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Like the crews in Hokusai's masterpiece, those on the COVID-19 frontlines are today fighting towering waves. But - just as the sailors can spot Mount Fuji -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urpose. Theirs, then, is a lesson in leadership for all. (What can this painting tell us about leadership in the COVID-19 era? Jun 1, 2020 WEF)
日本畫家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在1999年曾被美國《生活》(Life)雜誌,選為過去一千年最重要的百大事件與人物(The 100 Most Important Events and People of the Past 1,000 Years)第86位。換句話說,他是一千年來最偉大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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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愛墾研創·藝術三觀-時代呼唤] 〈東亞區域緊張中的城市敘事〉)
〈大時代的城市敘事:當東亞緊張變成全球普世故事的養分〉——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風波」為背景的文創敘事可能性分析
在影視產業中,創作者並不總是能決定世界的方向,但世界的變化,卻往往決定了創作者的題材。
當東亞局勢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強硬言論而急速升溫,中國在外交與海上行動上做出強烈反擊,中日關係進入多年未見的緊繃狀態,外界自然關注是否會把原本集中在台海的風險轉移到中日之間。
國際政治的走勢固然重要,但對文化創作者而言,另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這樣的時代氛圍,會為影視與城市敘事帶來哪些可共享、可感知、具普世價值的故事?
本文試圖從文化與敘事角度分析:如果要拍一部面向全球市場、成本有限的都市劇,當前的地緣政治張力如何成為故事「背景的暗潮」,而非直接的政治宣傳?又如何讓本地事件具備跨文化的情感共鳴?
一、地緣政治不是主題,而是現代人的共同心理背景
無論台海、中日或中美之間是否真的爆發衝突,2020年代的核心情緒已經確立——不確定性。疫情後的社會重組、供應鏈移動、民族主義升溫、假訊息蔓延,加上東亞多重摩擦,使得全球的年輕世代與城市居民普遍感到:
「世界變得更複雜、更焦慮,也更難以理解。」這種心態本身就是一個敘事金礦。
一部都市劇若能捕捉這種「時代的微震」,便能讓觀眾覺得自身生活被看見,不需要拍軍艦或作戰圖,只要拍:
•反覆消失的航班
•物流延遲導致公司營運混亂
•街頭突然出現的避難演練
•留學生接到家鄉催促返國的訊息
這些微小細節不但具真實感,也能成為世界各地觀眾都能感受的「不安的日常」。
二、東亞摩擦帶來的五大敘事普世性
雖然導火線是高市早苗的言論與中國的反制,但劇作家應關注的是其背後能引起全球受眾共鳴的深層主題。
1.身份困惑:我屬於哪裡?
在地緣對立升高的年代,跨國家庭、海外學生、新創工作者比以往更容易產生身份焦慮。
世界任何地方的觀眾都能理解這種「我身在兩個國家之間」的撕扯。
2.信任的脆弱:人與人之間如何跨越政治隔閡?
當中日互相警戒時,故事中的角色也可能開始彼此多看一眼。
跨文化的誤會與和解,是全球最容易接受的戲劇張力。
3.小人物對抗大世界的不確定性
軍事摩擦常被描繪為國家之間的對撞,但其實最真實的,是城市居民在壓力下保持生活的普通勇氣。這些故事比武器更能觸動人。
4.在假訊息與輿論對立中守住真相
如今世界各地都面臨假新聞、分裂性的媒體論述與政治操弄。以此為題材的都市劇,能一次連結歐美、亞洲、中東的觀眾。
5.愛情與親密關係在不穩定年代更顯珍貴
愛情在政治與文化張力中更具韌性,也更容易成為國際市場的熱點元素。這種對「脆弱世界中的深情」的捕捉,是普世性的。
三、城市劇如何處理國際局勢?——「背景化」而非「主旋律化」
為避免創作受國際政治立場綁架,都市劇更適合採取「把政治放在背景」的方式,而不是「把主角變成政治工具」。
1.把緊張放在環境裡,而不是主線裡
例如:
•某天市中心多了軍車巡邏
