男成的清教徒，也不得不接受喧嘩吵鬧的靈修課程以及痛苦不堪的交流訓練，對大多數人而言，這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噩夢。人們陷入了絕望之中，有些人甚至因過於絕望而自殺。在新英格蘭的「第一次大覺醒」運動中，也能見到類似的癥狀。每個人都想成為神秘主義者，達到某種程度的屬靈境地，但神秘主義並不適合所有人。它要求特別的智慧、靈性和「一對一」的密傳心法。如果缺少師承和訓練，對神秘主義的狂熱很可能會導致集體歇斯底裏癥發作，甚至精神失控。

到了19世紀，歐洲人開始認為宗教其實是有害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年—1872年）認為宗教使人們遠離了人性，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年—1883年）認為宗教是病態社會的癥狀。不過，當時的神話宗教確實帶來了有害的沖突。那是一個科學的時代，人們希望他們的傳統是符合新時代要求的，但如果僅是從字面去理解神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年—1882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8年）才會引起這麽大的轟動。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攻擊宗教，而是對一種科學假設的嚴肅探索。但是因為當時人們把《聖經·創世紀》的神話起源當成事實來看，才會讓很多基督徒感到——現在仍然感到——整個信仰體系都被撼動了，變得岌岌可危。創世故事從來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真實；神話的目的是治療。

但是一旦你開始把《創世紀》當作科學依據來讀，就會看到壞的科學合力完成的；《詩篇》也不是大衛王所寫；大多數的奇跡故事都是文學比喻。《聖經》把這些描述為「神話」，說白一點，即它們不是真實的。高等批評仍然是新教原教旨主義者所恐懼的事情，他們聲稱《聖經》中的每一個字都經得起歷史和科學的檢驗——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結果就導致了抗拒和自我防禦式的辯駁。

到19世紀末葉，「邏各斯」和神話似乎已經徹底分道揚鑣。像托馬斯·H·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年—1895年）這樣的鬥士認定，他們已經勝券在握。神話和理性科學已經無法並存，人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只有理性才能代表真理，而宗教神話則意味著愚昧。但真理已經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它只包括已被證明和可被證明之物，而宗教以及音樂等藝術之「真實」卻被拒之門外。現代科學家、評論家和哲學家試圖以理性詮釋神話，反而將它變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 神話」 了。1882 年， 弗里德里希·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年—1900年）宣稱「上帝死了」。從某種意義上，尼采是對的。人類缺失了神話、崇拜、儀式和倫理生活之後，神聖感就會消亡。人類親手殺死了上帝——他們把「上帝」抽象為一個概念化的真理，只有依靠批判的理智才能抵達。在尼采《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中，那個瘋子的寓言表明，上帝之死已經把人類從大地上連根拔起。「還有上和下嗎？」他問道，「當我們穿過無盡的虛無之後，難道不會迷失其中嗎？」

神話思維和儀式支撐著人類面對死亡和虛無，這樣，當它們真正來臨時，人類不致因毫無準備而驚慌失措。如果抽掉了這個支柱，人們將難以逃避內心的絕望。20世紀為我們展現了紛至沓來的虛無主義圖景，現代性和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過度奢望大多成為泡影。（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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