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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Studio 4 hours ago

萊辛、德勒茲和梅洛龐蒂三者的藝術評論有何同異處？

西方18世紀著名的藝術史學家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曾這麽評價梵蒂岡的古希臘雕塑《拉奧孔與兒子們》：儘管拉奧孔身處被巨蛇咬死的極端肉體痛苦中，他的神情卻沒有流露出猙獰的狂吼，而是克制的嘆息。溫克爾曼認為這展现了古希臘人「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靈魂。

溫克爾曼的理論在1755年發表後，席捲整個 18 世紀後半葉的核心主流，取代了之前巴洛克（Baroque）的激情誇張與洛可可（Rococo）的繁複奢華，成了新古典主義。

這裏提個題外話，作為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作之一，畫家大衛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經典畫作《馬拉之死》，從視覺藝術的角度上來看，無疑是傑出的。無論是構圖、色彩還是用光的布局，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像之美。通過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大衛成功地將一個暴戾的獨裁政客，包裝成一個具有慈悲心的、無私的聖徒。

身為溫克爾曼理論的反對者，萊辛告訴藝術家：「待在你的邊界裡，用理智與有限的空間激發想像。」

梅洛龐蒂反駁道：「邊界是虛構的，讓你的身體沉浸到世界的肉身中，去捕捉知覺的初創。」

德勒茲則走得更遠：「忘掉主體與身體吧！藝術是一場宇宙暴風，將所有的物質與力量不斷摺疊、展開，化為永恆的生成。」

Comment by Host Studio 6 hours ago

[愛墾研創]梅洛龐蒂論塞尚和德勒兹論巴洛克

這兩位當代法國哲學大師對藝術與美學的論述，代表了現象學與後現代主義對「感性空間」與「物質形式」的深刻重構。梅洛龐蒂藉由塞尚的繪畫去解構傳統的透視法，回歸到身體最初對世界的「前反思」感知；德勒茲則透過巴洛克式的「摺疊」概念，將物質與靈魂連接，展現出一種無限變動宇宙觀。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19, 2026 at 5:21pm

陳明發夢敍：重慶渡江～～不曾到過四川，但給到来馬来西亞的重慶大學遊學生上過課。為了那些文創課，我下了不少功夫去了解四川和重慶，盼的是他們能從地方感性中，看見文創在各領域的可能，尤其是無可取代的可能。後来知道有首歌叫《成都》，聽到「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那两句，覺得不僅很有深情，也有奥義。不是嗎？三星堆 不也是在四川嗎？這古代青銅文明在歷史上熄燈了，而且土埋岩壓在黑暗中三四千年，又走到了我們的視野裏，是個什麽様的的叙事；什麽様的境遇？海德格爾為何特别喜歡「敞開」、「照亮」這些詞；班雅明也說藝術有「靈光」？因為時間啊。時間「不停留」。

寫這些，是因為昨晚夢見重慶渡江四字，睡醒很愕然。不曾到過四川，重慶為何入夢？

它應該和昨天的那個字Sagendary有關。（19.10.2026 陳明發）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13, 2026 at 6:29pm

嫣然：文創直觀觀念的詩性表達

[愛墾研創·陳楨] 漢字作為文創機器：外寄化、認知系統與符號呼喚的文本宇宙

[愛墾研創·陳楨] 漢字作為文創機器：「巫」字
陳明發博士·文創哲學的互唤概念——三星堆面具互唤甲骨文

鄭紅娜：大觀念教學何以實現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13, 2026 at 2:50pm

何謂觀念？～～觀念起源於人的主動意識。在《說文解字》中，「觀，諦視也」，可以引申為仔細查看、分辨、審視之意；「念，常思也」，指一瞬間的念頭或持續延綿的思念，表示人的主觀意識活動。可見，觀念源自主體對外在世界的反映，觀念的形成離不開主體的感性經驗。

觀念源自主體意識，但仍具有客觀性的可能。人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生存於世，其情感意志活動總會受到社會現實的影響。那些現在看來躍然紙上的、固定的觀念，其實是「作為社會存在反應的社會意識，其中包括人們對社會各種現象的認識、看法而形成的觀念及其系統化、理論化的觀念形態。」[4]他們雖然具有個體性和主觀性，但是並不意味著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喪失。即使是發自個體的情感、精神、意識等主觀感覺，也可能創造、生產、轉化為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的科學知識和社會共識。甚至很多具有創造性的科學發明和膾炙人口的藝術作品，都源於主觀的感性活動。