•角色的手機突然收到政府的警戒通知
•海外親戚傳來擔憂訊息
這些畫面像天氣一樣:存在,但不是故事焦點。
2.主線講人,而不是講國家
觀眾追劇追的是角色,而不是政策。政治是「暗潮」,人性成「浪頭」。
3.不講誰對誰錯,而講「人如何在裂縫中活著」
這種角度能有效避開政治敏感性,也能讓故事真正打向全球。
四、東亞背景下的城市劇三種可能敘事方向
以下是最適合「普通預算」、「國際市場友好」的城市劇模型。
(一)混亂年代的職場群像劇
主角們因供應鏈調整、跨國企業縮編而面臨人生選擇。東亞緊張只是造成環境變動的「外部壓力」。
優點:容易拍、普世、很貼近串流平台口味。
(二)跨文化愛情與誤解
兩位主角來自政治上日益對立的國家。外部世界越撕裂,他們越需要互相信任。
優點:浪漫、易出口、不需要特效。
(三)資訊與真相:灰色地帶的都市懸疑劇
一則與地緣政治相關的假新聞引發混亂,主角(記者/工程師/律師)試圖釐清真相。不碰軍事,只碰「資訊正義」。
優點:國際普遍關注、成本與場景需求低。
五、當前東亞局勢能提供的文化反思
高市早苗與北京之間的言詞交鋒,只是東亞大時代變動的一個縮影。真正值得城市劇創作者思考的是:
•當全球化出現裂縫,我們如何在城市中重新理解他人?
•當國際對立增強,我們是否更需要跨文化的信任?
•當國家議題壓迫著每個個體,我們能否保有小小的溫柔與尋常?
這些都是普世性的問題,不屬於任何單一國家。而影視劇的責任,或許不是給答案,而是讓人看見:現代人其實都在面對同樣的困惑。
結語:大時代下的城市劇,講的仍然是人的故事
東亞或許正在進入一個更緊張、更充滿風險的年代,但文化創作不必把大時代當成政治任務,而可以把它當成敘事的底色。只要能捕捉到:
•不安的情緒、
•破碎的信任、
•城市生活的堅韌、
•以及個體對幸福的渴望 ——
這樣的故事就能跨越國界,被世界理解。在外部世界逼迫每個人選邊站的年代,文化敘事仍然可以選擇:講述那些超越國界的,以人為本的真實與善意。
([嫣然/愛墾研創·藝術三觀-時代呼唤] 〈東亞區域緊張中的城市敘事〉)
[愛墾研創·嫣然]近代西方殖民統治是否促進了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
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存在,其實早在歐洲勢力抵達之前的千餘年間已深深扎根。自公元前後印度文明透過海上貿易、宗教傳播與宮廷文化交流進入東南亞後,梵語便成為區域內上層文化與宗教思想的核心語言。從今日柬埔寨吳哥碑文、泰國與寮國的王室文書,到印尼爪哇與峇里島的古刻石,一整套以梵語為主軸的政治稱謂、神祇名號、文學風格與宗教語彙早已根深蒂固。因此,要討論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與英國等近代西方殖民者是否促進梵語文化的傳播,必須先理解殖民者抵達時,東南亞的梵語文化早已成熟,而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影響更多是「改變梵語文化的角色」而非「推動其進一步擴散」。
首先,從時間序列來看,梵語文化的高峰在東南亞多集中於公元5世紀至13世紀,屬於前現代時期的「印度化王國」階段。無論是高棉帝國的國家制度、爪哇室利佛逝與滿者伯夷的宮廷儀式,還是暹羅與緬甸等地的佛教與婆羅門傳統,都大量採用梵語作為儀式語言和知識體系的基礎。此時的梵語已是區域內的權威文化來源。因此,當近代西方勢力於16世紀開始介入東南亞時,他們面對的不是等待被開啟的文化空白,而是一個已全面吸收梵語文明的世界。
其次,就殖民統治的性質來說,葡萄牙與荷蘭主要關注商業利益,西班牙推行天主教教化,而英國則在東南亞南亞之間形成行政與貿易網絡。他們並未有意識地推廣梵語文化,也未將之視為施政工具。相反地,這些殖民者常以自身語言進行行政管理,並以宗教(如天主教或基督新教)、貿易法律與現代化教育體制作為改造地方社會的主要手段。因此,若從直接效果來看,殖民統治並未促進梵語文化的傳播,反而在某些地區削弱了其作為官方語言或學術語言的地位。
但若從更深層的文化互動觀察,西方殖民統治並非完全與梵語文化無關。在一些具體情況下,它甚至間接促成梵語研究的重生或保存。例如,英國在治理印度時,成立了如亞細亞學會(Asiatic Society)等研究機構,推動語言、宗教與古典文獻的整理工作。這些學術成果包括對《吠陀》文獻、印度史部類與梵語語法的大量研究,也間接影響以後的東南亞史學與文化理解。儘管這些成果並非直接推廣至東南亞社會,但它讓地方知識分子與殖民政府更清楚地認識梵語文化的價值,並在某些場合成為民族主義或文化復興運動的思想資源。
