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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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的記載是當時有關吳哥文化的唯一史料是這個時代的文物精華。此外,還廣泛地敘述了當地人民的經濟活動,包括農業、手工業、貿易等,介紹了當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況。全書約8500字,分為城郭、宮室、服飾、官屬、三教、人物、產婦、奴婢、語言、野人、文字、正朔時序、爭訟、病癩、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欲得唐貨、草木、飛鳥、走獸、蔬菜、魚龍、醞釀、鹽醋醬、蠶桑、器用、車轎、舟楫、村落、異事、澡浴、流寓、軍馬、國主出入等40餘節。(沈濟時《海上絲綢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Sabah: The Stabilizer of the South Sea
Everyone knows that Admiral Cheng Ho was a great friend to people in the South Sea countries, however not many people realize it was CEO Cheng's boss Emperor Yong Le who push through the whole initiative. AND, not many people on earth know that Yong Le (永樂) had even written a poem to praise Mount Kinabalu, and conferred it with an official honor/title that called Zhen Shan (鎮山). Literally, it means The Stabilizer of the South Sea. Yes, Sabah can be the stabilizer to the turbulent South Sea today if we can tell the OBOR stories backed by ancient history right, clear and sound. (Just a few line from my upcoming book to celebrate Malaysia's 60 Anniversary 馬來西亞一甲子 [1963-2023])
延續閱讀 》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103256
愛墾評·社團後續無人,文化如何傳承下去?
戰後, 東南亞華僑社會開始了當地化進程, 到 1975 年後, 基本都完成了從「華僑社會」 向 「華人社會」 的過渡。 20 世紀 80 年代, 在當地出生的第二、 第三代華人已經長大成人, 由於他們生長在當地, 在當地接受教育, 觀念上認同當地, 社交圈子已不局限在華社, 因此, 對參與華人社團缺乏興趣, 也覺得沒必要, 並且沒能力 (中文說寫) 參加。 所以, 在 80 年代以後, 東南亞華人社團便已經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問題, 這一問題到 90 年代以後更加嚴重。 在菲律賓, 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以校友會最嚴重, 宗親會和同鄉會其次, 商會再次之。 對校友會來說, 因為母校不在本地, 老校友舊校友一離開, 在當地是無人可繼的; 對宗親會和同鄉會來說, 老一輩的會員越來越少, 不過他們會規勸和鼓勵子女接班;對商會來說, 雖然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 但情況比較不一樣。 一是較有實際需要, 還有年青的一代樂意或感到有需要參加; 二是較容易改變作業方式。 事實上, 一些由年紀較輕的商人主導的商會, 已經逐漸變為西式的商會, 開會、 演講、 會議文件 (議程、 會議記錄) 以至獎牌, 已開始使用英文了。
馬來西亞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有統計數據表明: 華裔占馬來西亞人口的 25% , 但僅有 4% 參與青年組織, 比例非常低。 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少年, 一般對華人社團的活動不大關心。 泰國的情形也差不多, 曾有泰國華人青年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描述他們所認知的華人社團: 「我參加過泰國潮州會館的活動, 主要是去吃飯,有兩三次, 好像主要是唱卡拉 OK, 這些活動很沒有意思。 ……這些社團主要是老年人參加。」 「我念中學時, 知道有一個中華總商會, 但我不知道它是幹什麽的。 小時候曾去大峰祖師廟拜拜, 我父母三四年會去一次。 我知道華僑報德善堂, 他們出錢辦華僑醫院、 華僑崇聖大學等。 至於別的社團, 我覺得有沒有都一樣, 有一些年輕人會跟父母參加活動, 這樣也很好, 但我認為那些社團、 會館對我的生活不太重要。」
