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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19, 2025 at 10:01am

陳明發：“興札記”

興觀羣怨：陳明發在現代文創情動的需要下，將其分成两組概念：一、“興觀”將察見啟動起来；二“羣怨”將察見契合、傳播出去。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August 28, 2025 at 4:40pm

駱頴佳: 情感政治的革命構想

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

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August 26, 2025 at 9:50pm

駱頴佳: 被剝削的情感～壓抑、倦怠與憂鬱

其中一種左翼角度，就是看人的情感如何在資本主義下受剝削。上文提到Meštrović的著作，他提出的「後情感主義」（postemotionalism）即現代社會所設計的一個防止情緒失調（emotional disorder）的系統。狂野的情緒須要被教化，社會機器才能保持運作順暢。

這說法不難理解，只消到寫字樓上班，便感受到工作環境要求員工保持冷靜。有見及此，駱頴佳要為講是非的打工仔平反：「是非就是規範下的一道裂縫。公司要控制你的情緒，於是你在廁所、茶水間盡情釋放。」上班時情緒受盡壓抑，下班了更急需渠道宣泄。

《後情感社會》於1997年出版，其見解卻愈發在今天社交媒體中得到印證：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由文化工業胡亂錯置和操控的情緒，而Meštrović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情緒表達對改變社會又有沒有益處？

寫字樓職員需要長期保持冷靜，而服務性行業則跳到另一極端，動輒發揮情感服務顧客。此說法出自另一位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經典著作《被管理的心靈》（The Managed Heart）。她用上異化（estrangement）一字形容「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為了迎合顧客，就連本屬私人的情感也被商品化，情感不再由自我出發。例如迪士尼服務員需要接受笑容訓練，將之標準化，這些都屬於情緒勞動。霍希爾德說，這種形式的情緒是很淺薄的（thin），並且減弱自我與他者的連繫，更加劇了馬克思說的勞動異化問題。

這還不夠，當今職場常說要有生涯規劃，鼓勵你整個人生保持樂觀積極，隨時壓抑了別的情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的著作《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就從哲學角度解釋，我們為何上班要搞到這麼累。韓炳哲指出，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過度強調要不停爭取成就，從而產生「功績主體」。追不上這種節奏，或者追趕得太快的人自然感到倦怠，呈現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狀態。

談到憂鬱，駱頴佳同時推薦另一本書：甯應斌與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當中提到，若有人無法交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履歷，便會陷入情緒失調狀態。駱頴佳特別談到當日準備講座時，留意到兩宗對比很大的新聞：其一，當然是情緒病患者盧凱彤驟然離世的噩耗；其二是文憑試狀元穿上醫生袍大談對未來的抱負。我們的社會一向只欣賞積極正面的人，而這些狀元日後將成為主流社會標準下的成功人士。

駱頴佳由此聯想到此書：「《民困愁城》講到，在一個用履歷建立自我的社會文化之中，最悲慘的就是有一類無法進入主流的人」。如此種種，無法不教人深思社會壓榨情感的嚴酷性。（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July 24, 2025 at 10:04pm

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月～～

情動（affect）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理論中的關鍵概念。在《情動政治學》中，作者馬蘇米從史賓諾莎的定義出發，將情動理解為影響他人和被他人影響的能力。這個看似簡單的定義實際上開啟了一個複雜的理論視野：情動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

微知覺（microperception）是理解情動的關鍵概念。它不是規模較小的知覺，而是一種質性不同的知覺模式。微知覺發生在意識介入之前，是身體對環境變化的直接反應。例如，當我們突然受到驚嚇時，在意識到恐懼的對象之前，身體已經做出了反應。這種微知覺總是涉及身體的運動，是一種「思維中的身體」的活動。