正如高揚個體知識價值旗幟的英國哲學家波蘭尼（Polanyi M，1891-1976）所指出的，「所有的科學知識必然包含著個人系數。」科學家發現問題之前的注意、觀察、分析、比較、判斷、修正、調整等複雜過程，不僅需要理性的推理，更需要科學家發自內心的熱愛與追求，需要長期探索沉淀的習慣、個性、直覺、熾愛、激情、洞察等理性情感。「科學的激情可以起到導向作用」，「沒有理智激情的指導，任何研究過程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毛之地，成為一些平庸的研究。」[5]深刻的、理智的情感與崇高的精神追求是觀念的內核與導航，具有能動的價值導向與情感激勵功能，能夠發揮深刻感化、理性批判與指導實踐的作用。（原見：愛思想平台；摘自：鄭紅娜：大觀念教學何以實現）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30, 2026 at 9:14pm

[愛墾研創] 從單子到個體化：萊布尼茲、希蒙東與德勒茲的生成譜系

吉爾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化理論，與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單子論並非單純的對立，而更像是一次由「既成個體」向「生成過程」的哲學轉向。萊布尼茲以「單子」（monad）說明世界的基本存在單位。單子不是物質原子，而是具有自身內在活動、知覺與欲求的形上學個體；每一個單子以自身的方式表達整個宇宙。因此，在萊布尼茲那裡，問題主要是：一個既已成立的個體如何表達世界。

西蒙東則將問題倒轉過來。他認為，傳統形上學往往把「個體」當作理所當然的起點，卻忽略了個體究竟如何形成。因此，他以「個體化」（individuation）取代「個體」（individual）作為存在論的核心。個體不是最初的存在，而是個體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或相位。個體化之前存在的是「前個體」（preindividual）的亞穩態場，其中包含尚未實現的潛勢、差異、張力與能量；個體正是在這些關係與張力中生成，並且始終與其「伴隨環境」共同形成。

如此一來，西蒙東並非取消單子，而是對單子觀念進行重新定位：單子不必被理解為封閉而完成的最小實體，也可以被重新理解為某種暫時凝結的生成相位。這使「單子」從「最小的存在物」轉化為「最小的生成單位」。

德勒茲（Gilles Deleuze）則從另一條路徑重新發現萊布尼茲，尤其以「摺疊」（fold）說明存在如何不斷內折、外展與生成。若說萊布尼茲提供的是「單子」，西蒙東強調的是「個體化」，德勒茲則把兩者推向「生成」：個體不是固定容器，而是差異與關係持續摺疊的結果。三者因而可以形成一條思想譜系：單子—個體化—摺疊—生成。

這條譜系也可以延伸至文化創意與體驗研究。若將「體驗單子」理解為一個封閉、不可再分的經驗單位，它仍較接近傳統單子論；但若把它理解為一個暫時凝結的體驗相位，它便更接近西蒙東：體驗並非完成品，而是前個體情動在環境、他者、符號與事件的作用下逐漸形成的個體化事件。

由此，「情動—情緒—情感」也可以被重新置於生成論的脈絡中：情動較接近尚未充分語言化、個體化的前個體潛勢；情緒是經由身體與意識開始定形的中介狀態；情感則進一步進入語言、記憶、社會與歷史，成為可辨識、可敘述的文化經驗。而「興湧」恰可被理解為前個體潛勢開始找到個體化通道的臨界時刻；「呼喚」則是某種來自世界、他者、作品或事件的觸發，使潛勢開始回應。

因此，若以一句話概括這條思想線索，可以說：萊布尼茲問「個體如何表達世界」；西蒙東問「世界中的潛勢如何生成個體」；德勒茲問「生成如何持續摺疊」。而陳明發博士曾提及的「體驗單子」，則可以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它不是生成的終點，而是生成暫時凝結的地方。

