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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27, 2021 at 10:28pm

（續上）由於傳統宗教的神話維度，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繼續使用神話來解釋他們的見解或者應對危機。

三大宗教的神秘主義者均求助於神話。神秘主義（ mysticism ） 、神話（ myth ） 和神秘（mystery）都來自於希臘詞根musteion，意即「閉上眼睛或嘴巴」，它們均指向曖昧或不可言說之物，它超越了語言的範疇，脫離客觀世界，而抵達內在深處。神秘主義者可以依靠集中注意力冥想，進行靈魂之旅，正如遠古英雄們所進行的神秘之旅。幾乎在所有宗教都能看到相似的「冥想」方式。神話具有一種隱匿和內在的向度，所以神秘主義者很自然地使用神話來描述神秘經驗，盡管乍看之下，這似乎背離了他們的正統觀念。

這一點在猶太神秘教派喀巴拉宗（Kabbalah）中也表現得很明顯。我們已經看到，《聖經》作者對巴比倫或敘利亞神學充滿敵意；但喀巴拉信徒提出的「神性流溢說」卻不免讓人聯想起巴比倫創世史詩《埃努瑪·埃里什》中的神譜漸進論。從那未名的、不可知的神性——「恩索夫」99（En Sof，即「無限」）——生出十層「神性流溢」［又名「舍非洛特」（sefirot），「數」或「流溢」之意］，十層流溢代表了「恩索夫」從它孤獨未名的存在顯現給塵世凡人的過程。[1]每一流溢層都折射著啟示之光，都有它自己的象征之名。每一層都讓人類有限的頭腦更容易理解神的秘密。每一層都是「聖言」，同時也是神創世的手段。最後一個流溢層被命名為「 舍基納」（Shekhinah），意為神在此世的存在。「舍基納」通常被視為女性，代表神的女性面。某些喀巴拉信徒甚至設想，神的陽性元素和陰性元素在神性之中進行交媾，那是一個從完整到分裂再到重新完整的意象。在喀巴拉的一些儀式里，「舍基納」被視為一個失落的新娘，她從神性世界墜落下來，在世間徘徊、迷失而與神性疏離，渴望重回她的來處。通過嚴格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能夠終結「舍基納」的流放，使世界重歸於神。在聖經時代，猶太人厭憎當地人崇信阿納特這類女神——她徘徊在大地之上，尋覓著她的神性配偶並以交媾歡慶她和巴力的復合。但當猶太人試圖表達他們對神性的神秘領悟時，這個備受謾罵的異教神話卻獲得了猶太教徒的默許。

喀巴拉的神秘主義觀點似乎沒有從《聖經》那里得到授權，不過在現代社會之前，人們都自然而然地接受神話不存在「官方」版本。在那個時代，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發展新神話，或者對古代神話敘事進行改頭換面的再詮釋。喀巴拉信徒並不是從字面意義解讀《聖經》，他們采用了一種暗號解讀體系，《聖經》經文里的每個單詞都有可能指向「流溢」。比如，在《創世記》的第一章，每一小節其實都能理解為另一個意義，並能從中找到隱藏起來的神的歷史。由此，喀巴拉信徒甚至可以自由設計一個創世神話，其結果很可能與《創世記》的敘述沒有任何相似之處。1492年，由於西班牙天主教君主費迪南和伊莎貝拉無法容忍猶太教，猶太人被卷入一場大驅逐，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創世記》中平靜有序的創世神話了。因此，喀巴拉信徒以撒·盧里亞（Isaac Luria，1534年—1572年）便推出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創世故事，其中神的作為充滿了錯誤的開始、爆炸、暴力逆轉和災難，它導致「容器破裂」，萬物錯位。[2]盧里亞派離經叛道的喀巴拉異端邪說不僅沒有嚇倒猶太人，反而還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猶太教群眾運動，這從另一方面折射出16世紀猶太人的悲慘經歷。但神話並不是孤立的——盧里亞創造的特殊儀式、冥想方式和倫理戒律，為神話賦予新的生命，並且成為全世界猶太人生活中的精神現實。（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25, 2021 at 2:25pm

（續上）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當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之後，北非希波主教聖奧古斯丁（354年—430年）重新詮釋了亞當與夏娃的神話，並發展了「原罪」的神話。由於亞當一人的悖逆，神對全人類發出了永恒的詛咒，這就是人的原罪——這個觀點其實在《聖經》里缺乏依據。原罪通過性行為遺傳給亞當的後裔，而性行為業已被淫欲玷汙，充滿毫無理性的快感；它來自人的動物性而不是來自神性，這就是原罪的永久性惡果。淫欲淹沒了性愛、上帝被拋諸腦後、肉體毫無羞恥地耽於彼此的狂歡。這幅理性被感官混亂與肆意的激情所擊潰的景象，恰似羅馬的衰落——作為西方理性、律法和秩序發源地的羅馬，竟被蠻族的進攻所摧毀。西方基督徒把原罪神話視為至關重要的教義，但羅馬拜占庭希臘東正教對此並不認可，他們不認為耶穌之死是為了把人從原罪中救贖出來，他們宣稱哪怕亞當無罪，上帝都有可能「道成肉身」。