在語言與情動的關係上，馬蘇米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他認為每個語言行為都涉及情動的表達，情動是所有確定活動的基礎條件。他提出「次語言」（infra-linguistic）的概念，強調情動與語言是一個開放性光譜上的連續轉換關係，而不是對立的兩極。過去的語言表達會形成身體記憶，這些記憶又會影響未來的語言表達，形成一個複雜的反饋迴路。

資本主義的情動管理與微政治抵抗

馬蘇米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出了精密的情動管理系統。這個系統通過以下方式運作：建立品牌忠誠度計劃、構建社交網絡、實施病毒式營銷，以及建立檢查點系統（如條碼、PIN碼等）來控制通行權並收集數據。這個系統不再依賴傳統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直接作用於情動層面，將我們的生命力本身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工具。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發展「微政治（micropolitics）的抵抗策略。微政治不同於傳統的宏觀政治操作，它不依賴於理性說服，而是通過影響身體的微知覺來實現政治目的。這種抵抗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創造新的存在方式的過程。

感官實驗室（SenseLab）就是這種微政治實踐的嘗試。這個實驗項目禁止參與者帶來已完成的作品，而是要求帶來使作品運作的內在傾向。通過各種「關係技術」，如用布料分組等方式，創造基於情感親和性的臨時性社群。這些實驗強調過程而不是結果，強調關係而不是個體。

重新思考自由與政治實踐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自由獲得了新的含義。馬蘇米認為自由不是主體的屬性，而是一種成就（achievement）。自由不是在真空中作出決定，而是在關係中發生的。這種理解將自由從個人主義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一種關係性的概念。

自由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來實現，這種實踐必須是集體的、關係性的。這意味著：

·自由產生於限制之中，而不是沒有限制

·自由是情境性的，而不是普遍的

·自由是集體性的成就，而不是個人的屬性

·自由涉及潛能的激活和存在力量的增強

這種政治實踐既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簡單的否定性批判，而是在具體的微觀實踐中創造新的存在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實踐在政治抵抗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藝術能夠：

·創造「差異性調適」（differential attunement），讓不同的身體以不同的方式對同一事件產生反應

·產生超出既有系統的「剩餘價值」

·通過「激發潛能的限制」（enabling constraints）創造新的可能性

總之，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實踐政治的新視角。在這個視角下，政治不再是理性主體之間的協商，而是一個涉及身體、情動、關係的複雜過程。這種理解不僅幫助我們理解當代政治現實，也為政治抵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過關注微知覺和微政治，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創造新的存在方式，這或許是面對當前政治困境的一個出路。

（摘自：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2024/11/25 https://vocus.cc）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July 22, 2025 at 3:39pm

評論

在建構了情動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後，我們需要仔細探討這一理論的可能性與限制。首先，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馬蘇米的情動理論與史賓諾莎的實體論有著有趣的呼應。在史賓諾莎的觀點中，上帝並非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實體，而是分散於萬物之間的實質，萬物的總和即是上帝。

而馬蘇米更進一步，主張主體間的情動互動是開放且無上限的。如果以《聖經》的比喻來說，這種情動的互動如同受造物之間建構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對此，馬蘇米持正面的肯定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馬蘇米特別強調情動的「事件性」。情動不僅發生於主體之間，更重要的是，它始終在特定的事件中展現，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這正是他重視微知覺與微政治的原因。然而，這套理論框架也面臨幾個重要挑戰： 

1.群體形成的倫理標準不明確

馬蘇米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透過情動管理將人類物化（thingification），而我們需要透過「脫逃」來恢復人的價值。然而，這種以群體形成來抵抗資本主義的策略並不無瑕疵。歷史上，三K黨、納粹黨與共產黨也都是群體，其成員同樣經歷了某種「成就」與「調適」。雖然馬蘇米提及微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但並未提供明確的標準來區分「良善」與「有害」的群體形成。

2.資本主義的簡化問題

將資本主義視為外在於人類的「非人怪物」未免過於簡單化。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人類的創造物，直接將其斥為「非人」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正是人類自己。儘管馬蘇米認識到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生命形式」，但其「脫逃」概念顯得過於樂觀，缺乏實踐性。