在這個意義上，陳博士的「情動—興湧—呼喚—個體化—體驗」並非幾個分離概念，而可以被理解為同一生成過程的不同相位：世界先以尚未定形的差異觸及人，經由呼喚形成興湧，情動開始個體化，最終凝結為可感、可述、可共享的文化體驗。如此，「單子」便不再是一座封閉的形上學小宇宙，而成為一個向世界敞開、持續生成的「體驗摺疊點」。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10, 2026 at 10:49am

[愛墾研創] 當流量開始反噬流量：談「顛覆性放大」與逆反 KOL 的文化邏輯

在社群媒體時代，權力與流量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誰說了什麼」更值得注意。一則訊息之所以具有影響力，並不只是因為它的內容具有說服力，而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已經聚集大量注意力的位置。官方帳號、大型媒體與意見領袖之所以具有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替訊息取得了可觀的流量入口。

也因此，當使用者不再試圖建立另一套與之競爭的傳播系統，而是直接進入既有的流量場域，利用原本的訊息、標籤與受眾進行反向解讀，一種很特殊的傳播現象便出現了。維也納大學漢學系教授 Christian Göbel 將這種現象稱為「顛覆性放大」（subversive amplification）。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於：反對者不是削弱原訊息的曝光，反而可能進一步增加它的曝光；只是曝光之後，訊息所產生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

換言之，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宣傳」，而更接近「讓宣傳的流量反過來服務於反宣傳」。

一般 KOL 的運作邏輯，是先建立自己的受眾，再向受眾輸出內容。影響力來自「我擁有多少人」。逆反 KOL 的邏輯卻恰好相反：它不一定需要擁有自己的受眾，而是尋找已經擁有巨大受眾的對象，然後進入對方的傳播場域。

因此，被「劫持」的並不只是某一則貼文，而是貼文背後的注意力。

一篇原本意在宣傳某項政策的文章，可能因為大量反諷留言而成為爭議中心；一個原本用來凝聚支持的 hashtag，可能逐漸被賦予第二層甚至第三層意義；一支原本具有正面宣傳意味的影片，也可能因為網友重新剪輯、截圖或引用，而成為反向討論的素材。

這裡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轉折：訊息的曝光量與訊息的控制權，開始彼此分離。

對傳統宣傳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越多人看到，就越多人接受」。但社群媒體把這兩件事情拆開了。演算法可以放大一個內容，卻不能完全控制人們如何理解它。於是，同一個流量入口可以產生彼此衝突的意義。

這正是「顛覆性放大」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甚至不一定需要直接否定原始訊息。很多時候，更有效的方式反而是「過度認真地接受」對方的語言。當一個宣傳口號本身具有高度概括性，例如「廣泛支持」、「深受歡迎」、「高度重視」等，使用者不必立即提出一套完整的反駁，只要追問：「廣泛是多少？」「歡迎的標準是什麼？」「高度重視又如何證明？」原本看似自然的宣傳語言，就開始暴露它需要被解釋的部分。

這是一種很有文化意味的反抗形式；它不是另造一套宏大敘事，而是讓既有語言自己產生裂縫。

因此，顛覆性放大的力量往往不在於「說出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答案」，而在於讓更多人開始意識到：原來同一句話可以有另一種讀法。

而當這種重新解讀可以被複製，事情便更進一步。

一個人提出反諷，可能只是一則留言；十個人使用類似語法，便可能形成某種共同語感；數百人不約而同地引用同一個詞、同一個 hashtag 或同一種敘事方式，它便開始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這時候，反對者甚至不再需要KOL（Key Opinion Leaders）。

傳統 KOL 的模式是「一個中心向許多人傳播」；顛覆性放大則可能呈現「許多人共同改寫中心訊息」的狀態。它的傳播力量並非來自單一領袖，而來自大量普通使用者對同一個符號進行各自的再創作。

這種去中心化也是它最強、同時也是最弱的地方。

強大之處在於，沒有單一的「反對者代表」可以被簡單消音。當每個人都只是在留言、轉發、截圖、玩梗或分享自己的經驗時，整個現象未必具有一個可以被指認的中心。

但弱點也同樣明顯：大量聲音並不等於統一的政治或社會訴求。顛覆性放大很擅長拆解權威敘事，卻未必能夠建立一套完整的替代敘事。它可以讓人懷疑，可以讓人重新閱讀，可以讓原本單向的訊息變得多義，卻不保證所有參與者會因此走向同一個結論。