華人新生代與社團的疏離使得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成為社團普遍面臨的問題。 近些年, 在菲律賓, 這一危機由於新移民的湧入而有所緩解, 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 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菲律賓, 為遭遇斷代危機的菲華社團帶來一線生機, 尤其是校友會和同鄉會,除了原有的校友會人員得到補充, 而且新移民還逐漸組建成了一些新的校友會,這些校友會多以中學為單位, 甚至還有小學的校友會。 一些本身規模較小的同鄉會也得到補充, 一些新移民已經成為同鄉會的領導人。 雖然新移民的到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 但還遠遠不夠。 社團活動需要耗費極多的時間和金錢, 而目前絕大部分新移民還處在事業發展的初期, 還在為事業忙碌和奔波, 所以, 不論是精力上還是經濟上, 都還不具備參與社團活動的條件。
加之大部分新移民都只有暫居此地發展事業、等掙到錢後再回中國的打算, 所以, 這種考慮也降低了他們參與本地社團活動的意願。因此, 近些年加入社團的新移民還是極少數, 但依然存在。 為解決這一問題, 各社團也在想辦法,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組建青年組。 目前, 很多社團都設有青年組, 成員大都是宗親會、同鄉會領導人的子女, 由於父輩的動員而參加; 此外, 青年組也經常組織各種活動, 如聯歡、 郊遊活動等, 以吸引年輕人參加, 所以, 在華文報紙上, 經常可以看到各社團青年組舉辦郊遊活動的通知或文章。 但由於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生活圈子與興趣已與傳統華社漸行漸遠, 所以, 目前看來, 這一方法的效果也不太理想。(見199-200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愛墾評·海外華人三寶的數字面向與文創方案對下一代的意義
海外華僑華人社會 (簡稱 「華社」) 有「三寶」 ———學校、 報刊和社團, 之所以被稱為 「寶」, 就因為它們是構建海外華社的支柱, 承擔著在海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保留中華民族特征的重任, 如果沒有這 「三寶」 在海外維持華僑華人之 「本根」, 那麼, 海外華社也將不復存在。 其中, 作為 「三寶」 之一的社團不僅是華僑華人和衷共濟、 溝通情誼和輔助事業發展的平臺, 而且是維系華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傳承、 推進華僑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 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時間最早, 最為成熟, 人口數量最多, 經濟實力最強, 相應地,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也最為悠久, 從目前的數量、 實力及影響力來看, 也頗引人注目。(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向“產業鏈旅遊”學習文史-文創跨領域融合
加里曼丹華族早期歷史
楊聖敏《民族學研究如何參與文化強國建設》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號召我們,要為世界奉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不斷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在談到今後的發展目標時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目前,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是否已經走到國際學術舞臺的中央?在文化強國的建設中,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如何努力才能做出自己的貢獻?
民族學人類學自西方傳入中國已一百多年了,至今這個學科仍然是以西方學界的理論方法為主要依托,在學科理論上,中國學界的獨立性很少,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家的根基。為什麼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還是處於這種邊緣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幾個原因是多年來筆者感觸很深的:其一,缺乏自信,追求與國際(即西方)學界接軌很積極,卻較少立足本土研究進行理論創新。誠如陳平原先生所說:「走向國際,並不一定就是邁向一流。二者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系,但絕非同步,有時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1國際民族學人類學產生近二百年來,其理論不斷發展,在西方產生了多個左右國際學界的理論學派,但至今未見一個產自中國的學派。