3.對理性角色的低估

馬蘇米過於強調情動的重要性，似乎將理性決策置於次要地位。他或許會辯稱，自己並未否定理性，而是主張理性本身根植於情動之上。確實，一個人的「理性」觀點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經歷與創傷的形塑，因此馬蘇米反對將心智理性與身體經驗對立起來的觀點，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經歷相似創傷的人可能會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從中反思並提出超越之道，有人則在深淵中越陷越深。如果僅將這種差異歸因於其他情動事件中的不同經驗與創傷，恐怕難免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包牌式」的解釋，未能真正回答理性如何在創傷與情動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的核心問題。

4.個體自由與集體性的緊張關係

強調集體性時，個體的自由往往受到壓縮。雖然馬蘇米試圖透過「差異性調適」來解決這一問題，即「我們都一起置身事件中，但又彼此有差異。我們每個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傾向、習慣與行動潛能。」然而，當群體形成某種共識時，個體行為往往被集體情境所約束。這種由作者定義的集體自由，對個別行動者來說，可能更像是一種壓迫。

儘管如此，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依然為我們理解當代政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其提出的「激發潛能的限制」概念尤為有趣：「假如什麼都可以，就不會有任何成果。我們設置的是激發潛能的限制，充滿詩意及過程性，把某些條件置入設計好的機制中，目的是讓創造性的互動發生，有點像組織性的即興。」

或許，讓隨性與隨機交織，任由熵無拘無束地碰撞，激發出新的「大霹靂」，這種充滿不可預知性的自然演化，正是馬蘇米所期盼的未來圖景。（摘自：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月2024/11/25 https://vocus.cc）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May 29, 2025 at 7:34pm

(上續)德勒兹辭典：INTENSITY強度～～「強度」是德勒茲哲學項目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強度」作為了其本體論領域的「強度性的虛擬」（intensive virtual）出現；作為了其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願景的那種肯定性和創造性欲望出現；作為了他的美學理論中的「情感」（affect）出現；作為了他決定選擇先驗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的動機存在； 並作為了差異理論（差異化與分化；differentiation / differenciation）的保證人。

德勒茲的「生成」本體論（ontology of becoming）譴責了我們在完全根據事物及其性質進行思考時所犯的錯誤，因為通過賦予廣延和廣延量級（extension and extended magnitudes）以特權，我們繞過了廣延（先驗幻象；transcendental illusion）這一概念本身的強度性（intensive）起源。在德勒茲這樣的「力的本體論」（ontology of 『forces』）中，力指的是力之間的關系。力只能通過它們所呈現的結果來體驗；而力場（force-fields）的結果是廣泛的和性質上的。因此，先驗經驗主義要求我們去感知構成了廣泛存在（extensive being）的強度——著名的德勒茲式的「sentiendum」[拉：感性存在/感性質]。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感性/感覺」（sensing）不能通過對我們的感性（sensibility）進行的普通練習來實現。強度（Intensity）可以被記憶、想象、思考和表達。強度本身不是實體，它們是虛擬但真實的事件，其存在方式是：在事件狀態中實現自身。[The Deleuze Dictionary by Constantin V. Boundas]（下續）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May 23, 2025 at 9:34am

（上續）這聽起來像某種天賦論的隱秘版本，同時還給學術霸權提供了合法性。但模型並不是能力，而是一套不斷在思考中和在語境遷移中改變的東西。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因為各個領域的愛好者在入門之前都會閱讀大致類似的材料，這些材料會造成類似的語境遷移，因此，真正產生入門與不入門之差異的，是在語境遷移導致模型暴露出它的問題時人們做了什麼。

