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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學術：慾望的生產、權力的生成與意識形態的再思考——從《反俄狄浦斯》談德勒茲—瓜塔里的理論貢獻

一、導論

在20世紀思想史中，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合作著作《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 1972）無疑是對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及政治哲學的重要挑戰。該書的副標題“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症”揭示了他們的理論野心：既批判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框架，也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與壓抑的理解。他們提出“慾望生產”（desiring-production）的概念，將慾望視為一種積極的生成力量，而非被動的匱乏。這一轉向深刻改變了我們對「慾望—權力—意識形態」關係的理解。

傳統意識形態理論，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言，意識形態是“支配階級的思想”，它透過幻象讓個體放棄真實的慾望，服從某種更高目的的規範（Marx & Engels, 1970）。阿爾都塞（Althusser, 1971）進一步將意識形態視為「召喚」（interpellation），使人們誤以為自己是自由主體。然而在德勒茲—瓜塔里看來，這種「外在壓抑」的模型過於簡化，因為它假設慾望原本純粹自由，卻被外部權力所壓制。他們則認為：權力不是外來的壓迫，而是慾望自身的生成結果。

本文將根據《反俄狄浦斯》及相關討論，考察德勒茲—瓜塔里如何重塑慾望與權力的關係，並延伸到對意識形態的新理解。

二、傳統意識形態理論的局限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意識形態常被理解為「虛假意識」。人們因意識形態的欺騙，誤將統治階級的利益視為自身利益。例如宗教、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等，都被看作掩蓋真實經濟基礎的幻象。這種觀點暗含一種二元對立：真實的慾望／被壓抑的慾望vs.虛假的意識/被操縱的意識。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這一模式。他認為，社會法律與父權規範壓抑了無意識的慾望，使之被迫轉化為夢、症狀或藝術。雖然弗洛伊德揭示了無意識的深層動力，但仍將權力理解為「外在壓抑」的機制。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1971）則進一步指出，學校、教會、媒體等機構通過「召喚」讓個體自願接受支配。雖然這一分析更複雜，但仍假定意識形態作為外在結構，將個體異化於自身的慾望。

這些理論的共同缺陷在於：慾望被想像為原本自由，卻總是遭遇外在壓抑；權力被理解為一種消極作用，來自外部而非內在。（下續）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August 17, 2025 at 11:16am

三、德勒茲—瓜塔里的慾望生產論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瓜塔里拒絕將慾望看作缺乏。他們指出：“慾望不是因缺乏而存在，而是生產的力量”（Deleuze & Guattari, 1972/1983, p. 26）。慾望不等待外在目標來填補，而是自身不斷流動、組裝，生成社會機制與個體關係。

他們使用“慾望機器”（desiring-machines）的隱喻，強調慾望的生產性：慾望與社會生產、政治結構緊密交織，無法被簡單區分為「內心 vs. 外部」。每一個權力形式、每一個服從機制，其實都是慾望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成。

例如，資本主義並非壓抑慾望，而是動員、捕捉、重新組裝慾望，使人們「自願」參與勞動、消費與服從。正如他們所言：“人們不僅被壓迫，他們還欲望著自己的壓迫”（Deleuze & Guattari, 1972/1983, p. 29）。這句話直指核心：權力不僅僅是外在強加的，而是慾望自我生產的形式。

四、慾望與權力的生成關係

德勒茲—瓜塔里的理論顛覆了傅柯（Foucault）之前的權力模型。傅柯已經指出，權力不是單純壓制，而是生產知識、塑造主體的力量（Foucault, 1978）。德勒茲—瓜塔里則更進一步：權力本身就是慾望的內在結果。

換言之，權力不是一個與慾望分離的外部實體，而是慾望機器的組裝方式（agencement）的產物。法律、國家、意識形態之所以能運作，正因為它們「被欲望出來」，是慾望自身的組合。這解釋了為何人們常常積極投身於壓迫體制：因為這也是一種慾望的滿足方式。

因此，革命不在於消除權力、恢復「純粹慾望」，而在於改變慾望的組裝，發明新的社會機器。這種觀點拒絕了「回歸本真」的浪漫幻想，而是主張在慾望生產的過程中重新排列力量，開啟新的連接。