此外,殖民者與本土精英的互動也可能產生間接效果。例如,在荷蘭統治下的荷屬東印度,有部分學者與殖民官員因研究地方法律與習俗而深入閱讀雅瓦古典文學,其中包含大量以梵語為基礎的卡威文學(Kawi literature)。在這樣的背景下,梵語傳統作為文化或法律的一部分被重新詮釋,並以某種形式保留在殖民行政體系的理解框架中。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殖民統治所帶來的重大轉折。隨著西方教育體制的建立、行政語言的轉換與宗教勢力的變動,梵語文化逐漸從核心地位退居為宗教儀式、傳統藝術及民族文化象徵。例如,天主教的傳入使菲律賓在語言與信仰上與梵語文化幾乎完全切斷,而英國的教育政策使緬甸與馬來亞的精英逐漸以英語作為知識交流的主導語言。這些變化都削弱了梵語傳統在社會主流中的作用,並使其更像一種文化遺產而非活躍語言。
綜合來看,近代西方殖民統治並未促進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相反地,它多半削弱了梵語作為制度語言與學術語言的地位,使其淪為宗教文化的象徵;但在學術與文化保存層面,殖民者的研究與文獻整理反而意外促成了梵語文化的再認識。若要描述殖民統治與梵語文化的關係,可說是「間接保存、直接削弱、毫無推廣」的複雜互動,而其整體影響更多是改變梵語文化的存在方式,而非擴大其傳播範圍。
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民主的概念已經演變成一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敘事,並用空洞和誇張的言辭進行辯護,這是危機的一個深刻跡象。作者亨利·約翰斯頓是駐莫斯科的RT編輯,他在金融領域工作了十多年。
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封口費」案的判決,以各種可以預見的方式激起了那些慣有人物的情緒。「民主」這個詞從未遠離任何人的嘴邊。
「唐納德·特朗普正在威脅我們的民主,」喬·拜登總統本人表示,稱前總統對判決的質疑是「危險的」。《紐約時報》的編輯委員會稱贊前總統被定罪是「民主原則的卓越體現」,認為這證明,即使像特朗普這樣強大的人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如今,「民主」這個詞在西方世界隨處可見。幾乎每天都有人請求捍衛它,保護它,與它的死敵作戰,或者用浮誇的陳詞濫調來慶祝它的美德。精確和中立的用法已經讓位於一種意識形態的色彩,這種色彩既模糊又充滿活力。
人們可以感覺到,這個詞是在為某種衰落的美國主導的秩序和維護這種秩序的精英機構辯護——然而,就像它的表親「基於規則的秩序」一樣,它從來沒有被完全定義過。據說,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本身就在選票上。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如果說特朗普是上流社會眼中的典型惡魔形象,那麼民主主義就是對抗他的堡壘。
民主被灌輸了一種原始的形而上的力量,幾乎像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
拜登2023年的國情咨文演講包含了一勞永逸地治愈癌症的勸導,緊接著他就對美國有史以來所有成功的基礎進行了一個宏大的總結——而且,含蓄地說,這將是未來成功的基礎,比如治愈癌症。
「伙計們,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切,只有一個原因: 我們的民主本身。」
拜登總結說:「有了民主,一切皆有可能。沒有它,什麼都不是。」
把時鐘倒回一個世紀左右,把「民主」這個詞換成「上帝的恩典」,做同樣的演講,沒有人會眨一下眼睛。
民主是抵御不法行為指控的盾牌。針對以色列領導人面臨的戰爭罪指控,他們的辯護理由是,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好像政府選舉領導人的方式會改變戰爭法似的。
但奇怪的是,這種令人作嘔的無處不在的「民主」一詞,恰好與實際自稱民主的國家出現嚴重功能失調的時期相吻合。談論得越多,它似乎就越不起作用,而宣稱的和實踐之間的鴻溝就越大。許多口頭上宣稱民主的國家,其實是在實施高度不民主政策的前沿國家。
人們很容易就會失去理智,指出西方對所有民主事物的公然虛偽,同時又傾向於威權主義傾向。舉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德國一家法院駁回了德國新選擇黨關於將其青年組織歸類為極端主義運動的申訴,這意味著德國國內情報機構可以繼續監控該黨本身的活動和通訊。這被政府譽為勝利。「今天的裁決表明,我們是一個可以捍衛的民主國家,」內政部長南希·費瑟 (Nancy Faeser) 說。(下續)
(續上)顯然,對於當前的西方精英來說,民主已經意味著一種制度,它不是為了回應人民的意願而民主地運行,而是由自稱為民主主義者的人來運行。