這自然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學界的自信被嚴重削弱有關。由於缺乏自信,未能下功夫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國優秀文化遺產中的民族學資源,由此造成學習外國很積極,繼承和發揚自家遺產反而很難。其二,在與西方的交流和對比中,未能充分認識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優勢,未能目標明確、很自覺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的世界性文化霸權是由西方哲學及各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支撐起來的。民族學在西方主流價值體系之內,從來不是如其所標榜的一個超脫、客觀、中性的學科。身處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我國的民族學界應該積極參與中國文化強國建設,這既是加快民族學中國學派建設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民族學研究與創新的重大機遇。
(略)
2.在方法論上探索超越西方民族學
其一,在方法論上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即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那些能夠彌補西方哲學中偏頗和不足之處的思想方法。其二,要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古典民族學、古典社會學遺產中的現代價值。其三,認真總結並汲取新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理論和智慧,推進民族學理論的創新。
在推進民族學理論創新中,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繼承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指導下的方法論,強調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民族學人類學界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危機,至今難以解決。這就是後現代思潮對傳統的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詰難和批判,甚至是顛覆性否定。一些持後現代觀點的人認為,每一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只是一個被自己個體化了的世界,面對一種文化和社會,任何人的理解都是個體化的,即主觀的。當人作為與客觀對立的主體時,任何個人的認知產物都充滿主觀性,客觀的認知永無可能。因此,他們認為,民族學人類學家們撰寫的民族誌實際上是由被調查者的主觀陳述和調查者的主觀建構混雜而成的雙重謊言,傳統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從參與觀察、訪談、記錄至寫作,就是一個一而再、再而三的扭曲事實的過程。假如事實果真如此,對於社會科學而言,無異於末世降臨。(楊聖敏《民族學研究如何參與文化強國建設》2021-04-22爱思想平台)(下續)
楊聖敏《民族學研究如何參與文化強國建設》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危機?以西方哲學指導的民族學人類學方法論,實際上存在著哲學思想上先天的明顯缺陷。自古以來,中西哲學在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上有著明顯不同。西方哲學起源於古希臘,中國較早的哲學思想比較完整地體現在周代《易經》中。這兩種哲學都認為世界是二元的,對於人和世界來說,也分為主觀和客觀二元。中國人認為,世界的二元是互相依存的,人與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中國的“道”“太極”就是“主客一體”的一個整體。儒家、道家的自然觀和世界觀都是“萬物一體”。西方的二元論則是天人互相分離的,互相對立的。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是對立的,即“心物二元”。到了近代,這種哲學將人類單向地對客觀世界的探討和順應稱為“理性主義”。主張知識的追求者與其要認知的客觀對象必須做主客的劃分,認知的客體是人類單向了解的客觀世界,並相信有絕對的客觀真理存在於客觀世界。即認為人心、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人只有單向地去了解客觀世界才是理性的,才可能認識真理和世界的規律。時至今日,這種“唯理性”思維對當今科技的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和作用。