五、意識形態的再思考

如果權力與慾望內在相關，那麼意識形態就不僅僅是「虛假意識」。相反，它是慾望的一種投射與自我誤認。人們相信某種神聖目標、民族大義，並不是因為被欺騙，而是因為他們「慾望著這種信仰」。

例如，民族主義不是單純的外在操縱，而是集體慾望的生成：人們渴望歸屬、榮耀、共同體，於是願意犧牲甚至服從權威。同樣，消費主義不只是廣告洗腦，而是慾望被動員去尋找商品化的滿足。

這裡的關鍵轉向在於：意識形態不再是外加的幻象，而是慾望自身的內在表現。因此，批判意識形態不等於揭露一個隱藏真相，而是要重新組裝慾望，使其生產出不同的社會形式。

六、延伸討論：革命的意義

在這個框架下，革命的目標不再是「揭露真實」或「消除權力」，而是創造新的慾望組裝。德勒茲—瓜塔里稱之為「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將慾望從固化的結構中解放出來，形成新的連接與流動。

例如，在藝術中，前衛創作打破既有表達模式，實驗新的感知方式，正是一種慾望的去疆域化。在社會運動中，草根網絡、自發協作等，也可以看作是慾望重新組裝的形式。這種革命不是推翻一個政權，而是發明新的生活可能性。

七、結論

德勒茲—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提出了一個激進的命題：慾望不是被壓抑的，而是生產服從、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根源。這顛覆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框架，將權力理解為慾望自身的產物，而非外在壓迫。意識形態也因此不再是單純的幻象，而是慾望的自我誤認與生成。革命則意味著在慾望的生產機制中創造新的組裝方式。

這一理論的啟示在於：批判不應停留在揭露或消除，而要轉向實驗與創造；解放不在於恢復一個原初的真實，而在於不斷重新組裝慾望，發明新的可能性。

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下，這種對慾望—權力—意識形態關係的重構，仍具有持續的啟發力。

參考文獻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72/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 Hurley, M. Seem, & H.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ntheon.

Marx, K., & Engels, F.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olland, E. W. (1999).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Ziz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July 11, 2025 at 5:36pm

愛墾APP:感覺、感受與感情～～在情動理論（affective theory）中，「感受（feeling）」「感覺（sensation）」與「情感（sentiment）」是三個密切相關但層次與功能不同的概念。它們通常被理解為情動經驗過程中的不同面向或階段，從生理基礎到心理建構，再到文化語境的表達。以下是三者在本質與相互關係上的概述：

感覺（Sensation）：本質：感覺是最基本、最原初的生理經驗，來自感官系統對外在或內在刺激的回應，例如疼痛、溫度、飢餓、壓力等。特點：生理性的、前語言的; 短暫、直接;無需意識即可發生.例子：手碰到熱鍋產生「灼熱感」，這是一種感覺。

2.感受（Feeling）：本質：感受是個體對於感覺或情緒狀態的主觀意識經驗。它是我們「感覺某種情緒」的內在知覺，是情緒進入意識層面的形式。特點：帶有主觀意識（即「我感覺到⋯」）可從感覺或情緒中抽象出來;常常是短暫的或內隱的; 例子：你可能「感受到焦慮」，但那是對身體緊繃、心跳加速等狀態的主觀認知。

3.情感（Sentiment）：本質：情感是一種穩定的、較長期的情緒傾向，通常受到文化、語言、價值觀的深度影響。它是對某人事物的整體評價態度。特點：社會建構性強; 穩定且持久（相對於情緒）;常以語言或敘事形式表達.例子：「愛國情感」、「對某人的好感」、「懷舊情感」這些都是有文化脈絡與持久性的情感。

三者的關聯性（由下而上）：感覺（sensation）→ 感受（feeling）身體的生理反應經由神經系統傳達，被意識所知覺，轉化為個體主觀的「感受」。例：胃部不適（感覺）被認知為焦慮的感受。感受（feeling）→ 情感（sentiment）;多次的感受經驗、與語言與文化的互動，形塑出穩定的態度與價值判斷，進而形成「情感」。例：經常感受到關愛，逐漸發展出對家庭的情感依附。