要不然，人們會拒絕認為自己的模型在該語境中耗盡了自己，保持在某種中庸的狀態里；要不然，人們因為耗盡了模型而看到模型的剩餘物，借此開始了超越可能性的，朝向潛在的思考。這種思考當然不會獲得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重新組合自己的模型，並在組合過程中將遷移中獲得的新東西納入其中的活動。這種納入嵌在了模型內，而非僅僅靠邏輯推論得出「如果現象學要求懸置，那麼它就得不出所有現象都具有現實性，沒有什麼是幻覺，因為懸置要求懸置邏輯推論。又或者懸置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總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它的模糊性在模型中是穩定的，因此在直覺上/經驗上是「可懂的」。這種模糊的模型的運用或許可以被稱作實踐理性，它是在潛在的虛擬思考和科學的外在語境化之間的一個不穩定過程，它的極限便是語境化的完成。

借此，它可以為語境化的科學帶來某種新鮮的東西。據悉，費曼在讀研究生的第二年還對各種物理學基本文獻一無所知，尤其不願意通讀狄拉克和玻爾的論文。他研究物理學問題的筆記本封面上寫著：「記錄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甚至可以借此將模型的變換分成兩個狀態，其一是它洋溢在一種重組的激動時，比如從《時間到自由意志》轉到《物質與記憶》時，那個巨大圓錐刺入刺激-反應過程的場景，使得大量概念都鬆動了，各個組件要重新拼合在一起。重組的背景是一股沒有目標的，或者說自我指涉的情動。模型的各個部件只以對方為對象進行組織。它當然是不可能徹底化的，大量的模糊、殘餘和錯誤會繼續保留在這里。

接著，在自我指涉停止之後，我們進入漫長的修補、語境化過程中，比如說看了《柏格森主義》之後，可以把時間的質的領域和深度連接起來，如此等等。它是一個修修補補的過程，模型面對的是非其內部的模型或者零件。它的最終成果是一個幾乎不動的模型，此後任何概念進入他的腦海，他都會用該模型進行評判，而不會反過來修改模型。這一模型儼然成了某種道德，某種不可質疑也無需辯解的最終裁斷。此時，或者此模型的所有者遇到了自己的極限，繼而看到了自己的多餘，開始跳出這一模型進行艱難的探索：「康德如何保證人們會遵守道德呢？」又或者，他遭遇了其他人提供的哲學概念，那個創新的、無客體的、吸引人的概念。它作為事件直接插入語境化的模型中，或許會帶來一些動搖與曙光。

在這個意義上，重要的不是宣稱任何學科內部的模型不該擁有某種強權，比如說批判芝加哥學派的價值理論受到了太多人的關注，應該多看看哈耶克。這種批判立場對學科內部的模型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影響。重要的更不是堅持使用一個不進入任何學科內部模型的模型。這麼做當然是可能的，但那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而是藝術行為。

不得不說，最近看的很多民科論文都非常有詩意，而且也頗具啟發性。只是這大概並非他們想要的。可能的行動要不然是對既有語境的耗盡，要不然是以一種更新的姿態介入到語境中去。

在休謨的時代，反對神存在的設計論證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論證根本不是論證：這個世界這麼完美，很難不是誰設計的，那是誰呢，就是神。這其實是一個直覺，是一個在社會「學科」內部的模型。休謨沒有給出駁論，因為直覺是沒法反駁的，它只能被解釋掉。休謨的大致方案是：我們可以想像，我們這個宇宙的時間和空間是在很多個宇宙覆滅之後才出現的，之前的宇宙是從混沌之中長出來的，每次長出來它都比混沌的有秩序一些，直到我們這個宇宙達到了極高的自洽性。正因為時間也是被創造的，所以宇宙其實有無限的時間變得自洽。很多人稱這一觀點預示了進化論，但當時人們顯然不會接受這一通胡扯。