到了20世紀初,在這種方法論推動下,在自然科學追求客觀性的理想大獲全勝的鼓舞下,西方學界把自然科學方法廣泛地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中,追求方法論層面的「客觀性」「科學性」。單純套用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的「客觀」方法對人類社會所做的研究,其結果很多被證明是不夠科學、不夠真實和不夠客觀的。面對質疑和否定,一些被稱為後現代主義民族學(反思人類學)的學者提出了挽救民族學的所謂「詮釋民族學」或「闡釋民族學」,主張民族學的研究只能對各種微觀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細致的描述、翻譯和具體的注釋,不可能進行普世意義的歸納。即只能從內部理解和描述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而不能從外部對其進行價值判斷和意義總結。也就是只能認識單獨的個別現象,無法總結普世的意義、規律和理論。他們否認人性的共性,否認人在類似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會有類似的面貌。由此,從詮釋民族學又發展為文化相對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的民族學,反對普遍真理和規律的存在。這種說法一方面矮化了民族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仍然沒有走出西方哲學主客二元對立、主客分離的方法論窠臼。
中國傳統哲學指導下的方法論在主觀與客觀相通相融這個問題上顯示出了其足夠的生命力。中國哲學主張天人合一,主客一體。西方之上帝,理論上是不可知的;而中國之太極,「內在於人性」,能夠最終達到「天人合一」。中國人說的「道」(即宇宙世界的規律),可以統一人性與自然。人本身,人的身體、感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客觀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本身的運行也是遵循自然規律的。人能夠體會客觀,了解客觀,通過人與客觀的主客互動,漸悟自然真理。這個漸悟,要有實踐、思考、體味,不是主客對立的過程,而是主客互動的過程。自然與人性「道通為一」。中國哲學主張整體論,即在方法論上是用整體論去看待和研究世界的,主張建立一個既適合人性又合乎自然的世界。這種思維方式能夠克服「理性至上」對人的異化,使理性健康合理的發展。
在民族學研究方法上,在分析客觀現象時,應更多考慮人的主觀處境與認知,即人本身對結論的影響,從人與外在客觀世界、內外關係的角度去分析我們所見到的”真相”:
其一,主張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整體論視角。具體來說,重視國際、族際、階級與階層之間關係的研究;重視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去研究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重視歷史角度的研究。
其二,主張對研究的事物開展多學科多角度的綜合研究。在綜合研究中,與多數西方民族學者那種”孤獨闖蕩”“寂寞探索”的狀況不同,我們更應該注重發揮集體調查合作研究的傳統優勢。
其三,從人既是社會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既是社會之主體,又是自然之主體的認識出發,重視開展人性的研究,重視生態環境角度的研究,重視和諧社會建設角度的研究。
因此,既重視客觀世界、重視自然,更重視人。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科技為本,能夠認識到科技的正反兩方面作用,重視研究和解決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其四,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將中國數千年來傳統文獻中豐富的古典民族學、古典社會學的現代價值發掘出來,以豐富民族學、社會學的理論,因為這些古代文獻多是在中國主客一體的哲學思想指導下對世界的解讀,相信會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的社會有所啟迪。超越西方哲學主客對立思維方式主導的方法論,超越以西方民族學理論方法為基礎的研究範式,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相依”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哲學思想,走出一條中國學派的道路,帶動國際民族學界走進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是可以預期的。(楊聖敏《民族學研究如何參與文化強國建設》2021-04-22爱思想平台)
莊國土·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
到 20 世紀 20 年代 ,東南亞華人估計有 510 萬人。若以國別分野 ,泰國最多 ,達 250 萬人,幾近東南亞華人總數的一半。其次為新馬華人,再次為印尼華人。但泰國華人多為當地土生 ,混血兒居多。若以籍貫劃分 ,仍以集中居住在泰國的潮州籍移民及其後裔居多 ,其數量高達 180 萬人,約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泰國。其次為福建人(主要為閩南人) ,約 120 萬人 ,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馬。20 世紀 20 年代東南亞華僑數量、分佈與籍貫[22]