在伊斯蘭教中，神秘主義者也同樣發展成為神的離去和回歸神話。據說，先知穆罕默德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Temple Mount）演示過神秘的升天儀式，登上了神的寶座。[3]這個神話成為穆斯林的精神原型，蘇非派[4]把這次升天之旅視為穆罕默德先知完美的「伊斯蘭行動」，一個「向神順服」（Islam，即「服從」之意）之舉。什葉派穆斯林則發展了一套關於先知阿里的神話體系，認為只有其男性後裔才能擔任穆斯林領袖伊瑪目（imams，「教長」）。每位伊瑪目都是伊勒木（ilm，「神聖知識」）的肉身化。當這一繼嗣最終中斷時，他們認為，最後一位伊瑪目是「潛藏」起來了，有朝一日他會再來，開啟一個公義和平的時代。就這一點而言，什葉派起初是一種神秘主義運動；而且，若沒有對「冥思」的特殊教規和精神詮釋，這個神話就會失去意義。什葉派當然不希望人們用字面意義去理解他們的神話。關於穆斯林領袖伊瑪目的神話看似輕慢了穆斯林正統，其實它是以象征的方式表達了對「神聖」顯現的神秘體驗，哪怕在這個動蕩不寧的危險世界，「神聖」仍然無所不在、近在咫尺。「潛藏的伊瑪目」已經成為一個神話，他從歷史常態中抽身而出，從時空的局限性中獲得自由；而具有不尋常意味的是，當他消失之後，他在什葉派信徒們的生活中反而變成了一個更為鮮活的存在，比他被阿巴斯哈里發囚居在房子里的受難時刻更具生命力。這個故事表達了我們的神聖觀：它難以捉摸，可望而不可即，在這世界之內卻又不屬於這個世界。

但由於希臘思想體系中神話和「邏各斯」的分野，部分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宗教傳統中滲入了太多的神話元素。公元8世紀到9世紀之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論著被譯為阿拉伯文字，某些穆斯林試圖把《古蘭經》的宗教「邏各斯」化。他們仿照亞里士多德對第一因的論證，來「證實」真主安拉的存在。被稱為伊斯蘭「哲學家」的宗教改革者們則力圖從伊斯蘭教中清除那些原始的神話因素。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因為哲學家的「神」並不關注凡塵俗務、不在歷史中自我顯現、沒有創世之舉並與人類的存在毫無瓜葛。無論如何，「伊斯蘭哲學家」還是進行了一些有趣的嘗試；跟他們站在同一戰壕的是伊斯蘭帝國中的猶太人，他們也在試圖著手把《聖經》理性化。不過，「伊斯蘭哲學家」只是少數派的追求，因而局限於一個較小的圈子。「第一因」也許比《聖經》和《古蘭經》的神更符合邏輯，但要讓大多數人去對一位對自己如此冷漠的神感興趣是非常困難的。


意味深長的是，希臘東正教基督徒也瞧不起這種理性化的企圖。他們熟知希臘傳統文化——柏拉圖已經闡明，無論是「邏各斯」還是神話都不能證實「善」的存在。在他們看來，神學研究不可能是一種理性研究。用理性來討論神聖無異於用叉子喝湯，屬於無稽之談。只有把禱告和崇拜結合起來才行之有效。穆斯林和猶太教徒最後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11世紀，穆斯林決定將哲學跟靈性、儀式、祈禱和神秘結合起來，神秘教派蘇非派成為伊斯蘭教的主流，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17, 2021 at 9:16pm

（續上）在科學文明的語境下，我們對神的概念的了解過於簡單。在古代社會，“神”很少被解讀為超自然的、非人格化的存在，或是過著與人間完全分離的形而上的生活。用時髦的觀點來表達，就是神話並非神學，而是人類經驗的總匯。人們曾經認為，神、人、動物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它們遵守同樣的法則，並由同樣的神聖物質所構成。在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本體論鴻溝。當人們言及神性，他們通常只是在談論神世俗的一面。神靈的存在跟一場風暴、一片大海、一條河流密不可分，同時也跟人類的強烈情緒密不可分——愛情、憤怒或者性欲——那似乎即刻將男女提升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存在層面，讓他們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

神話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人類的困境。神話有助於人們發現自身在世界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們真正的方向。我們老是在追問“我們從何處來”，但因為人類最早的開端已經佚失於“史前史”這團無人知曉的迷霧中，所以我們只能自創一些關於始祖的神話，雖然它並不是真實的歷史，但卻能夠更好地解釋我們對現有環境、鄰人和風俗的看法。我們也想追問“我們向何處去”，因為我們也創造了不少關於死後存在的故事——盡管如我們所知，沒有多少神話是關於人類永生的。我們試圖詮釋那些奇異的瞬間迷狂，我們似乎突然從我們的日常當中超脫出來。神的存在能夠解釋這種“超驗”的經驗。所謂的“永恒哲學”表達了我們的先驗直覺——對於人類以及物質世界，我們肉眼所見的一切並非全部存在。