而在今天，說科學是趨向於真的，和提出科學只是對可感知經驗進行語境化，前者顯然更符合人們心中的那個模型。重要的因此絕非一套精彩絕倫的論證，而是一場讓人們陷入情動的、可能堅持到科學化的事件。它或許在20世紀初發生過，或許沒有。但相較於創造虛擬的哲學和插入現實的實踐理性，歷史實在是一個沒有任何說服力的理由。

重讀《虛擬的寓言》，更加清晰，集伯格森與德勒茲思想於一體，還有阿倫特《過去和未來之間》。世界處於相互聯系和作用之中，在場與不在場，過去和現在之共時同時的將來，無知覺的身體，感-動。感覺是潛能在感知身體內在場的模式。斯賓諾莎：泛神論，宇宙宗教主義情懷，上帝即自然。虛擬：一方從另一方中出現，又回到另一方中。我的聯想：人應該可以成為用於感受的個人機器，既是主體也是客體。關於電影截圖能稱為電影嗎？它懸置了影像運動的連續性。

嚴蓓雯《虛擬的寓言—運動，情感，感覺》（Parables of the Virtual by Brian Massumi  布萊恩·馬蘇米，2012）譯後記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May 21, 2025 at 8:11pm

吳明益：去到那裡／哪裡：我讀到的卡爾．奧韋．克瑙斯高～～「自傳性虛構小說」往往都不避諱將生命陰暗面寫出，有可能會使得親密之人在網路時代受到極大的困擾。它的危險在於，寫作者認為不得不寫的藝術動力，極有可能帶給他人痛苦。

一個人自我形象的構成不僅包括你是什麼人，也包括你想成為什麼人，能成為什麼人，或曾經是什麼人。── Karl Ove Knausgård，《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p.102

當出版社的編輯琬融將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書稿寄給我並且邀稿時，我立刻思考是否要推卻。原因是，我所收到的60萬字書稿，不過是克瑙斯高《我的奮鬥》系列（我個人還是偏愛英譯為 My Struggle的寓意）的三分之一而已。而這系列早已在歐洲文壇備受關注的作品，是以一種稱為「自傳性虛構小說」（autofiction）的文體所寫成。這個詞被用在諸如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以及柯慈（J. M. Coetzee）部分作品上，指的是作者將自己的成長記憶添加感想，透過戲劇性敘事，加上臆測、想像寫成。敘事時通常採用第一人稱，並且會直接使用本人的名字，而不會像某些私小說一樣刻意取另一個名字來指涉「我」。

這類作品與作者本人經歷往往非常接近，加上連名字都直接使用，難免會把與自己周遭的人都拉進這個「具某種程度虛構性」的敘事裡，而引來窺探。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樣的寫作模式帶有某種危險性，因為總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任何一部分被陌生人閱讀並且品頭論足吧。更何況，這類作品凡是傑出的，往往都不避諱將生命陰暗面寫出，有可能會使得親密之人在網路時代受到極大的困擾。它的危險在於，寫作者認為不得不寫的藝術動力，極有可能帶給他人痛苦。

這真是寫作的意義，是寫作的本質嗎？

這問題與我的寫作歷程相伴相處，至今未有解方，這成了我沒有太大動力閱讀的最根本理由。但這寄來的書稿，卻又如此吸引我打開來。《我的奮鬥》出版於2009至2011年，共計6冊，在挪威已售出50萬本。由於挪威人口不過500萬上下，這意味著它絕對算是國民暢銷書，何況克瑙斯高正是憑藉著它而備受國際文壇稱譽。如果我「拒絕」讀它，是否也意味著我的怠惰？

於是在思考如何回絕之前，我開始了這60萬字的閱讀，讀著讀著，我的另一個疑慮油然而生──我能讀一系列作品裡的其中「兩冊」，來「導讀」這系列作品嗎？這個問題若置換一下，便可以感受到在這個社群媒體強大時代的一個重要提問：我們能以一個人一生裡三分之一的時光，評價（或知曉）他的人生嗎？而在這個資訊龐大、倏忽即逝，又不可避免地每天朝死亡前進的線性人生裡，我們哪有時間去「完整地」讀另一些人的人生呢？