一戰結束以後的 10 多年間 ,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高峰。1922 - 1939 年間 ,從廈門、汕頭、香[ 23 ]港出洋的移民就約 550 萬人,絕大部分前往東南亞。這些中國移民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移出 ,在1918 - 1931 年間 ,僅從汕頭、香港兩地出境的移民 ,就達 380 萬人。[ 24 ] 據統計 ,1931 年時 ,新馬華僑中第一代者占 68. 8 %,1932 年 ,泰國第一代華僑占 45. 73 %。[ 26 ] 1930 年以後 ,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 ,東南亞經濟蕭條 ,華人企業景氣不再 ,華人謀生不易 ,甚至歸國者多於出國者。據廈門、汕頭、海口 3 口岸的華僑出入境顯示 ,1931 - 1934 年華僑歸國者多於出國者 35. 4 萬人。 1935 年後 ,東南亞經濟復蘇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浪潮復起。1937 年 ,新馬入境中國人 402 563 人 ,泰國入境中國人60 000 人 ,為歷年最高中國人入境數字。[ 28 ] 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 ,東南亞華人至少在 700 萬人以上 , 分佈在數以千計的東南亞華人社區。(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白垚‧重讀白垚‧於無聲處
一/停雲小築
吉隆坡的衛星市八打靈再也,從市集向外延伸,是斜斜又斜斜的一道長街,經過參差的白玉蘭老樹,繞過公園街,漸行漸靜,兩旁的影樹新栽,猶未成蔭。沿著惹蘭雪蘭莪,青青的草地運動場後,是小學,是十字架頂的天主教堂,是白色的阿松大醫院。過了惹蘭加星,再走上斜坡,是寧靜的花園住宅區,整齊幽雅,路旁是兩排艷麗的紫藤。斜坡的轉角處,門牌四十四號,一座獨立花園洋房,原來是友聯為燕婕、顧薇兩人租用的住所,也是馬來亞友聯的秘書處。
燕婕、顧薇相繼離開後,空了下來,由原任《友聯活頁文選》的發行主任,現任馬文營業經理孫遠帆入住看守。馬文機構成立後,借用為臨時辦事處,馬文機構董事經理員雨三搬入共住。
他從寧靜的怡保回到熱鬧的新加坡,奚子建對他說,下個月開始,他調任《學生周報》副社長,長駐吉隆坡辦公,把全部精力放在聯邦三個重點通訊部,檳城、吉隆坡、怡保。友聯已為他安排好了,住在八打靈惹蘭雪蘭莪四十四號的停雲小築。編輯部的工作,他仍編《周報》每月一期的“詩之頁”,文藝三版暫時交給甘湜,編輯部遷吉隆坡後,再作調整。
他入住停雲小築,居住環境比新加坡寬松多了,他與孫遠帆共一室,有自己的床頭小幾,書桌和書架,有一面小窗,窗前有棵熱帶紫藤,常年花開,並不俗艷。女傭大妹,煮食、洗衣、清潔,原為燕婕、顧薇的起居服務,留用至今。
每天去吉隆坡古路律上班,機合紅巴士在舊巴剎公園街旁,早上人多,他改乘斯裏再也的藍巴士,反而近便,在阿松大醫院前的車站上車,沿聯邦大道,轉大學校區,經印度人的孟沙路,湖濱公園旁的國家博物館,入吉隆坡,在河邊站下車。然後步行,從一條小徑入諧街,再穿過中華小巷,經茨廠街、指天街、蘇丹街,越過火車站,跨過交通小圓環,轉上老古路律。
經過的,全是吉隆坡的古老街巷,市井屠沽,處處鄉音俚語。金蓮記炒面、李東記雲吞、玉壺軒的燒賣、成記茶樓的瓦煲飯、三間莊豬肉丸、街邊檔豆腐花、羅漢果冰水,全是故鄉的味道,新嘗的振東咖啡、街頭冰水、白色椰漿沙莪米、綠色的粉露、紫了的山竹、紅了的檳榔、黃了的榴梿,撩人的新的熱帶色彩。
回程常乘機合的紅巴士,經皇宮禦苑後,是坤成女子中學,沿巴生路而行,車內全是鄉音,到舊巴剎總站下車,如果時間晚了,錯過停雲小築的晚飯時間,便在巴剎夜市,花三角五角,一碗魚蛋粉、一碟炒粿條、一碗叻沙,吃後漫步回去。
他辦公的地方,就在古路律廣東會館後面一條小山道上,鬧中帶靜,在吉隆坡市中心的邊緣地帶,舊稱蓮藕塘的對街,一家兩層民房的樓上。
吉隆坡開阜百年,移民沿河聚居,日月經天,一九五七年,京都初奠,歷史新開,人口五十多萬,是個花園城市。七分端莊,三分野氣,人文唐姿番彩,幾許今古幽思。餐館叫玉壺軒、雙英齋、金蓮記,可以是聯想廣州的酒家食肆。街區叫榕樹頭、蓮藕塘、斑苔谷,可以是他故鄉的田園風光,戲院叫柏屏,橫街叫古路,大道叫安邦,可以引發歷史的人文想像,諧街的英文與香港的高街同名,茨廠街與香港的雪廠街只一音之別。印象最深的是陳氏書院,宗祠而稱書院,是廣州陳氏書院的海外版。
另一方面,現代的西方情調與南洋的風辨繽紛並陳。蒙巴頓律的羅敏申百貨公司,比香港的先施大新更為洋派,峇都律的歌梨城餐室,有直布羅陀以東最好的牛排,雪蘭莪俱樂部的標準英國都鐸式建築和板球場,比香港中環遮打道的木球會所更顯英式的皇家氣派。郊區名勝黑風洞的高階迎神,是天竺的印度色彩,市中心的回教堂,又是回疆氣象。湖濱公園的國會大廈,默迪卡運動場是國家的獨立的象征。八打靈再也衛星市,處處是廣州東山的小洋房,新村的鋅板屋和墟場夜市,恍如九龍石峽尾和香港上環的大笪地。
漂泊者離開父母之邦,定居在外,華人的意識形態,時日久了,漸漸演變,漸漸與宗土不一樣了。歷史的發展,十分吊詭,失之於朝的,常能得之於野,人文變易,遠離膝下的子孫,卻為祖宗文化傳薪遞火,弦歌處處,海外田園,漢唐圖畫。吉隆坡的學校名字更添想像,叫尊孔、坤成、循人、中華,比中國的還中國,都源遠流長。