但是,比起簡單地指出更多雙重標准和虛偽的例子,更有趣的是,我們應該試圖理解,是什麼解釋了民主作為一種文化基因的擴散,與真正的民主的衰落成正比。畢竟,「民主」這個詞並不總是出現在每個政治家的嘴邊。
即使是美國政治秩序的完美傳道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的「讓世界為民主而安全」這句話,現在已不可磨滅地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也沒有輕率地提及一切顯然都有可能的政治制度。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開幕詞中只提到了民主。
然而,在那個時候,美國可以比現在更合理地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民主國家。如何理解這個悖論呢?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最近的著作《敘事危機》(Crisis of narrative) 中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一現象的框架。「只有當一種范式與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異化時,它才會成為一個話題,」韓認為。「所有關於敘事的討論都表明它們功能失調,」他說。換句話說,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事實,以及關於民主的敘述正在被投射出來,這些事實本身就表明有些地方出了問題。
韓繼續解釋說,只要敘事是「存在的錨」——生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意義和方向——就沒有必要如此誇張地談論敘事。但是,韓解釋說,「當敘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引力、秘密和魔力時,這些概念的膨脹就開始了。」他總結道:「一旦它們被視為某種建構的東西,它們就失去了內在真實的時刻。」
美國民主——或者其他任何西方民主——是否真正擁有任何「內在真理」,這是歷史學家要決定的事情,但毫無疑問,曾經有一段時間,民主政治文化只是「活著」,而不是不斷地被捍衛、攻擊或援引。選票上的不是民主本身,而只是民主進程中出現的任何一批政治家。
在我們這個充滿爭議的時代之前,西方的民主生活在一種尚未被打破的世界觀所帶來的想當然的保證中。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沒有常見的爭吵、暗算、詭辯、欺騙,甚至完全的功能失調。
它只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凝結成一種簡潔的政治教義,被稱為「君權神授」,當時任何真正相信國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的信念幾乎都消失了。這一理論是由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後來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發展起來的,他甚至提出了「君權神權」這個說法。用韓的話說,曾經是「存在的錨」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敘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模因。1610年,當詹姆斯國王站在國會前宣布「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至高無上的東西」時(確切地說,這並不是國情咨文),他幾乎沒有想到,他如此大力擁護的教義,離永遠消失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了——至少在歐洲是這樣。
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反動而又絕望,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認為自己只對上帝負責,最終在這件事上被縮短了一個頭。在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過程也在上演。在法國,路易十四視自己為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被賦予行使絕對權力的神聖權利。他花了很多時間鎮壓醞釀中的叛亂,並通過他的汗水來建立他的合法性。但他荒謬、原始和過度緊張的言論——這種言論很適合登登的國情咨文——只能被視為危機的一個信號。