小結圖表（概念層級）：

層級	概念	特性	範例
1	感覺	生理反應、前語言	灼熱、刺痛、冷
2	感受	主觀經驗、心理感知	緊張感、內心的喜悅
3	情感	穩定評價、文化建構	愛、恨、鄉愁、忠誠、憤怒等態度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June 28, 2025 at 8:43pm

愛墾APP「性愛高潮」與羣眾運動～～是否有理論將「性愛高潮」這種情動強度的節奏性、臨界性，與政治群眾運動中的身體感、集體感、節奏感作出類比？答案是：有，而且在「情動轉折」以來的若干前沿理論中，這種類比不僅存在，還被視為理解「群眾如何被觸動並行動」的核心關鍵。

關鍵理論視角：將「高潮」作為群體情動臨界轉變的比喻

以下是幾位學者與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這樣的比擬：

Brian Massumi：強度、閾值與「臨界轉變」

重點概念：感覺的「強度閾值 crossing of thresholds of intensity」

應用場景：社會運動中的群體感覺、衝動與行動之間的裂隙：Massumi 在探討9/11事件後的「群體恐懼」與「感覺政治」（politics of affect）時，指出情動並非一個穩定的內容，而是一種預感中的、臨界的、不穩定但有方向性的強度移動。這與性高潮中的情動強度積累、轉向與身體反應的突發性相似。

類比摘要：群眾運動的爆發就像情動的高潮——它不是理性決策的產物，而是強度在身體間傳導、累積至臨界值，然後轉化為集體行動的「能量爆發」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June 26, 2025 at 9:24pm

Judith Butler：可動性身體（mobilized bodies）與「情動感染」：在《Bodies in Alliance》中，Butler 討論佔領運動等集會中，身體如何因為「共同感知不正義」而被動員（mobilized）。她強調的是：「身體的在場」本身即是一種情動轉向的展現，言說未必發生，但身體已在場、已回應、已共振。這與你前述性愛高潮中語言尚未出現、但身體已被節奏牽引而發生反應的情況相互呼應。

類比摘要：在抗爭現場，情動的節奏感（如口號節拍、行進節律、群體鼓掌）形成一種「高潮生成機制」，讓個體進入一種超越自身邊界的共同感知狀態。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多重身體的愛與革命節奏

在《帝國》（Empire）與《群眾》（Multitude）中，他們強調「愛」（love）與「慾望」（desire）作為革命的基本動能。

他們主張，革命並不是由理論家或領袖發動的，而是群體內部情動網絡與慾望組織的節奏共振所引爆的——這如同性愛中的高潮，不是外力導致，而是由內部不穩定積聚所激發的自組秩序（self-organizing surge）。

類比摘要：革命高潮是情動渴望的能量洪峰，它像一種群體性「性高潮」：非理性，卻極具創造力與顛覆力。

Ernesto Laclau：群眾情動與「空洞能量中心」

Laclau 在《群眾主義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提出「情動鏈」（chain of equivalence）的理論，即：各種不滿（失業、種族、性別等）形成情動鍊條；群體透過一個空的能量象徵（如一個口號、一個領袖）發生情動聚焦；這種聚焦產生集體性的感受與運動節奏。這非常像性愛中的「高潮中心」：並非固定部位；而是全身性感與感知的動態聚焦、共震與釋放。

類比摘要：民粹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高潮化」爆發，是由情動的集中與節奏控制所引發的身體-感官-語言的連鎖反應。

Teresa Brennan：情動的「傳染性」與社會能場

Brennan 在《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中強調，情動不是個人內部的，而是「空氣中流動」的力量——一種生理與社會的共構場域。在群眾運動現場，這種「傳染性強度」與高潮前的情動累積與無法抑制的身體反應相當類似。

理論總結：性愛高潮 × 群眾運動的轉化類比

現象/特徵	性愛高潮	群眾運動
情動強度	快速上升、突破閾值	集體不滿升高、臨界爆發
身體節奏	呼吸、心跳、律動同步	呼口號、列隊、音樂、舉手動作
語言化	語言崩潰、轉為呻吟、叫喊	訴求模糊、簡化為標語、肢體
主體性	我與他人界線模糊	個體與群體邊界模糊
行動臨界	無法抑制的動作	無可逆的集體行為（佔領、抗爭）
美學結構	節奏性感知、流動中斷再接合	運動的節奏管理（鼓動→冷卻→再激化）