如今，“神話”這個詞通常用來簡單描述一些不真實的事物。一個政客如果被控犯有某種小過失，他會辯駁說那只是“神話”，根本是子虛烏有。當我們聽到神靈漫步地球的聲音，或者看到亡靈走出墳墓，或者看到海水奇跡般地分開以幫助神的選民逃避敵人，我們會把這類故事歸為“不可信”的類別，完全不會相信它真實發生過。自從18世紀以來，我們形成了一種科學的歷史觀，我們最關心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但是在前現代社會，當人們書寫歷史時，更關心的是某個事件的意義。一個神話就是一個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它不僅曾經發生過，而且始終沒有停止過。自從我們擁有了嚴格的編年史歷史觀之後，我們就不再記載這一類事件；而神話則是一門藝術，它記錄歷史之外的事件，指向人類存在中的永恒，讓我們從隨機事件的混亂無序中超脫出來，去一窺真實之堂奧。

“超驗”也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我們渴求著剎那的心醉神迷，我們感到內心深處被觸動，並在瞬間獲得了靈魂飛升的歡欣。此時此刻，我們的生命強度超越了平庸，從每一個層面燃燒出激情，並占據我們的全部人性。宗教體驗是獲得這種迷狂的一種方式，但如果人們已經不再能從廟宇、猶太會堂、教堂或者清真寺獲得這一體驗，那麼，他們將轉向別處尋求，轉向藝術、音樂、詩歌、搖滾、舞蹈、麻醉品、性愛或者運動。如同詩歌和音樂，神話也應該喚醒我們的狂喜之情——哪怕在面對死亡或者因寂滅感而陷入絕望之際。如果神話失去了這一功能，那麼，這個神話就已死去，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

因此，把神話視為低級的思維模式是一個錯誤，它誤認為人類進入理性時代後，就應該徹底拋棄神話。神話並非人類歷史上的早期嘗試，也從未宣稱其故事為客觀事實。神話如同一本小說、一出歌劇或者一幕芭蕾舞劇，它是一種“信以為真”，同時是一場遊戲，用以美化這個破碎的悲慘世界，並且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如果……那麼會發生什麼？”——正是這個問題，促進了哲學、科學和技術領域一些最重要的發現。尼安德特人精心安葬他們的同伴，為他們準備死後的新生，也許同樣基於這樣一種精神上的遊戲——“信以為真”：“如果眼前的世界並非唯一存在的世界，那麼會發生什麼？這會對我們的生活發生何種影響——心理、現實或者社會上的改變？我們會產生何種變化？人格更健全？另外，如果我們真的發現了生命的轉化，那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神話信仰具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難道它不是透露了某種與人類相關的重要信息嗎——哪怕我們無法理性地證實這一點？”（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11, 2021 at 5:58pm

(續上) 與此類似，猶太教徒在經過西班牙大驅逐的苦難之後，發現宗教中的哲學理性無法撫平他們的創傷，因而轉向了喀巴拉的神秘神話，它將抵達他們的靈魂深處，觸動他們內心的痛苦與渴望之源。於是，他們都回歸到神話和理性互補的老路上。醫學、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穆斯林最為擅長的領域，在此「邏各斯」必不可少。而當他們試圖追問生活的終極價值和意義、探尋個體的內心世界或者正在經受痛苦的折磨時，他們則會轉投神話的懷抱。

在公元11和12世紀，西歐的基督徒們重新發現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它們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經歷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幾乎完全失傳了。當猶太教徒和穆斯林放棄他們對神話的理性化企圖時，西方基督徒卻接手了這項任務，並激發出一種極大的熱忱，至今都未冷卻。他們不再觸及神話的意義。因此，西歐成為人類歷史下一次偉大變革的發源地就絲毫不足為奇了——盡管，對於篤信神話的人們而言，那是一次極為困難的轉型。

註解：[1]　喀巴拉神秘主義體系十分復雜，它認為神性隱藏在「無」中，采取用暗號解讀《聖經》的秘法建立自己的體系，其思想主要見於《創造之書》《光輝之書》。Kabbalah來源於希伯來語，意為「傳統所授智慧」，最初均以秘法相傳。

十層流溢每一層都代表「恩索夫」逐漸展開啟示的一個階段，包含神全部的奧秘。這十層流溢通常以下列順序排列：至高無上的皇冠、智慧、知性、愛或仁慈、力量、同情或美、耐力、莊嚴、根基、王國或舍基納。——譯者註[2]

「容器破裂」是盧裏亞創世說的要點。「容器破裂」的根源是惡的存在，每個流溢層都有相應的容器保持它的「光」，保持存在物的理想秩序，但是到了較低的六個流溢層，因光的沖擊力太強而令容器破裂，世界混亂。——譯者

註[3]　傳說穆罕默在加百列天使的帶領下，於公元621年7月17日夜晚登山升天，接受天啟。後來，伊斯蘭教規定，每年回歷7月17日為「登霄節」。至今聖殿山還留有穆罕默德登山的腳印。——譯者註