幾百年來,歐洲出現了好國王和壞國王,但即使是一個可怕的國王統治,也不會破壞人們對君主制作為一種制度的信仰,也不會破壞人們對神國和世俗王國之間隱含聯系的信仰。君主制本身並不是每次新國王登基時都要進行「投票」。但是當魔法消失,國王們發現自己處於守勢的時候,正是他們開始用誇張的效果來強調自己職位的重要性的時候。不難看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不安全感。
對特朗普和其他人威脅民主聖殿的威脅的誇張反應,只是一個更大的戲劇的一小部分,也是不安全感的表現。這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的魔力已經枯竭。它會被捍衛,被攻擊,被理想化,被召喚,直到它消失,被其他東西所取代。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華視雲 2024-10-12)
愛墾APP:情動叙事學研究
敘事學(narratology)作為研究敘事結構和敘事功能的學科,近年來隨著技術、媒體和文化的變革,產生了一些前沿研究課題。以下是一些現階段最前沿的敘事學研究領域:
1. 跨媒體敘事學(Transmedia Narratology)
隨著電影、游戲、社交媒體、虛擬現實等多種媒介形式的融合,跨媒體敘事學研究如何在不同平台和媒介間構建統一的敘事,特別關注故事如何通過互動和參與式媒介進行傳播與消費。
2. 數字敘事與互動敘事(Digital and Interactive Narratives)
數字技術的普及催生了互動式敘事研究,關注游戲、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數字媒介中,玩家或觀眾如何通過選擇和行動參與敘事,改變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這類研究探討故事與用戶互動的方式,特別是在開放性敘事結構中的用戶決策對敘事的影響。
3. 人工智能與生成性敘事(AI and Generative Narratives)
隨著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的發展,AI生成敘事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研究領域,探討AI如何通過自然語言生成器創作故事,以及這些自動生成的敘事如何挑戰和豐富人類敘事模式。
4. 情感敘事學(Affective Narratology)
這一領域探索敘事如何喚起情感,情感在敘事中的角色,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情感反應的多樣性。情感敘事學關注敘事如何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情感反應,尤其是在當代數字媒體和社交網絡環境下的情感傳播。
5. 認知敘事學(Cognitive Narratology)
認知敘事學結合認知科學,研究讀者或觀眾如何通過心理過程理解和參與敘事,重點探討記憶、情感、注意力等認知機制在敘事中的作用,以及這些機制如何影響故事的感知和意義構建。
6. 生態敘事學(Ecological Narratology)
生態敘事學研究敘事與自然環境、生態危機的關係,特別是氣候變化敘事、生態災難敘事如何通過文學、電影、藝術等形式傳播,塑造公眾的環境意識與行動。
7. 敘事倫理學(Narrative Ethics)
這一領域探討敘事中的倫理問題,如故事的敘述者、角色與觀眾之間的道德責任,特別是敘事如何影響對現實世界的道德判斷和行為。這類研究也關注虛構敘事中的權力結構和道德框架。
8. 全球化敘事與後殖民敘事學(Global and Postcolonial Narratology)
全球化與後殖民研究的結合,探討敘事在不同文化、語言和政治背景下的差異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敘事如何反映社會不平等、身份認同與文化沖突。
9. 身體敘事學(Embodied Narratology)
身體敘事學關注敘事與身體體驗的關係,研究如何通過語言、動作、感官和空間構建敘事,特別是在表演藝術、舞蹈和游戲中的身體性敘事。
這些研究課題反映了敘事學從傳統文學領域擴展到多種媒介和跨學科領域的趨勢,也體現了敘事作為人類理解世界和表達自我的核心方式,如何在技術、文化和社會變革中不斷演進。
愛墾APP·梵谷情动素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梵谷的創作過程,有德勒茲的感情素(affect)理論可詮釋的地方嗎?