結語：這個問題開啟了對「身體政治美學」（Aesthetic of the Political Body）」的深層路徑探討：性愛與革命其實共享一種身體被感動、意識無法主導、語言尚未出現、但能量已轉化為行動的「情動機制」。這不僅是詩性的象徵，也是切實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研究核心。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June 14, 2025 at 9:24am

愛墾APP: 情動轉折的强度～～在「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脈絡下，跨學科學人對 intensity（強度）之深刻定義與描述，並附具體引述與引用來源：

1.席恩諾莎／德勒茲 → 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

Massumi 被視為當代情感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對 intensity 的描述頗具體系性與層次感：

「…情感就是身體存在之力（force）或行動能力（puissance）的連續流變。」(iconada.tv, xbgjxt.swu.edu.cn)

這裡，intensity 被視為一種「身體力」──不僅是心理感受的量化，而是身體作為感受與作用主體的「動能連續體」。它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環境、社會、身體狀態不斷生成與變動，是動態而過程性的質感。

2.Patricia T. Clough（政治經濟學／社會理論）

作為《Affective Turn》之主編之一，Clough 將 intensity 看作是「非意識的能量現象」：

她指出，這些「非意識的能量」──或可理解為 intensity──不透過語言或符號直接表達，卻能夠在社會運作中發揮影響，並且無意識地形塑主體與關係格局。雖未直接使用「intensity」一詞，她強調的是「情動流動的能量場」（affective flows）如何穿透結構，形成影響力。

3.Lawrence Grossberg（文化研究）

在 Clough 編輯之書中，他論及：

“Affect's Future – Rediscovering the Virtual in the Actual”（情動的未來──重新發現實在中的虛擬性）(newdoc.nccu.edu.tw)

在此文中，他描繪 intensity 為介於「實在與虛擬之間的張力」（tension between virtual and actual）的量感，此張力並非為觀念，而是作為一種可感、可被感知但未必可完全說明的「強度場」。它是在身體與環境間流動的一種張力，既可能引發情緒，也可能建構感知可能性。

4.Eve Sedgwick（女性主義情感理論）

Sedgwick走出 Derrida／Spinoza 的哲學本體論路徑，關注性别／性傾向／權力如何透過「情感深層強度」在文本與歷史中操作。雖她不直接定義「intensity」，但其透過「情感之間的裂縫」（affective fissures）與「能量場中被壓抑的強度」（repressed intensities）敘寫出一種張力，是聽不見、看不見，卻實質影響文化敘事與主體生成的力量。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June 12, 2025 at 10:20am

5.感官民族誌與情感實踐研究者（Sensory Ethnography）

感官民族誌領域的學者（如 Anthropology／人類學者參與族群感官世界研究者）強調：

「情動…被認為是生理、直覺，以及神經認知相關的反應…處於前意識和非表徵層面…存在於個人主體之外，影響著我們的經驗。」(cmcs.ncku.edu.tw)

這種描述將 intensity 視作前意識的生理–感知反應，是一種還未被制度化解讀的「生理能量強度」，它「形成–流動–影響」，連結身體、社會、記憶與環境，是跨越主體所有權域的能量表現。

小結比較

學者／流派	Intensity（強度）觀點
Massumi	身體的力／能量連續體，是動態、生成與變化的過程
Clough & Grossberg	作為能量場/張力場，在虛擬與實在間運作，形塑社會與主體
Sedgwick	作為壓抑／裂縫中的張力；權力與性別脈絡下的情感強度
感官民族誌者	前意識層面的生理–感知反應，在主體之外作用、流動

以上引述與比較，展示了 intensity 在「情動轉折」跨域語境中，如何從「身體力能（Massumi）」提升為「能量流／張力場（Clough、Grossberg）」的概念，再延伸為「權力文化中的情感壓力（Sedgwick）」以及「未被表徵的生理–感知反應（感官民族誌）」等不同闡釋。若需我補充原文章句或拓展其他學者（如 Spinoza、Hardt、Halley…），也可以再深入查證。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May 6, 2025 at 11:10am

[如果我要召喚我當初當時的那件事物，我就應讓位給當初的那個我]