從文化角度看，這其實反映了網路時代權威結構的一個深層變化。

過去，媒體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誰能出版」之上。能夠出版的人掌握話語權，無法出版的人只能成為受眾。但社群媒體出現之後，問題逐漸變成：「誰能決定一則訊息最後代表什麼？」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10, 2026 at 10:41am

這是一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因為即使原始內容仍然由官方、媒體或 KOL 發布，內容進入社群之後，就會進入另一個文化加工過程。截圖、留言、迷因、反諷、二次創作與個人經驗，都可能附著在原始訊息之上。最終，原本單一的訊息變成一個由不同群體共同爭奪意義的文化物件。

所以，「顛覆性放大」顛覆的，未必是某一句宣傳口號，而是訊息與意義之間原本看似牢固的關係。

官方可以決定自己要說什麼，KOL 可以決定自己要發布什麼，但當內容進入公共空間之後，卻很難完全決定受眾應該如何理解它。

這也使「逆反 KOL」成為一個值得重新理解的概念。

逆反 KOL 並不是另一種更強大的意見領袖。它甚至可以沒有固定的帳號、沒有龐大的粉絲群，也沒有明確的組織。它擁有的，是一種「重新編碼注意力」的能力：把別人辛苦建立的流量入口，轉換成另一種閱讀方式。

於是，流量不再天然等於影響力。

一個帳號擁有一百萬觀看，不代表它能控制一百萬個人的理解；一個 hashtag 登上熱搜，也不代表所有使用者都接受它原先被賦予的意義。

這才是顛覆性放大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啟示：在注意力高度集中化的時代，集中本身既是權力，也可能成為脆弱性。

越大的帳號，越可能成為注意力的中心；越集中的流量，越可能吸引不同意見進入；而一旦大量使用者開始在同一個入口重新解讀內容，原本用來放大訊息的機制，就可能同時放大對訊息的質疑。

因此，顛覆性放大並不是簡單的「反對」，也不是單純的「搶熱搜」。它更像是一種文化上的借力：借用既有權威的語言、借用既有平台的流量、借用既有 KOL 的受眾，然後在這些既有結構之中加入新的解讀。

最終，被放大的可能仍然是原來那則訊息。

只是當人們再次看到它時，它已經不再只代表發布者希望它代表的意思。

而這正是社群媒體最微妙的權力轉變：具有顛覆性的，不一定是讓一個聲音消失，而是讓一個聲音失去對自身意義的完全控制。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6, 2026 at 10:11am

[愛墾研創] 當「高階思維」遇上標準答案：從2025年SPM華文〈張憑〉考題反思KBAT的真正困境

在馬來西亞推行《教育發展大藍圖》的背景下，高級思維技能（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HOTS；馬來語稱 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KBAT）無疑已成為近年教育改革的重要關鍵詞。教育部推動KBAT的初衷並不難理解：希望逐步擺脫過度依賴記憶、背誦與標準答案的傳統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分析、評估、解決問題及創造的能力。

問題是，當「高階思維」從教育理念走進大型標準化考試，它是否仍然真正代表思考？這是一個值得重新追問的問題。

尤其在SPM華文科中，語文理解、文學鑑賞與高階思維三者本來就存在微妙的張力。學生一方面必須準確理解文本、掌握語文知識；另一方面，又被要求進行推論、評價與延伸。如果命題與評分設計稍有失衡，「培養思辨能力」便可能變成「猜測命題者意圖」，而「沒有標準答案」也可能在實際評分過程中重新變成另一種標準答案。

因此，要討論SPM華文KBAT的問題，與其引用未經核實的「超時事古文題」作為例子，不如直接回到一份真實考卷。

2025年SPM華文試卷二的古代詩文部分出現《世說新語・文學》〈張憑〉。這篇文字講述張憑自負才氣，主動拜訪劉尹，起初受到冷淡對待；後來在清談場合中展現才華，使在座眾人驚異，劉尹因而改變態度，並推薦張憑，最終使他獲得任用。相關試卷資料顯示，考題涉及張憑為何受到嘲笑、劉尹態度如何轉變、張憑具有什麼品質，以及文句翻譯等。[scribd.com]

乍看之下，這些題目似乎只是普通的古文理解題；但若從KBAT的角度分析，〈張憑〉恰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才算是高階思維？而標準化考試又能否公平地測量這種思維？