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創作過程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感情素(affects)理論之間的關聯,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富有啟發性的對照。德勒茲的感情素理論強調藝術作品通過情感的能量流動,直接作用於觀者的感官和情緒,而不僅僅是通過符號或敘事進行理性解釋。這種理論對梵高作品的詮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能夠深入理解他創作過程中感情的動力和作品所呈現的內在能量。
梵高的創作與感情素的共鳴
德勒茲認為,感情素是超越個體的、非個性化的力量,它在情感和知覺層面上激起一種「感覺的震動」。梵高的繪畫,特別是其筆觸、色彩和畫面布局,直接激發觀者的情感反應,這種情感傳遞過程與感情素的作用機制非常吻合。例如:
筆觸與情緒的共振:梵高的畫作,如《星夜》(The Starry Night),其狂放的筆觸和旋轉的天空不僅僅是景觀的再現,而是對一種情感能量的直接表達。德勒茲的感情素理論指出,藝術不只是反映情緒,而是創造一種新的情感體驗。梵高的每一筆觸都像是情感的「力量線」,它們不受控地流動,呼應著德勒茲所說的「感情素的流動」。
色彩的情感能量:梵高以強烈的色彩如黃色、藍色和綠色著稱,這些顏色不僅是視覺元素,更是情感的載體。德勒茲認為色彩具有感情素的特性,即它們能以「非敘述性」的方式直接影響感官,使觀者感受到畫作背後的能量場。例如,在《向日葵》中,梵高用炙熱的黃色展現了生命的活力與焦灼,賦予靜物一種動感和緊張感,這種情感能量與感情素的定義極為貼近。
梵高作品的「非人稱」感情素表達
德勒茲強調感情素是非個人的、非敘述的,它們是直接作用於感官的力量。同樣,梵高的創作過程並不是對個人情緒的直接呈現,而是對情感能量的捕捉和再造。梵高的繪畫在表現強烈個人情緒的同時,超越了具體的個體體驗,創造出一種普遍的、深刻的情感震撼:
景物中的情感共鳴:在《麥田與烏鴉》中,烏鴉在低沉的天空中飛舞,仿佛與畫面中的麥田產生了非理性的對話。這種場景的安排創造了一種不安和孤獨的感情素,這些情感似乎不屬於具體的人,而是整個畫面本身的情緒表達。這樣的安排在德勒茲看來,是感情素在畫布上的具象化表現。
景觀的抽象與情感塑造:梵高的景觀並不追求現實的精確再現,而是為了表現內在的情感和精神力量。這與德勒茲所說的感情素對現實的超越類似。梵高筆下的自然景象(如《橄欖樹》系列)與他的心理狀態緊密相連,景物仿佛被情感驅動著生長、扭曲和變形,產生出一種流動的、非靜態的感情素效果。
從感情素的角度重新解讀梵高的藝術
德勒茲的感情素理論幫助我們看到,梵高的藝術不是單純的情感表達或心理敘事,而是一種情感能量的場域。這些作品不試圖去講述一個故事或再現一個情感,而是通過色彩、筆觸、和畫面構圖,使觀者直接體驗到情感的力量:
直接的情感傳遞:梵高的藝術通過感情素的傳遞使觀者直接接觸到他的內心世界,而不是通過言語或符號解釋。這種情感素的傳遞方式,正是德勒茲所欣賞的「純粹的感情素之場」,它讓人們在觀看時被情感震撼而不必尋找敘事的意義。
情感素與創作的解放:梵高在創作時不拘泥於傳統技法,他的藝術是一種即興的、強烈的情感表達。這樣的創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感情素的實踐,是對情感能量的即刻捕捉和釋放,與德勒茲鼓勵的「逃離」理性控制和固有規則的藝術實踐相契合。
梵高的繪畫通過色彩和筆觸直接作用於觀者的感官和情緒,形成一種情感的能量場,這種非敘述性、超個人的情感表達與德勒茲的感情素理論高度吻合。德勒茲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梵高的創作不僅是對內心情感的宣洩,更是對情感力量的重塑和再造。梵高作品的影響力正源於這種直達心靈的情感能量,與感情素的本質相得益彰。
愛墾APP·梵高繪畫「身體」(Body)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從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裡(Félix Guattari)關於「身體」(Body)的理論視角來看,我們可以把梵高的繪畫理解為一種特殊形式的「身體」。在德-瓜看來,身體不僅指的是物理形態,而是一種由感情素(affects)、知覺(percepts)和力量關系構成的能量場。這種「身體」不僅是個體生命的容器,還包含了各種情感和力量的交匯點,是一種動態的、流動的存在方式。梵高的繪畫作品正體現了這種「身體」的特質,是情感、感覺、視覺力量的綜合體。