[4]　Sufis，蘇菲派起源於公元9世紀的中亞與波斯地區，是伊斯蘭教一個折中的
神秘主義教派。——譯者註

第七章·西方大轉折時期（約1500年—2000年）THE GREAT WESTERN TRANSFORMATION

16世紀是一個新的紀元，人們幾乎在按照「試錯法」發展著一種嶄新的、史無前例的文明。他們先在歐洲進行了嘗試，隨後，這種新的文明蔓延到另一塊土地——它後來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土。到19世紀和20世紀，這一文明已經如火如荼地遍播全球了。這是人類歷史上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偉大文明革命，它就像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文明和隨後的城市文明一樣，對人類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只不過我們直到今天才開始吞下它所帶來的惡果。新的文明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並把我們帶向了萬劫不復的困境，它最重要同時也是最為災難性的一個後果就是「神話之死」。

西方現代文明是「邏各斯」的產兒。跟前現代文明相比，它建立在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前者取決於農耕社會的風調雨順、物阜民豐，而後者則建立在資源的技術復製和資本的再投入上。現代社會由此打破了傳統文明的束縛，把人類從農耕時代對自然條件的脆弱依賴裏解放出來。在此之前，新發明或新點子有可能會因資金問題而擱淺，而現代社會卻得天獨厚，能夠輕而易舉且永無止境地進行再生產。農耕文明太過依賴於豐收或水土保持這類外在條件，這是它的致命先天缺陷。在那時，一個帝國若要擴張版圖，很容易陷入府庫空虛、嚴重透支的經濟危機；而西方現代文明卻發展了一種似乎永不枯竭、持續再生的經濟模式。西方人不再像前現代文明那樣撫今思昔、小富則安，他們開始「向前看」。任重道遠的歐洲現代化進程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最後帶來深遠的變化：工業化生產、農業文明的轉型、政治和社會變革、社會的再分工，等等。最後，它導致了一場知識「啟蒙」，神話的地位一落千丈，成為人們眼裏的無用、虛假、過時之物。（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4, 2021 at 1:49pm

（續上）西方文明的重大成就來源於實用主義和科學精神。「效率」成為新的核心語匯。一切都必須行之有效。每個新想法、新發明都需要得到理性證明，並且跟客觀世界協調一致。「邏各斯」不同於神話，它是一種以事實為依據、以實踐為核心、以實用為目的的思維模式，永遠都具有「前瞻性」，力爭發展變化——比如進一步征服自然或者不斷發現新鮮事物。因而，西方社會的新英雄是科學家和發明家，他們為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探索未知的領域。他們像軸心時代的聖人那樣不斷打破陳規陋習，但不同的是，他們是「邏各斯」傳統下湧現出來的科技精英，而不是神話傳統培育出來的精神領袖。這意味著強調直覺、神秘的思維模式要讓位於更務實、更合乎邏輯的科學理性精神。就這樣，西方人日漸遠離神話，甚至徹底喪失了對神話的理解力。

西方出現了一種樂觀主義的新氣象。人們認為自己已經征服了自然，沒有任何清規戒律神聖不可觸犯。由於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人們越來越能控製自然、改善環境。隨著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生產技術的革新、交通工具的改進，西方人生活得越來越滋潤。然而，人類仍然在永恒追問著自身存在的意義，「邏各斯」卻永遠解答不了這個問題。神話曾經賦予生活以結構和意義，但此刻，由於「邏各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的輝煌成果，神話已經失去了最後的立錐之地。早在16世紀，危險的征兆便已出現——古老的神話思維正在崩潰，新的思想體系尚未誕生；四處蔓延著麻木絕望和精神麻痹的痼疾，人們普遍滋生出一種無力感和憤怒感——直到今天，我們仍能在處於現代化進程初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看到這一現象。

甚至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者那裏，我們都能看到明顯的「異化」跡象——他們正努力革新歐洲宗教，使它更新為簡潔、有效並具有現代性。但作為領袖人物之一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546年），卻飽受陣發性躁狂癥的折磨，情緒苦悶壓抑；而他的後繼者烏爾裏希·茲溫利（Ulrich Zwingli，1484年—1531年）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年—1564年）也同時繼承了馬丁·路德對人類去向的無助感。這是一種時代「痼疾」，它促使路德們去探尋解決之道。基督教的改革表明了一點：在神話意識與正在覺醒的現代精神之間的對抗是何等激烈。在前現代宗教裏，象征符號本身乃是它所象征之物的實體，二者外在的相似意味著內在的本質同一性；而現在，宗教改革者認為，「聖餐」等儀式「僅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象征符號，聖體並不居於其中。例如，彌撒儀式象征基督的神聖死亡，前現代宗教將彌撒解釋為耶穌之死的真實再現，它作為一個超越時間性的神秘事件能夠在儀式中一再重現；而馬丁·路德們認為，彌撒只是對基督之死的象征性追思。《聖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現代印刷術的發明和文化的普及改變了人們對《聖經》的理解和領悟。此外，默默無聲的個人閱讀取代了集體性的教堂誦經。人們開始大量閱讀《聖經》，不過不再是儀式性地朗誦，而是像對待其他書籍一樣，以一種世俗化的心態看待《聖經》，並試圖從中汲取實用信息。現代發明推動了社會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難題——生活往往就是如此。例如，新興的天文學便以一種令人困惑的方式開啟了截然不同的宇宙觀。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年—1543年）對科學研究充滿了深深的敬畏感，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這正是宗教活動的一部分。然而，他的發現卻引發了巨大的騷動和不安。人們一直對創世神話深信不疑，它表明人類跟宇宙是緊密相連的；現在，哥白尼的發現卻意味著，人類只不過是在一顆平淡無奇的星球表面上繁衍生息，而月亮也不過是一顆圍著地球運轉的小行星。