從前在一部書里讀到的某個名字，在它的音節間藏著我們閱讀這部書的時候颳過的疾風和燦爛的陽光，以致滿足於「描寫事物」、滿足於只是可憐巴巴地給一些事物的線條和外表做些記錄的文學，雖然自稱為現實主義，卻離現實最遠。

它最能使我們變得貧乏、可悲，因為它突兀切斷現時的我與過去、未來的一切聯系，而過去的事物保持著本質，未來，它們又將促使我們去重新品味這種本質。正是這種本質才是配稱作藝術的藝術所應該表現的內容，而且，如果它表現失敗，我們還能從它的虛弱無能中引出教訓（在現實主義的成就中卻絲毫都汲取不到），須知這個本質部分地是主觀的和不可言傳的。

更有甚者，我們在某個時期看到的一樣東西，讀過的一本書並不永遠只和我們周圍的事物結合，它還同當時的那個我們忠實地相結合，只有通過感覺，通過當時的那個我們，它才能被再度回顧；假如在書房里我重又拿起，哪怕只是想這麼做，拿起《乞兒弗朗沙》，在我心里立即便會有一個孩子站出來，取代我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權讀出這部書的書名：《乞兒弗朗沙》，他還像當年那樣讀出這個書名，同樣帶著當年花園里的天氣留下的影響，帶著他當時對各地情況和生活的遐思夢想，帶著對明天的焦慮不安。要是我見到的是另一時期的另一事物，挺身而出的又會是一名年輕人。

而今天的我只剩下一片被廢棄的採石場，它意味自己蘊藏的全都是差不多的東西，單調無奇，然而，每一個回憶都像一名希臘雕塑家，從這片采石場采取無數雕塑像。……今天，恰恰是在蓋爾芒特家的書房，在這最晴朗和美的日子里，我重又見到這部作品，從而不僅使我以往摸索中的思想豁見光明，還照亮了我生活的目標，也許還是藝術的目標。……我已不是當年看到它時的那個我了，如果我要召喚我當初當時的那件事物，我就應讓位給當初的那個我，因為今天的這個我根本不認識它。（摘自：第2145頁；《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April 14, 2025 at 11:22pm

福樓拜誕辰200年～薩特、巴特和朗西埃眼中的福樓拜 

從福樓拜（法语：Gustave Flaubert，1821年—1880年）成名直到今天的一個半世紀里，他的作品不斷激發著人們的閱讀與研究興趣。曾有近百位著作家對其進行過評述，其中既包括波德萊爾、莫泊桑、普魯斯特、左拉等作家，還包括尼采、薩特、羅蘭·巴特、雅克·朗西埃等哲學家。長期以來，文學的自律性和介入性常常是令人們爭論不休的問題，而福樓拜以其「自然主義式」的寫作姿態，時常充當這個理論問題的焦點。正值「法國最偉大的文體家」誕辰200周年之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20世紀的思想家，尤其是薩特、巴特、朗西埃三人眼中，福樓拜作品的形象如何經歷了從「自律」到「介入」的轉變。

福樓拜的文體的最顯著特征是「石化」，讓-普雷沃曾指出，「在福樓拜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文學中最奇妙的石化噴泉」（Gerard Genette, 1982, 183）。薩特則在1948年發表的《什麼是文學？》中評論道：

「福樓拜寫作是為了擺脫人和物。他的句子圍住客體，抓住它，使它動彈不得，然後砸斷它的脊梁，然後句子封閉合攏，在變成石頭的同時把被關在里面的客體也化成石頭……一片深沉的寂靜把句子和下一句隔開，它掉進虛空，永劫不返……任何現實一經描寫，便從清單上勾銷：人們轉向下一項」(薩特，1998，163)。

作為薩特一生都在關注的作家，福樓拜在他的著作中曾被頻頻提到。在《什麼是文學？》一書中，薩特從「石化」的風格出發，將福樓拜評價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代表性作家，並認為他的寫作「不介入事物」(薩特，1998，69)。在薩特看來，藝術缺乏自律性，而介入的文學過程必須是意指性的，由於福樓拜的作品與詩歌一般不指意，因此它們都陷入了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沒有對世界現實狀況的揭露與干預。根據薩特，十九世紀的作家是自欺欺人的，他們無視了潛在讀者並遠離了革命群眾，從而淪為了統治階級的工具。