在德-瓜理論中,「身體」被視為一種多重關系的結晶體,不局限於有機體,而是任何由力量、情感和知覺構成的整體。例如,他們的「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概念描述了一種解放的、自由的身體狀態,不受既定結構或功能的限制,而是不斷流動和變化的力量組合。這樣的身體不是「完整」的,而是開放的、不斷重新配置的系統。
梵高繪畫的「身體性」表現
梵高的繪畫可以被看作一種「身體」,因為它們不僅是視覺圖像,更是情感、能量和感知的載體。以下是幾方面的詮釋:
感情素與畫作的動態場域:梵高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感情素(affects),如狂亂的筆觸、濃烈的色彩和流動的線條,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一種情感的能量場,仿佛畫作本身在「呼吸」或「脈動」。這種感情素的動態性與德勒茲的「身體」概念相吻合,表明繪畫不僅是靜態圖像,而是一個不斷生成、不斷變動的情感與知覺的「身體」。
繪畫的多感知性(Multisensory Perception):梵高的繪畫作品如《星夜》、《向日葵》和《麥田與烏鴉》,其筆觸的力度和色彩的對比,往往讓觀者不僅僅是「看」到了畫作,而是「感覺」到了畫作。這種多感官的刺激使得畫作成為了一個感知的「身體」,傳遞的不僅是視覺信息,還有觸覺、動覺和情感的沖擊。
繪畫的非器官化特征:梵高的創作並非嚴格遵循傳統的構圖、色彩和透視法則,而是追求一種超越形式的情感表達,正如「無器官的身體」一樣,不受既定的規則和功能的限制。作品的自由、混亂、和非理性表達呈現出一種解放的狀態,如同一種去中心化的「身體」,不斷在情感和感知的界限之間游走。
繪畫作為感情和知覺的「身體」
梵高的作品不僅反映了他個人的情感狀態,更創造了一種集體的、普遍的情感體驗。每一幅畫作都是一個獨立的「身體」,承載著畫家的內在體驗並直接影響觀者:
情感的力量場域:例如在《星夜》中,旋轉的星空、狂亂的雲朵和不安的色調形成了一個情感的「身體」,這一「身體」是對梵高情感狀態的具象化,充滿了不安、孤獨和對宇宙的深沉感知。這些情感直接作用於觀者的感官,仿佛將他們卷入一個非線性的情感旋渦之中。
視覺的能量流動:梵高的筆觸和色彩運用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流動性,如同身體的血液循環或能量流動。他的畫作不僅是被「看見」的,也是被「感知」的。色彩的波動和筆觸的起伏讓觀者在觀看時產生身體性的共鳴,仿佛與畫作的「身體」在對話。
繪畫中的情感與知覺的身體延伸
梵高的繪畫作為「身體」不僅反映了他的個人心理和情感,同時也延伸成為一種普遍的人類體驗的具象。畫作的「身體」與觀者的「身體」之間形成一種無形的聯系,使得情感得以在這兩個「身體」之間流動和傳遞:
觀者的身體性參與:觀者在面對梵高作品時,不是被動地觀看,而是通過情感共鳴和感知上的震撼,參與到畫作的「身體」中。這種互動使得作品成為一種開放的「身體」,在情感和知覺的層面上不斷生成新的體驗。
超越圖像的身體化過程:梵高作品的「身體」並不是物理存在,而是一種情感和知覺的體現。它們具有生命的質感,能夠引發觀者的內心波動。德勒茲認為這樣的「身體」打破了靜態和功能的界限,是一種持續的生成和變化,這正是梵高繪畫的核心魅力所在。
梵高的繪畫可以被視為一種情感和知覺的「身體」,它們不僅是視覺圖像,更是情感能量的場域。通過德勒茲的感情素和「身體」理論,我們可以看到,梵高的作品作為「身體」,是情感、力量和感知的集成,是一種開放的、不斷變化的存在形式。這樣的詮釋不僅豐富了我們對梵高藝術的理解,也揭示了藝術與生命、感知之間深層的關聯。
詭異的Drift或Duree:文案本質是詩
從具體的廣告環境中,把文案抽離出來進行閱讀,這些文案仿佛具有了獨立的生命,因而提供了一種觀察廣告文案的新角度。
如果把廣告活動看做一種儀式的話,那麽,在這個儀式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就是廣告文案。廣告文案就像某種神秘的咒語。在很多宗教儀式中,咒語被認為具有神奇的力量,輕念咒語,人與宇宙萬物間溝通的開關一下子就打開了。好的廣告文案也是如此,一句看似不經意的廣告語,對消費者而言,仿佛是撬動心靈之門的按鍵。消費者被真實所觸動,然後領會、感悟,最終參與到消費的過程中。對於廣告活動而言,好的廣告文案,是靈魂,是活力之源,具有咒語一樣的魔力,它會觸發廣告效果的能量場,創造品牌與消費者的溝通。
咒語雖然是一種語言形式,但這種形式必然有不同於日常語言的特質。咒語是不可知的世界與可知的世界之間的橋梁,所以它必須創造一種表達方式,在其中必然有不可解的要素。這正是咒語的魅力和魔力所在。廣告文案也是對語言的一種重新發現和定義, 它把商品同消費者關係中不可知的層面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像咒語一樣激發消費者,形成對商品的感應。因而,廣告文案的語言表達必然具有某些反日常語言的特性,只有對語言的陌生化,才能讓語言本身的力量充分顯現。