他的發現還導致了另一個更嚴重的後果：人們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知了，因為看似靜止不動的地球竟然正在人們腳下高速旋轉著。此後，人們的看法日益多樣化，但同時他們又越來越依賴所謂的「專家」，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解開自然之謎。（神話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MYTH，第七章·西方大轉折時期（約1500年—2000年）THE GREAT WESTERN TRANSFORMATION［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著/胡亞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10））（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November 3, 2021 at 5:38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在英國，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發表了科學「獨立宣言」，將科學從神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學問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一書中，他預言了一個輝煌的新時代的來臨。科學的進步勢不可擋。科學將終結人類的苦難並拯救整個世界。所有的宗教神話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如果它們跟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就必須予以拋棄。只有理性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第一個全面吸收了這種經驗主義精神的科學家也許是伊薩克·牛頓爵士（Isaac Newton，1642年—1727年），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嚴格采用科學實驗和推理原則，成為科學界的集大成者。牛頓毫不懷疑，他正在為人類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一個具有高度可知性的世界；他所發現的宇宙體系與客觀事實絲絲入扣、完全吻合，這就證明了上帝的存在——他是一名偉大的設計師，全面操控著宇宙這部極其復雜奧妙的機器並用它創世。

但浸淫在「邏各斯」傳統中的牛頓無法走得更遠。對他而言，神話和神秘主義所采用的直覺思維只不過是人類思維的粗糙原型。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清算基督教中不合邏輯的教義，比如「三位一體」說。牛頓並不清楚，就像猶太教的喀巴拉信徒那樣，公元4世紀的希臘神學家把「三位一體」作為一個神話創立了出來。[1]尼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335年—395年）大主教解經時表示，聖父、聖子、聖神並非邏輯實體，它只是人們所采用的術語，用以指稱「不可名狀、不可言說」的神聖事物。100人們不可能運用理性手段來證明三位一體的存在，它比音樂和詩歌的微妙含義更難琢磨。不過牛頓爵士受到「邏各斯」文明的影響，他不能想象除了理性之外還能用什麽方式去理解三位一體。在他看來，凡是不能得到邏輯證明的命題都是假命題。「這就是人類宗教信仰中的狂熱和迷信成分，」他急切地寫道，「他們熱衷神秘之物，由此之故，越是無法理解的事物他們便越是沈溺其中。」101盡管如今的宇宙學家不再相信牛頓所言的理性之神，但大部分西方人卻繼承了他的衣缽，視理性高於神話——哪怕在宗教事務方面亦是如此。他們也像牛頓那樣誤解了三位一體神話，它的初衷在於提醒基督徒，永遠也不要試圖把永恒神性進行簡單的人格化處理。102此後，科學「邏各斯」主義和神話主義越來越水火不容。在此之前，科學一直都在一套復雜的神話體系內部進行運作，並由神話來闡明科學的意義。當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年—1662年）沈思無窮宇宙的「永恒寂靜」時，身為虔誠教徒的帕斯卡心裏充滿了恐懼感：看到了人類的盲目和可悲，我在沈默中審視整個宇宙，人類卻一點兒光明也沒有留給自己，仿佛迷失在宇宙的一角，不知道是誰把他安置在這裏的，不知道他是來做什麽的，不知道死後他又會變成什麽，這時候我就陷於恐懼，有如一個人在沈睡之中被人帶到一座荒涼可怕的小島上，醒來後卻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麽地方，也沒有辦法可以離開一樣。因此之故，我驚訝何以人們在這樣一種悲慘的境遇裏竟沒有陷於絕望……103 帕斯卡在此揭示出來的異化景象正是現代性的另一面。

18世紀的啟蒙運動似乎驅散了所有陰霾。約翰·洛克（JohnLocke，1632年—1704年）宣稱，盡管神聖存在不可證明，但他毫不懷疑上帝的存在。人類由此進入了一個更加積極的時代。德國和法國的啟蒙主義哲學家認為神話和神話信仰已經完全過時了。英國的神學家約翰· 多蘭（ John Toland ， 1670 年—1722 年） 和馬修· 廷德爾（Matthew Tindal，1655年—1733年）也持同樣的觀點。只有「邏各斯」才能將人類引向真理，基督教必須擺脫神話和神秘因素的糾纏。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October 30, 2021 at 5:14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人們試圖用理性的言辭來重新詮釋神話，但這是一項註定要蒙受失敗的新事業，因為神話從來不是，也永遠都不是在陳述事實。

荒謬的是，理性時代出現了非理性的分裂。在16世紀和17世紀，「女巫大清洗」運動席卷了整個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國家，這充分表明科學理性主義並不能阻止思想中較黑暗的力量。「女巫大清洗」演化為一場集體無意識式的盛大狂歡，人們折磨和處死了數以萬計的男成的清教徒，也不得不接受喧嘩吵鬧的靈修課程以及痛苦不堪的交流訓練，對大多數人而言，這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噩夢。人們陷入了絕望之中，有些人甚至因過於絕望而自殺。在新英格蘭的「第一次大覺醒」運動中，也能見到類似的癥狀。每個人都想成為神秘主義者，達到某種程度的屬靈境地，但神秘主義並不適合所有人。它要求特別的智慧、靈性和「一對一」的密傳心法。如果缺少師承和訓練，對神秘主義的狂熱很可能會導致集體歇斯底裏癥發作，甚至精神失控。