一、〈張憑〉真正考的，不只是「找答案」

傳統古文閱讀往往強調逐字翻譯、解釋詞義、掌握句意。這些當然重要，因為如果連文本都讀不懂，後面的分析根本無從談起。

但是，〈張憑〉的價值正在於：它不只是要求學生知道「發生了什麼」，還可以要求學生回答「為什麼會發生」。

例如，張憑「負其才氣」，相信自己必能與當時名士交往，因此主動拜訪劉尹，結果卻遭到鄉里及同舉者嘲笑。如果只是低層次閱讀，學生只需指出「大家笑他」。

可是，更高層次的閱讀則要求學生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大家會笑他？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5, 2026 at 10:40am

這涉及人物心理、社會評價與事件背景的推論。張憑的自信，在旁人眼中可能成為自負；他的自我評價與社會評價之間存在落差。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記憶，而是「文本證據—人物動機—因果關係」的分析。

同樣地，文章後來寫張憑在清談中提出見解，「一坐皆驚」，使劉尹的態度發生變化。學生若能比較人物前後的待遇，便能進一步理解：

一個人的能力，如何透過實際表現改變他人原有的判斷？這就是古文閱讀中很典型的高階思維路徑。

二、真正值得討論的，是「自信」與「自負」的界線

〈張憑〉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價值判斷問題。

張憑究竟是一個自信的人，還是一個自負的人？

「負其才氣」顯示他對自己的才華非常有信心。從現代人的角度看，這種自信可以理解為勇於爭取機會；但如果一個人只有自信而沒有能力，那麼自信便可能變成自負。

張憑之所以最後得到肯定，關鍵正在於他用實際表現證明了自己的自信並非毫無根據。

若把這篇文章轉化為KBAT題目，可以這麽問：「你認為張憑主動拜訪劉尹的行為值得肯定嗎？試說明理由。」

這種題目的難度，不在於背誦某一句原文，而在於學生必須建立自己的立場，再以文本作為證據。

例如學生可以認為張憑值得肯定，因為他不因旁人的嘲笑而放棄自己的目標；也可以指出他的行為帶有自負成分，但由於後來確實展現了才能，所以他的自信最終得到證明。

只要論點合理、能引用文本證據支持，就應該具有一定的答案開放空間。這才是KBAT真正應該追求的方向。

三、劉尹的態度轉變，其實比張憑更值得考

進一步分析〈張憑〉，我們會發現這篇文章另一個重要人物其實是劉尹。劉尹一開始對張憑相當冷淡，但在張憑展現才能後，態度明顯改變，甚至推薦他給撫軍。

這裡存在一個非常值得學生思考的問題：劉尹一開始沒有看出張憑的才能，是否代表他「不識才」？

答案未必如此。

更值得肯定的是，他在看到新的證據後，願意改變原來的判斷。這涉及現代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思維能力——根據新證據修正自己的判斷。

換言之，〈張憑〉並不只是在教學生「要相信自己」，也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我們是否過度依賴第一印象？我們是否容易受到群體意見影響？一個人的才能應該如何被發現？選拔人才時，究竟應該看背景、名聲，還是實際能力？

當新的證據出現時，我們是否願意修正自己的看法？這些問題，便具有KBAT的精神。

四、問題不在於「KBAT太難」，而在於「KBAT如何被評量」

對SPM華文KBAT的批評，不應再簡化為「學生不應該被要求思考」。恰恰相反，華文教育非常需要思考。

問題在於：考試制度能不能區分「學生沒有思考」與「學生思考了，但思考方向與命題者預設的答案不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評量問題。例如一道開放式題目要求學生評價張憑的行為。評分若只是尋找若干預設的關鍵概念，那麼一個學生即使提出了合理、完整、有文本依據的另一種解讀，也可能因為沒有碰到預設關鍵詞而失分。

如此一來，考試實際測量的就未必是「思維能力」，而可能是：學生能否猜中評分標準所期待的思維方向。

兩者看似相同，實際上卻有本質差異。

高階思維評量，應該容許「不同答案、共同證據、合理論證」。

換句話說，答案可以不同，但必須有根據；觀點可以多元，但必須有邏輯；立場可以相反，但不能脫離文本。這與「完全沒有標準」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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