在可知與不可知之間來去自如,所以,創作出一流文案的人必定是通靈者。他(她)雖然生活在常人中間,但就像遊弋在世間的貓一樣。貓的目光經常穿透了物質之墻,由於看到了前世、來世,以及其他豐富的跡象,它的眼神當然是飄移而詭異的。我看到許多優秀的文案創作者都具有貓一樣的神態與特質。無論他們呈現出怎樣的形態,或溫順、或威猛、或萎靡,無論他們是蜷伏,還是伸展,在特定的時刻,他們的眼中總是瞬間閃爍出迷離而決斷的光芒,就像貓在散漫的行走中突然警覺到未知形體的存在。
優秀的文案創作者,是社會的神經末梢。他(她)所表達的是自己的情感,但代表了不同群體最隱秘和最真實的內在需求和意識。他(她)對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個體心理最細微的變化是如此敏感,以至於發出囈語一樣的呻吟,這種表達的結晶應該是詩,但同商業文化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了廣告文案。如南方朔先生所言,廣告文案是介於詩與非詩之間的。廣告文案用語言的形式凝聚和提煉了消費者的情感,並建立其同商品之間的精致鏈接,因而對消費者產生了引導和感染的力量。這是一種暈染,廣告文案賦予商品動人的意義和價值,吸引消費者關注和擁有商品。
(摘自:陳剛·序 李欣頻《誠品副作用》;本文作者為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
延續閱讀:文創叙事咒語
成伯清·敘事與社會學
賽德曼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的文章,即「社會學理論的終結:後現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該文中,賽德曼區分了「社會學理論」與「社會理論」。在他看來,「社會學理論」崇奉和迷戀於科學主義(scientism)和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試圖追求一套正確的概念和解釋策略的前提。
但是,沉湎於基礎性爭論的社會學理論,幾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識,因為作為基礎的標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異質的甚至是不可通約的。所以,社會學理論實際上已經變為一種元理論話語,並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終不過是一種有關研究綱領和經驗分析的「合法化修辭」而已。而「社會理論」,從一開始就采取一種寬泛的社會敘事的形式,與時代的社會衝突和公共爭論聯系在一起,具有明確的實踐介入的意圖。因此,他堅決主張復興古典社會理論中的「道德意圖」及其對「公共」事務的關注。
不過,他也指出,古典理論家未能對局部環境和社會多樣性予以充分的關注,進而模糊了群體之間的差異,消除了人類體驗的獨特性,最終將支配和服從的體系合法化了,並將一種歐洲中心主義泛化為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當然,在賽德曼看來,當代的社會學理論更家糟糕,以扭曲的認識論體操來替代具有歷史和倫理意義的具體爭論,將本質主義和總體化的傾向永恆化。因此,他覺得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理論,摒除現代傳統中的核心元假設,而將社會理論視為一種「具有道德意圖的社會敘事」。
貿然斷言「社會學理論的終結」,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應的文章中,亞力山大就認為怎麼也看到社會學的終結(Alexander,1991),而有人認為那不過是現代「意識形態的終結」(Lemert,1991)。不過,有人更是將後現代的立場推到極端,認為社會理論也應終結,因為對於認識論特權的後現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於尼采的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這種觀點認為,沒有事實,唯有解釋,任何真理聲稱不過是權力意志運作的假象罷了。賽德曼的後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會理論,在這種視角主義的元理論之下,也無立足之地,因為即便是局部性的條件和後果,也一樣是難以講述的故事,都是同質化的總體化努力(Antonio,1991)。(作者:成伯清 | 2008-09-28 中國民俗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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