到了19世紀，歐洲人開始認為宗教其實是有害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年—1872年）認為宗教使人們遠離了人性，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年—1883年）認為宗教是病態社會的癥狀。不過，當時的神話宗教確實帶來了有害的沖突。那是一個科學的時代，人們希望他們的傳統是符合新時代要求的，但如果僅是從字面去理解神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年—1882年）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8年）才會引起這麽大的轟動。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攻擊宗教，而是對一種科學假設的嚴肅探索。但是因為當時人們把《聖經·創世紀》的神話起源當成事實來看，才會讓很多基督徒感到——現在仍然感到——整個信仰體系都被撼動了，變得岌岌可危。創世故事從來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真實；神話的目的是治療。

但是一旦你開始把《創世紀》當作科學依據來讀，就會看到壞的科學合力完成的；《詩篇》也不是大衛王所寫；大多數的奇跡故事都是文學比喻。《聖經》把這些描述為「神話」，說白一點，即它們不是真實的。高等批評仍然是新教原教旨主義者所恐懼的事情，他們聲稱《聖經》中的每一個字都經得起歷史和科學的檢驗——這樣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結果就導致了抗拒和自我防禦式的辯駁。

到19世紀末葉，「邏各斯」和神話似乎已經徹底分道揚鑣。像托馬斯·H·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年—1895年）這樣的鬥士認定，他們已經勝券在握。神話和理性科學已經無法並存，人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只有理性才能代表真理，而宗教神話則意味著愚昧。但真理已經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它只包括已被證明和可被證明之物，而宗教以及音樂等藝術之「真實」卻被拒之門外。現代科學家、評論家和哲學家試圖以理性詮釋神話，反而將它變成了令人難以置信的「 神話」 了。1882 年， 弗里德里希·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年—1900年）宣稱「上帝死了」。從某種意義上，尼采是對的。人類缺失了神話、崇拜、儀式和倫理生活之後，神聖感就會消亡。人類親手殺死了上帝——他們把「上帝」抽象為一個概念化的真理，只有依靠批判的理智才能抵達。在尼采《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中，那個瘋子的寓言表明，上帝之死已經把人類從大地上連根拔起。「還有上和下嗎？」他問道，「當我們穿過無盡的虛無之後，難道不會迷失其中嗎？」

神話思維和儀式支撐著人類面對死亡和虛無，這樣，當它們真正來臨時，人類不致因毫無準備而驚慌失措。如果抽掉了這個支柱，人們將難以逃避內心的絕望。20世紀為我們展現了紛至沓來的虛無主義圖景，現代性和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過度奢望大多成為泡影。（下續）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October 27, 2021 at 12:15a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暴露了技术的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讓世人見證了，一直以「人類朋友」面目出現的科學居然也可以成為生產奪命武器的劊子手；奧斯威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和波斯尼亞的災難更是令人驚恐——如果失去了對神聖的敬畏，還有什麼事不可能發生呢？我們受到當頭一棒：理性並不能把人類從未開化的自然狀態中救贖出來，一座集中營和一所優秀大學所秉持的理性精神並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在長崎和廣島上空爆炸的原子彈，暴露了現代文化核心的虛無主義自我毀滅的萌芽；而2001年世貿大樓的「9·11」慘案則揭示出另一個可悲的事實——先進技術、便利交通和全球通訊等現代化的好處，同樣能夠應用於恐怖襲擊。

「邏各斯」全方位地提升了我們的生活品質，但它並沒有取得對神話的徹底勝利。對於那些幸運地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們來說，一個「去神話化」的世界真是再舒服不過了。但是，培根和洛克所預言的那個人間天堂並未出現。仔細思索20世紀的黑暗面，我們會發現，現代性焦慮不單是一場自我放縱的精神疾病的後果。我們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前所有的社會都把死亡視為生命向另一種生存模式的轉化，他們從來不像今天這樣簡單粗暴地對待來世，而是設計了幫助人們面對那不可言說的世界的儀式和神話。在那些文明中，「通過儀式」和「啟蒙儀式」能夠完全凈化人們心中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卻是我們在這個神話缺席的現代文明里揮之不去的。當今社會對神話的抗拒甚至懷有一種令人動容的、個人英雄主義式的苦修意味，然而，純粹線性的、邏輯的及歷史的思維模式將阻礙我們獲得精神治療和生存技巧——這兩者對於人類來說都是必不可少之物，它們有助於人性的完備，並讓我們學會包容異己。