走進另一個人的私密人生

這些問題在我閱讀時縈繞不去，另方面，我又漸漸沉浸入克瑙斯高的敘事，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與他算是同時代的人，彼時人們的成長史，已經被納入名為「地球村」的洪流裡，因此跨域文化的強度似乎超過了地域文化的強度。在台灣成長的我，與遠在挪威成長的克瑙斯高一樣聽Deep Purple、The Doors，一樣看《巴黎野玫瑰》，一樣覺得自己不被理解，與上一代漸行漸遠。透過這些元素，在《父親的葬禮》裡，我對克瑙斯高筆下與父親對抗又想親近的情緒產生了共鳴。特別是其中一段還是少年的他有段時間被送去與父親同住，他跟父親反映說房子冷，而父親給予他輕蔑的回應。當他賭氣離家時，卻在走到路口的回望裡，看到屋子升起了煙。一個少年徘徊躊躇的身影，牽引了我閱讀的感情。

做為一個北國的作家，克瑙斯高的筆觸將綠意藏於冰雪之下，在看似平凡的敘述裡總站著一個眼眶濕潤的男孩、多情少年、苦惱的年輕作家，讀者跟著他偷偷運酒避過父母去友人家跨年、擔憂陰莖是否太歪、所愛之人不理睬自己，以及平淡人生與寫作志業的拉扯……這些記憶對克瑙斯高的人生來說都「已成定局」，只是作家透過寫作「再一次」經歷，並在我們閱讀時和他一同經歷。我一直以為，這種對已成定局的過往感傷是很親暱私密的，唯有傑出的作家才能把陌生的讀者拉進其中。

克瑙斯高把平凡的人生成長，透過像是提煉過卻又毫不在意的句子寫出來，產生了非凡的即視感，讓我幾乎找不到停頓閱讀的地方，於是我漸漸領略了克瑙斯高的魅力。對我而言，他不多但總恰如其分的寫景真是高明極了：「丘陵在另一處隆起，往下能延綿至海，水一樣是黑的。光從河流和丘陵間的一棟房屋傾瀉而出，強烈且明亮。而天邊的群星，與大地灰濛濛的色調過於相近，僅在夜空的更深處，才得以依稀見到一點。」這是挪威人才有的視野吧，這是冰雪國度的美學。（下續）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May 4, 2025 at 1:32pm

而我也迷上了他那些「直觀勝過邏輯」，卻似乎準確明智的話語，比方說這段：

19世紀虛無主義與我們的虛無主義的不同，正是空虛與平等的不同。1949年，德國作家恩斯特．榮格曾說，將來我們會建立起一個世界政府。現在，由於自由民主制已稱雄於現代社會，似乎他所言不虛。我們都是民主主義者，我們都是自由派，各個國家、文化和人民之間的差異正在普遍瓦解。

而這場運動從本質上說，又何嘗不是虛無主義的？「虛無主義的世界本質上而言，就是一個日益縮減的世界，自然而必然地與趨向原點的運動相符。」榮格寫道。有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這樣的縮減，那便是把上帝視為「善」，再比如那種要為世界上所有複雜趨勢找到一個共同特性的嗜好，又比如專門化的傾向，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縮減，又比如要把一切轉化為數字的決心，美、森林、藝術、身體，概莫能外。因為如果金錢不是一種實體，將大部分不同的事物加以商品化，那它又是什麼呢？

抑或如榮格所說：「漸漸地，所有領域都被歸到這個獨一的共性之下，即使與因果關係所處的距離像夢一般遙不可及的領域也不例外。」在這個世紀，就連我們的夢境都是相似的，就連夢境都是可以出售的東西。注重平等不過是冷漠的另一種說法。