與之相反，薩特主張的「介入性」的文學寫作要求作家離開象牙塔，直面社會歷史的轉型，變成「革命者」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反抗者」。薩特將福樓拜歸為後一類人，從而指出：福樓拜通過在小說中描寫了資產階級奮斗的失敗與苦難，以此為現實中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做了一種「想像性的補償」，於是，資產階級讀者們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他們無情的剝削行為；另一方面，這種只專注於形式的藝術呈現出「高高在上」的姿態，對於作為革命主力軍的普通群眾顯得晦澀難懂，所以「正好符合社會保守主義的利益」(薩特，1998，157)。我們似乎可以說，薩特這一藝術介入理論與布迪厄在《藝術的法則》中提出的「自主的文學場域」的概念相對立，後者強調作家應該時刻注意與社會、政治保持距離。

然而在寫作《辯證理性批判》（1960）與《家庭的白痴》（1971、1972）時，薩特卻一轉態度，稱福樓拜的作品是「介入的」：

「重要的是福樓拜在另一個層次上徹底介入了……這歸根結底是承擔全世界，承擔整體……福樓拜作品把宇宙作為一個整體，其中有人，然後從虛無的觀點解釋它，這是一種深層的介入，而不是簡單的在『承諾書寫』意義上的文學介入」(薩特，1998，338-339)。

後期的薩特發現，福樓拜在語言和形式上開創了與以往的小說全然不同的風格，「作為『現代』小說的開創者，福樓拜站在我們今天所有文學問題的十字路口」（Sartre，1981，Preface X），這種拒絕強勢傳統的創舉，被薩特視為福樓拜在文學形式方面的革命擔當。

詹姆遜從社會處境與文學處境兩方面總結道，福樓拜生活在第二帝國到一戰期間，他一方面處於資產階級的上升期，需要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具體化不斷增強的歷史」；另一方面，在巴爾扎克之後，現實主義的寫作形式已經發展到巔峰。而「《包法利夫人》是對福樓拜所屬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思想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一個像徵性解決，同時又是獨特的形式上的創新，它解決了小說作為一個類型發展進化的問題」（詹姆遜，2013，265）。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把福樓拜的小說看成是靜態的作品或對象，「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個行動，一種藝術實踐的表現，一種生產，一個干預行為，一個對困境和矛盾的解決，一種動態的創造」（詹姆遜，2013，264-265）。 

與早期薩特所主張的「介入性」文學針鋒相對，羅蘭·巴特轉而提倡一種「零度寫作」，並因此贊美福樓拜是現代寫作的第一人。按照巴特，寫作與口語截然不同，前者用詩學功能壓倒交流功能，僅僅指向自身封閉的語言結構。因此，把寫作當成某種及物能指的人，只能被稱為「作者」；而真正的「作家」不會把讀者引向寫作之外的事物，而只會引向文本本身，他無須計較如何反映現實，也無須牽涉意識形態的傾向，他只需要用作品去支持文學作為一種寫作活動而存在。（[下同]澎湃新聞 12-12-2021）

Comment by 冬菜一斤 on April 13, 2025 at 11:43am

於是羅蘭·巴特相信，是福樓拜開啟了回到寫作自身、不必及物的文學變革：一方面，福樓拜不再試圖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見解，不追求通過作品與他人交流，這里顯然是指在《包法利夫人》中，隱含作者的聲音無跡可尋。

福樓拜本人並不對愛瑪的行為發表任何道德的評價，他隱退到文本結構之後，任憑讀者直面語言的客觀物，人們甚至永遠不知道他是否要為所寫的東西負責；另一方面，福樓拜幾乎取消了內容與形式的區別，結果就是作品的主題意義和功能指向的衰弱，這即是說，福樓拜堅信詞句的形式與實質是一體的、不可拆解的，正如思維和寫作也只是同一種活動的多義詞，那麼寫作的意義就不需要依賴於文本之外的事件或思想，寫作本身就足以構成自己的主題，所以福樓拜不止一次想像過寫作一本「與書外任何事物都無關的書，它依靠自己風格的內在力量站立起來，正像地球無需支撐而維持在空中一樣……最好的書是那些包含材料最少的書」 (福樓拜，2012，76)。