在物質方面，我們已經足夠豐富複雜，但在精神層面，我們仍然止步於軸心時代——由於對神話的壓製，我們甚至有可能已經倒退了。我們依然渴望超越當下，進入一個「完全時間」，進入更為飽滿完備的存在樣式。我們試圖通過藝術、搖滾、毒品或電影等超生活視角來進入這個維度。我們仍然在尋找著時代英雄。「貓王」艾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和戴安娜（Diana）王妃都被塑造為「即時性」的神話人物，甚至成為宗教崇拜的對象。但這是一種不合自然的拔高。英雄神話不是為了給我們提供令人崇拜的偶像，而是為了挖掘我們內心的英雄主義精神。神話必須導向積極的參與或模仿，而不是消極的冥思苦索。然而，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卻早已遺忘，該如何以一種精神上具有挑戰性和變革性的方式來管理我們的神話生活。

我們必須矯正19世紀的謬誤觀點，即認為神話是虛假的或是一種低等思維模式。雖然我們不可能完全改變現代生活，取消現代教育帶來的理性偏見，徹底返回到前現代意識中去，但我們可以改變對神話的態度，至少更為尊重它的存在。人類一直在創造新的神話，時至20世紀，大量危險的現代神話冒了出來，而它們最後都導致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和種族清洗。這些神話終告失敗是因為它們違背了軸心時代的倫理範式。所有生命都包含著神聖的光芒，而這些殺戮神話缺乏對這些神聖生命應有的慈悲和尊敬，也缺乏孔子倡導的「仁道」。它們充斥著狹隘的民族情緒、種族歧視、黨同伐異、利己主義，通過對他者的妖魔化來提升自我。這些神話都包含著負面的現代性，在目前「地球村」的全球化概念下，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陷入了同樣的困境。我們不能僅憑理性來對抗這些神話，因為純粹的「邏各斯」並不能解釋人們心中無法祛除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欲望和神經質。而這是神話倫理和神話精神的拿手好戲。（90-91頁，神話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MYTH，［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著/胡亞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10）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October 25, 2021 at 5:42pm

凱倫·阿姆斯特朗《神話簡史》（續）我們需要神話——它所蘊含的包容性能讓我們接納所有的同類，而不是用種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來分門別類。我們需要神話——它令我們富有同情心，而這正是推崇務實、理性的現代社會所嚴重匱缺之物，因為同情心既不能帶來效率，又不能生產出任何產品，從而不被現代性所包容。我們需要神話——它幫助我們創造新的精神緯度，從而超越我們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克服我們妄自尊大的自私自利，去體驗一種新的超驗價值。我們需要神話——讓我們再度敬畏大地的神性，而不是僅把它當成一種可被使用、持存的「資源」。這一點至關重要，除非我們能發動一場可以比肩科技進步的精神革命，否則我們最終會毀滅掉這顆萬物賴以生長的星球。

1922年，T. S.艾略特（T. S. Eliot）在他最傑出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里預言了西方文明的精神解體。《荒原》通過中世紀的「聖杯」神話隱喻現代西方的生存狀況，人們在「荒原」過著不真實的生活，盲目追隨社會規範，卻沒有來自內心深思熟慮的堅定信念。在這遍布現代性「亂石」的荒原中，人們已經與他們文化的神話基礎失去了聯系，又如何能在此紮下創造之根？他們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形象」，卻不理解傳統的內在連貫性。詩人艾略特細致而悲傷地引述著過往的神話——歐洲神話、梵語神話、佛教神話、《聖經》神話、希臘和羅馬神話，提示了當代生活的貧瘠：異化、空虛、虛無、迷信、自負和絕望……面對即將到來的西方文明的消亡，他詩中的敘述者最後陳詞道：「我將用碎片支撐我的廢墟。」《荒原》藪集了大量已逝的神話，無疑，神話的洞察力將成為拯救我們的一種力量。盡管目前它只是一種碎片，但一旦我們將碎片拼成完整的圖形、找到它們共同的核心，那麼，我們就可以重新讓我們居住的這片荒原變得生機勃勃。

《荒原》本身是一個預言。作家和藝術家們比宗教領袖更為急迫地走進了荒原的精神真空，試圖讓我們重新了解古老的神話智慧。他們試圖尋找一種解藥，以消除現代性的貧乏和冷漠、殘忍。比如，畫家就已經轉向神話主題。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內戰達到頂峰，獨裁者佛朗哥將軍下令納粹飛機轟炸巴斯克重鎮格爾尼卡（Guernica）。

那天正是格爾尼卡的集市日，當地7000多名平民中有1654人被炸死。

幾個月後，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在巴黎世博會上展出了《格爾尼卡》。

這幅傑作震驚了全人類，它幾乎就是耶穌十字架上受難事件的現代版和世俗版。如同《荒原》，《格爾尼卡》也是對現代文明困境的一個隱喻，同時也是對我們當下所處的不人道的「美麗新世界」發出的一聲強烈吶喊。