坤成,出自坤道成女的演繹。循人,是論語夫子循循善誘的引申。尊孔,自然以孔子為師,中華,不言而諭。這種以儒為本的學校命名,連父母之邦亦不多見。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正雷厲風行,以第幾第幾中學的數字符號取代原來校名,在廣州把他的母校培正中學改為第七中學。
他想起培正,因為培正的立校精神“至善至正”是中華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中西合璧、融會貫通,典故來自《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與《聖經》詩篇中的“耶和華乃善乃正”的合編。這點,與南洋一帶的胡風漢雨交相浸潤的現象相近。即儒家的人文思想與西方的人本精神殊途同歸。
中華傳統的禮樂射禦書數六藝,與現代教育的德智體群樂五育,不謀而合。漢唐圖畫,歐風美雨,在熱帶充滿陽光的土地上,學問、知識、才藝之外,隱然冶煉出獨有的文化群格。來報社活動的同學少年,或在文雅中滲幾分英風俊氣,或在靈動中藏幾分沈穩淡定,或在嫻靜中露幾分成熟機敏,春風桃李,他對四校的夫子們,心中充滿敬意。
這樣的土地,這樣的人文,既有怡保民國歲月的懷舊,也有新加坡現代生活的體驗,更有新邦京畿初建的憧憬,是這些人,是這些事,把他留了下來,像一個天涯飄泊的流浪賣藝漢子,在水之一方,豁見雞犬人家,漁樵閭巷,雖非淵明境界,但人間情味,依稀夢中故土,初而顧盼流連,繼而停下流浪的腳步,解下背上的包袱,終而鄉井盤桓,弈局忘機。
二/異域蒼茫
第二天上午,他起個早,步行去了馬六甲河畔,按前晚抄下的資料:“有一大溪,河水下流從王居前過,東入海,王於河上建立木橋,上建橋亭二十余,諸事買賣皆從其上。土產黃速香、烏木、打麻兒香、花錫之類。”他在現實的地理位置中,找不到方向,馬六甲在馬來半島西岸,沒有東流入海的河。
他立在一座橋上,不是木橋,上面沒有橋亭,橋的兩岸,是幾檔早餐檔,一檔娘惹粿、一檔馬來飯、一檔茶水,簡陋而實在,沒有黃速香、打麻兒香、花錫。無法引起任何想像,現實與歷史無法會合。一切如此遙遠,遠了,遠了,一切都無可追尋。
他順步繞過紅屋的荷蘭區,轉眼間一片葡萄牙殖民地風光,那景象,是澳門的前世今生,上了聖保羅山,山坡上,聖保羅雕像,殘存的教堂遺址,在晨光下寂寞屹立。澳門有同樣的教堂遺址,不叫聖保羅,叫大三巴,是De Saint Paul的廣府話音譯。明朝鄭和的官廠呢?
明成祖勒封的石碑刻詩呢?那首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的詩呢?
中午,他再去晨鐘勵志社,座辦張先生在那裏閑著,見他來了,正好繼續發揮對《馬來紀年》的意見。
有中原心態的人,多不願談和親的事,像談王昭君,只談獨留青冢向黃昏,不談單於死後王昭君再婚的事,死節,是他們的心中標準。
中原心態,杜甫也有“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的詩句。李白也寫了:“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
只有王安石以人性角度落筆,不以民族大義看一個女子,遮遮掩掩的寫:“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這些杜撰,這些傳說,可能是上國衣冠一廂情願的心態。真正情況是昭君在匈奴汗國,放開了中原心結,適應新的環境。這牽涉到一個如何適應如何抉擇的問題了。中原心態的人不會提一段真實的歷史,王昭君婚後三年,單於死,按照匈奴的風俗,王昭君嫁新單於,繼續當王後,生了兩個女兒,終身生活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王昭君命運的結局,在大漢沙文主義的心中,是一個悲劇,一個美麗的中國水鄉女子,宮中的麗人,皇帝的寵愛,怎麽可能和野蠻人有共同的語言呢?如今學校社團的遊藝晚會的舞蹈歌唱節目中,唱的舞的歌曲《昭君怨》,歌詞內容強調那個怨字,嫁到蠻荒去的都是怨,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難,甚至有些文學作品,稱王昭君在去塞外的途中,投水自盡了。
這樣的心態,怎麽能接受大明朝公主嫁到蕞爾小邦的馬六甲?他們寧願神化太監鄭和,制造許多神話,建造許多廟宇,叫中國井為鄭和井,也不願意承認漢麗寶嫁到南洋來,叫那口井為麗寶井。
可是,土生土長的峇峇娘惹,叫那口井為麗寶井,都以有一位中國公主的高曾祖母為榮,母親傳給女兒,婆婆傳給媳婦,他們緬懷漂泊的祖先,在異域蒼茫中,面對如何放下、如何憧憬的抉擇。
馬來亞唐人,有兩個心態不同的社會。他們無法溝通,一邊說馬來語和英語和方言,一邊說中國國語和方言,而方言又因原鄉的村鎮而歧異。
從晨鐘勵志社出來,他在斜陽夕照中去了中國山。他讀史,像陳伯莊說的,讀史的人,最難放下歷史的拘謹,那麽,他的拘謹是什麽呢?歷史的中原心態?歷史的客觀真實?
他在斜陽荒草的小徑中流連,來回漫步,暮樹昏鴉,公主與宮娥五百蠻居的禦苑已無痕跡,只見累累荒冢,靜對馬六甲海峽的寂寞黃昏,海波蕩蕩,來路已沒煙波,鄉關路遠,四百多年的悠長歲月,原鄉的歷史早把她們遺忘了,不記得她們了,她們是誰?誰能想起這水之一方的和親故事?誰能想起她們年輕跳動的心?又誰能想像?她們在作夢的年齡,在焚香的年齡,在葬花的年齡,會投荒萬裏,投向傳說中的煙水茫茫,投向一個完全不可知的未來?十七八歲的中原少女,又如何能想像,想像那個包圍自己一生的網羅?那個未知的神秘國土?