這就是我們的黑夜所在。──《戀愛中的男人》，p.112-113。

藏在陰影裡的記憶與不敢直視的自我掙扎

漸漸地，我愛上了《我的奮鬥》的敘事（特別是第一本），我愛上他的毫無節制、囉唆、猶豫不決，以及冷靜的，屬於北歐色彩的感傷與銳利分明。也許是因為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明白了人生毫無停頓，也不能簡寫。當然，也明白了人不會同意（或不同意）另一個人的全部。

於是我回信說我會寫篇感想（而不是導讀），並且說明我會提到對這部作品的一些負面感受。在交稿前我讀了第二遍，漸漸明白了，我對這兩本作品的負面感受很有可能也是對同樣身為作家的我自己的負面感受。

在從事寫作的這段時間，我從未懷疑過記憶的意義以及回憶的意義，因為這是生而為人最迷人的核心。我們透過回憶的梳理咀嚼，並且在日常生活裡就像水獺築壩一樣在流水中建造自己的記憶建築。記憶當然不完全是美好的。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完全善良、正直、誠實的人，但幾乎都不是，至少不永遠是。所有人都做過自己眼睛無法直視之事。寫作一本宣稱「非虛構的自傳」時，執筆者往往會迴避那些非正直、誠實、善良之事。因此，自傳反而常是「虛假的」，多數自傳都是寫「他人」時誠實，寫自己不然，有時提及自身之惡，也是某些自我形塑的形象。我一直覺得，自傳是很好的他者材料、時代材料，卻不一定是很好的檢視作者自身的材料。

相對之下，在自傳體的小說裡，作者可以寫出那些他無法直視他人眼光做過的事，因為「虛構小說」一詞保護了那些藏在陰影裡的記憶。在我看來，第二部的《戀愛中的男人》，克瑙斯高的朋友蓋爾提到他在北挪威與一位13歲女孩發生關係的事，就屬於此類介於現實與非現實間迴盪的話題──沒有人可以掀開那層簾幕，那簾幕後的事，只活存在書寫裡。小說裡的克瑙斯高否定後又懷疑自己真的做過，這是很困難，需要勇氣的真實的一刻。

只是，作者的勇氣，或許只能限於作者的自身。「勇敢地」把他人私密之事也憑藉強烈的自我觀點寫出來（除開那些公眾之事），是極其自我的行為。偏偏強烈的自我中心，是許多藝術家的人格本質（包括我在內）。

當我看到作者在訪問時提及把親友、情人的私密故事為了寫作傾巢而出，如同一種「文學自殺」（literary suicide），而後被書評、媒體廣泛引用時，我不禁感覺到「作者」此一身分的自大以及一種自我指涉的恐懼。

為了寫作將他人的人生傾巢寫出，如果角色交換，我會說這必將是週遭之人的惡夢。這並不是文學的自殺，而是為了追求文學的成就，忽略其他人感受（我不願用到「殺」這個字）的行為。這或許不只是對這本書的保留，也是我從事寫作多年之後，對寫作者人格該是如何的保留。（下續）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May 1, 2025 at 11:11am

（續前）在網路時代以前，不管是八卦新聞或是自傳性小說，即便引起讀者深層，屬於黑暗部分的好奇心，但礙於資訊的困難取得，不至於會大規模、長久地造成被書寫者的困擾。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要挖掘一個人的背景實在太容易了，即使是扭曲的話語，都會恆久存在，並被片面讀到，流傳下去。

在所有的傳統藝術中（我撇除了近代發展出的第八藝術），寫作是最容易把自己對他人、對價值觀、對自我生命評價暴露出來的形式。我們可以從音樂裡聽出作曲者的掙扎，但不會從作品的內容得到說明；同樣的，觀看一幅畫亦然。根據國外媒體的報導，從第一部作品的出版後，克瑙斯高父親那方的親友就提出了法律行動，而他的妻子也再次陷入嚴重的憂鬱症。據說克瑙斯高因此修改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刪除部分內容。這讓我相信，克瑙斯高絕對有過掙扎。雖然書裡確實提到希特勒，但我寧可相信克瑙斯高不是以中文的「奮鬥」來回顧自己的半生，而是掙扎、無止境的掙扎，當然，這也無法讓那些不願被寫的人釋懷一分。