《格爾尼卡》的畫面上充滿了同情的巨大張力，人們無法不對那種痛苦「感同身受」。「犧牲」曾經激發了最早的神話想像力。在舊石器時代，人類相信被獵殺的動物跟自己擁有一種令人不安的親緣關係，為了緩解內心的痛苦，他們所進行的獻祭儀式就是為了紀念那些為人類而犧牲的動物。在《格爾尼卡》里，人類和動物都成了肆無忌憚的屠殺的犧牲品，他們倒在一起，亂作一團，嘶吼的馬匹和被砍掉頭顱的屍體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兩名婦女凝視著受傷的馬，對它的痛苦似乎感同身受，這幅景象讓人聯想到耶穌受難時，倒在十字架下的婦人。母神以威風凜凜的女獵手形象出現；而在畢加索的畫中，那個母親卻懷抱著孩子僵硬的屍身，以受害者的形象發出無聲的號啕。在她身後是一頭巨大的公牛，畢加索曾表示，它代表著殘暴。畢加索十分迷戀壯觀的鬥牛比賽，那是西班牙的傳統項目，它的根源可追溯到遠古的獻祭儀式。畢加索的公牛看上去並不殘暴粗野，它木然屹立在被害者們身邊，晃著尾巴，審視全場。也許，這意味著它在這場戰鬥中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現在正準備抽身後退，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走。然而，既然公牛本身就是被獻祭之物，那麼，作為殘暴象征的公牛也逃脫不了死亡的命運。也許，畢加索在無意中已經暗示了現代性的實質——現在一切才剛剛開始，現代性將逐步暴露它潛藏的自我毀滅和理性之下的暴力性。（92-94頁，神話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MYTH，［英］凱倫·阿姆斯特朗/著/胡亞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10）

Comment by Passion for Form on October 22, 2021 at 9:42pm

作家也轉向神話，開始探索現代的「兩難」處境。從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就可管窺全豹。《尤利西斯》和《荒原》同年出版， 小說中的主人公的經歷正好對應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y）中的插敘部分。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貢特·格拉斯（Gunter Grass）和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安吉拉·卡特（Augela Carter）和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對邏輯霸權發出了挑戰，將超自然與現實融合在一起，將日常理性和夢幻、童話的神話邏輯並置起來。另一些作家則將眼光轉向未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49年出版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預言了警察社會的危險，他們通過不斷修改歷史來適應現在。奧威爾小說的真實寓意到底何在？人們一直為此爭論不休，然而無論如何，它就像既往的偉大神話一樣，已經深深烙印到集體意識之中。書中的許多短語和意象，甚至包括它的標題，都已經進入日常用語，比如「老大哥」（ Big Brother ） 、「 雙重思想」 （ Doublethink ） 、「 新話」（Newspeak）以及「101房間」（Room 101），等等，人們用它來識別現代生活的趨勢和特征，哪怕沒讀過這本小說也照用不誤。

然而，一部世俗小說真的能夠還原傳統神話，再現男女諸神嗎？在前現代社會，人們很少用西方「邏各斯」主義的形而上的觀點來看待神性，卻樂於借助它理解人性。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諸神已經退場，他們只能在神話和宗教的夾縫中求生存，有時候他們甚至完全消

（95）

的意識水準，自然會傾向於同樣的主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就可以被看作一部英雄冒險與啟蒙傳奇，只不過一切都錯了位。這部小說於1902年出版，那正是西方大覺醒的前奏。小說刻畫了來自高度文明地區的庫爾茲先生在非洲密林深處的逗留。在傳統神話中，英雄離開安全的部落踏上探險之旅，他往往要先下到地下深處，與他的另一個自我不期而遇。被孤立和被剝奪的經歷可能會引起心理崩潰，而這正是新生的必經之路。當英雄最終凱旋時，他將為人民帶來新奇而珍貴的獻禮。在康拉德的小說里，迷宮和不祥的非洲河流都讓人回想起拉斯科洞穴的地下通道，人們匍匐著穿過它，象征性地回到子宮之內。在原始森林的地下世界，庫爾茲先生已經窺探到自己內心的黑暗，但仍然冥頑不化地繼續退化，他的精神早已先於肉體死去。他變成了一位現代薩滿，他的精神已經缺失、退場（manqué），對遭受他虐待的非洲部落他不僅沒有絲毫尊重，而且充滿鄙視。神話英雄意識到，他必須死去才能重生，但庫爾茲卻陷入了一種毫無結果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困境中。到小說末尾，庫爾茲先生已成滿口汙言穢語的行屍走肉。庫爾茲為自己的聲名所累，他追求的不是英雄主義，而是虛名。他無法對生活作出英雄式的肯定，他的臨終遺言是一聲叫喊：「恐怖啊！恐怖！」——艾略特拿它作為《荒原》的題詞。康拉德，一位真正的先知，已經看透了20世紀的無聊、自私、貪婪、虛無和絕望。

奧秘的冒險之地」。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普是一個現代聖杯騎士，追尋著象征「知識、智慧和神聖」的聖杯，那也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所在。卡斯托普「甘願擁抱疾病和死亡，他跟它們非同小可的初次接觸就給了他非凡進步的希望，當然，這也將給他的生活帶來巨大的風險」。不過，與此同時，這一現代啟蒙儀式無法回避20世紀本性上的輕薄膚淺。托馬斯·曼看到，病人們在療養院里形成了一種「個人主義的孤立魔圈」，在傳統神話英雄大有作為的冒險之地，卡斯托普卻被卷入到唯我主義、無所事事的寄生生活之中，最終探險也一無所成。107他在魔山耗費了七年，繼續著他宏大的人類夢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宣告幻滅。那次大戰簡直就是整個歐洲的一次集體自殺行為。（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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