對羅蘭巴特而言，福樓拜本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去反駁薩特在《什麼是文學？》中所鼓吹的介入文學。然而巴特並沒有直接抹除「介入」，毋寧說，他認為福樓拜的介入是相對於一種「寫作史」而言的介入。既然語言和文體是先於寫作活動而存在的，那麼不同的作家就置身於不同階段的文學慣例之中：古典寫作對應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其對應的現實主義文學樣板兼具交流和詩學兩種功能，因而該歷史時期內的作品便回響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聲音；但是隨著傳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的分解，舊的寫作活動難以為繼，寫作史便步入新的階段，而這個階段的開端就是福樓拜。因此，巴特強調，哪怕福樓拜的作品內容並不直接涉及政治，福樓拜在風格、文體上的革新，就足以算作「介入」，畢竟寫作史是與廣義的社會秩序相勾連的。而這樣的觀點就與後期薩特相去不遠。

借助對福樓拜的分析，薩特和羅蘭·巴特展示了思考介入文學的兩種互不相通的方式。那麼問題就變成了：文學形式上的變革，是否足以構成對政治內容的現實的介入？對於這個問題——同樣是基於對福樓拜作品的觀察——朗西埃提供了一種更為精妙的回答。

和羅蘭·巴特一樣，朗西埃同樣把福樓拜看作現代文學的一位鼻祖，甚至整個現代藝術的審美體制的開創者。在朗西埃看來，政治並不外在於文學，我們應該打破政治與文學之間原有的邊界，並「尋找它們共同的成分」（朗西埃，2014，135）。他指出：

「文學的政治不是作家們的政治……不必去考慮作家們應該搞政治，還是更應該致力於藝術的純潔性，而是說這種純潔性本身就與政治脫不了關係」（朗西埃，2014，3）。

在此意義上，朗西埃注意到了福樓拜自己的政治觀點本身存在瑕疵，正如福樓拜在書信中寫道「自從發明了馬車，有產者已不成其為有產者了……一旦從民主的觀點出發，即：一切屬於大眾，但混亂也由此產生，我試圖說明，現今已無時尚可言，因為沒有權威和規則」（朗西埃，2014，23）。

從中可見，福樓拜對民主政體對舊有等級秩序的打破感到了恐慌和混亂，這種態度與朗西埃平等主義的政治哲學大相徑庭，但是由於「文學的政治不是作家的政治」，因此朗西埃在根本上避開了對作家本人立場的討論，並轉向了對文本本身的「誤讀」。

而這種「誤讀」的前提是福樓拜典型的「石化」文體，與早期薩特批評的態度不同，朗西埃認為「石化」恰恰使既有的感性分配斷裂了。「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指一種「不證自明」的事實，它「對空間和時間進行分配與再分配，對地位和身份、言語和噪聲、可見物和不可見物進行再分配」（朗西埃，2014，4）。在既定的權力與知識的感性分配下，平民作為無分者發出的聲音只能是噪音，而如果他們模擬貴族的言說行動，與貴族共用一套話語體系，並說出完全不同的東西，以此使自己被聽見與看見，並彰顯自身的存在——那麼此時，政治就從中發端，它產生於無聲的平民世界與發聲的平民世界之間的激烈對抗，並重新刺激了感性分配，從而打破了什麼可說、什麼可見、什麼可聽的既有規則。

在這樣的理解下，朗西埃針對《包法利夫人》中愛瑪之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為什麼福樓拜要殺死愛瑪·包法利？

愛瑪少女時期在修道院中讀過大量的浪漫主義愛情小說，此後一直憧憬著小說人物奢侈浪漫的生活方式，她後來因無法忍受丈夫夏爾的平庸以及平淡且無波瀾的婚姻生活，而選擇了出軌。在與各色男人的糾纏中，她雖然恢復了青春的姿態，但奢侈的生活讓她背負了巨額債務，在情人相繼離開她後，走投無路的愛瑪最終選擇服砒霜自盡。正如李健吾所評價的：「在愛瑪的想像里，她把自己當作一位貴族夫人，她不知道這和她的身份不宜，和她的環境衝突；她逃出她真實的人格，走入傳奇的世界，哪怕繞小路，走歪路，她也要維系著她虛偽的生存——因為這里虛偽就是真實，想像就是生存」（李健吾，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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