那些不書寫，以自己的方式度過一生的人，在書寫的世界裡就是弱勢者，他們才是冰雪下的綠樹。他們沒機會為自己發聲，即便寫作者本身感情豐沛、並無惡意，但人誠實地以自身的識見、感情表達對他人的看法並成為公眾讀物，就可能對另一個人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讀者讀來或許「只是一件小事」，但對某些人來說，那可能是絕不想曝光給外人知道的刻骨銘心之事。

我認為許多寫作者，都真心厭惡那個不為他人所見的，心底的自我。這或許是My Struggle的真正核心吧？

寫作就是將陰影裡，我們所知的一切精神呈現出來

另一方面，像克瑙斯高這類動輒以百萬字計，將自己的人生幾乎是鉅細靡遺紀錄下來的作品，本身就充滿了「虛構性」。怎麼可能？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人生，那麼多的對話（包括第一次摸到女孩乳房時和死黨的對話）、那麼多的「第二天」、那麼多的景色、跳躍的思維，寫作時怎麼可能如此井然有序、細緻地加以陳述？

只是這樣的虛構性又透露著真實感──我們不得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人的生命就只在於注視自己，以至於所有的記憶都圍繞著「我」維生，他們可能在很早的時候就寫作日記，隨著日子過去，在讀自己的日記時也會油然產生一種陌生感，於是，最終將新意識與舊紀錄遂編織成一部「小說」。

克瑙斯高在書中說：「文學的唯一法則是：一切必須隸屬於形式。要是文學其他的元素強過形式，諸如風格、情節、主題，其結果將甚微。這就是為什麼有著強烈風格的作家常常會寫出反響不大的書。這也是為什麼有鮮明主題的作家常常寫出沒有影響力的書。主題和風格上的強烈與鮮明必須打破才能讓文學有一席之地。這一破除我們稱為『寫作』。比起創造，關於寫的更多是破壞。再沒有比蘭波更清楚這一點的了。他的卓越不是因為他在騷動煩亂的年少時期就有此頓悟，而是他將此一原則也付諸於自己的生命。蘭波崇尚一切自由，他在寫作上是如此，生活中亦如是，這是因為自由被奉為至尊，他可以把寫作置於身後，甚至可能是必須把寫作置於身後，因為寫作也成為一種羈絆，需要被打破。自由就是破壞加上行動。」（《父親的葬禮》，p.222）或許他就是這麼沉迷於把寫作視為生命的核心，決心以這樣的形式去表現吧？

《我的奮鬥》並非以故事為主軸，它的形式在於滔滔不絕的陳述，以及無盡的細節。除了前兩冊《父親的葬禮》與《戀愛中的男人》以死亡與愛情為主題外，在未來即將出版的另外四冊裡，分別是：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此刻讓我們回到這篇文章一開始的自我提問：我們花這麼多時間讀另一個人的人生做什麼？

或許這也可以用克瑙斯高自己的語言來回應，他說：「知道的越少，它就不存在。知道得太多，它也不會存在。寫作就是將陰影裡我們所知的一切精神給呈現出來。這就是寫作。不是那裡發生什麼事，不是那裡事件如何展開，而是單純的那裡。這就是寫作的目標與方向。但又要如何到達那裡？」（《父親的葬禮》，p.217-218）

要如何到達那裡？那裡是哪裡？這是肯定句也是疑問句，我們總是一邊總結一邊提問，因為，有時我們的總結在他人的提問裡，有時我們的提問在他人的總結裡。

（原題：去到那裡／哪裡：我讀到的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作者：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吳明益；202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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