中國山上,芳草萋萋,掩埋了多少春心曉夢?馬六甲西流入海的一灣流水,流走了多少豆蔻年華?暮色四合,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海潮聲,似在訴說一段陌生的故事,一段南海風流,一段異域的蒼茫。
誰能想像?她們的命運落在何方?她們在中原的父母,想念過他們嗎?她們的姐妹?她們的兄弟呢?遠了,遠了,花已非花,霧已非霧,一切都無可追尋,不可查考了。
回到旅舍,幽思縷縷,不可抑止,他寫了一首小詩,記五百個中原少女的感受。
什麽山啊什麽河?
什麽春啊什麽秋?
蒼茫處
多少異國風流?
眼前一片
煙波啊煙波蕩蕩,
雲影啊雲影悠悠。
吟到天涯淒絕處,人生都是問號了。低回處,他驀然驚覺,這是一部史詩的題材。他想起王昭君的故事,王昭君在異域的真正生活,並不是傳說的淒楚怨恨。獨留青冢向黃昏,如果昭君怨是中原心態的歷史拘謹,那麽五百宮娥在馬六甲生活的異域蒼茫,是否也是歷史拘謹的想像呢?
不,不,似有一個聲音來自文學的天空,來自人性的海洋,他仿佛找到一種感覺,抓到一個重心,不是一個人,是一群人,四百年前,五百宮娥,今天海峽華人的高曾祖母,在她們花樣年華的時候,如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土,忘了長安居,忘了渭城曲,不再悔恨,不再憂傷,不再在山邊的灘頭悵望。以她們靈活的心智,在異國的蒼茫中,堅忍而聰慧,互助而相親,活下來。像那位白胡子比利時神父,在娘惹青花約會特刊上說的娘惹瓷器:
“娘惹瓷從遙遠的景德鎮,漂洋過海,他鄉異域,在美麗娘惹的家務操持下,或盛放香氣四溢的娘惹佳肴,供家人團圓歡聚,或插上鮮花,供奉祖先的歲月過往,或為花嫁妝飾,以牡丹鳳凰,祝福新人花開富貴鳳凰於飛,無論在哪裏,娘惹瓷的艷色始終依然,一代又一代流離的心,終於找到一處角落,可以安心放下,可以靜靜的落地生根,不再飄零。”(編按:兩篇文章節錄自《縷雲前書》卷十一。)
白垚(一九三四~二○一五)原名劉國堅,在馬華文壇更為早一輩文友們熟知的文名是劉戈,亦是《學生周報》學友會眾人和《蕉風》諸文友們口中的劉哥。他於五十年代末在台大歷史系畢業未幾,即南來參與了《學生周報》與《蕉風》創辦──兩份在上個世紀影響馬華文壇深遠,也喙養了無數文藝青年文學養份的期刊。白垚的第二本著作《縷雲前書》,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際面世,本刊特摘錄部份篇章,供讀者一窺先輩瑰麗文采。
縷雲前書
《縷雲前書》是白垚自二○○七年集“五十年文學功業”於一本大書的《縷雲起於綠草》出版後,即閉門不出一寫經年,直至突然遽世前仍在全心撰寫的自傳體小說。書中覆蓋了他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廣州、香港和台灣的成長歲月,以及記錄了他五十年代未期由港至新,再到吉隆坡的見聞回憶。讓讀者如走入歷史長廊,重溫一遍正值英殖民政府撒離,大馬新邦初建,一群在政經文教舞台上,英姿煥發菁英的事跡。
因為白垚離開得太突然,《縷雲前書》並未來得及終卷。不過一點也不損此書的可讀性,且一如梅淑貞在序中所述:此書讓我有回到過去那個文采瑰麗時代的感覺,這樣的文字不會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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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朗:建設文化強國要注重精神的層面
編者按 [中共]十八大作出了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部署。在北京市哲學會最近舉辦的主題為“哲學發展與文化建設”的學術前沿論壇上,專家學者圍繞文化強國建設與哲學之責任展開熱烈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我在這裏想從建設文化強國的層面談談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認識。總的想法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文化強國,我們要注重精神的層面。(2021-07-14 愛思想網站)(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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