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政府華社聯絡組的衛生部長顏金勇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建議，本地華社應該秉持開放心態，重新自我定義。他認為，任何人只要覺得自己與華社有關系，是華社的一分子，也對華族文化感興趣，“我們都非常歡迎他們跟我們保持聯系”。對於在外人眼中還是封閉保守、壁壘分明的華社，這無疑是就其性質的革命性詮釋，在現階段恐怕也是理想性高於現實性。但顏金勇期盼華社作為開放平臺的談話，也反映了一些華社團體難以回避的長期挑戰——如何擺脫邊緣化甚至是近乎無關緊要的尷尬社會地位。

構成華社主體的成員組織，包括了按籍貫或姓氏成立的宗鄉會館、商團、華校、行會、廟宇，涵蓋了華族的社會、經濟與精神生活等層面。華社團體的組織精神，不外是根據地緣及血緣這兩大原則，自然也就難免帶有一定的排外性質。從新加坡開埠到獨立建國後的一段時間，這些華社團體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角色，讓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得以繁衍、發展、壯大，為日後新加坡的繁榮穩定，打下了堅固的基礎。

然而，隨著新加坡經濟高度國際化、方言的沒落、華文教育的終結、推崇多元種族宗教的新的國家認同的養成等，這一系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遷，讓傳統華社在出色地完成了輝煌的歷史使命後，終究要面對該何去何從的時代難題。在開埠的年代，曾經是組織及動員社會資源積極因素的排外性基因，在年輕國人身份認同、語言使用習慣以及個人價值觀改變之際，無疑加速了一些以狹隘地緣或血緣觀念為主導的華社團體邊緣化甚至沒落的命運。正視並解決這樣的困境，是所有華社團體共同的新時代使命。

華社在新的時代之所以還有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其互助及聯誼的性質，仍然在滿足著社會的需要。擺脫先天的局限，契合社會時代的需求脈動，是華社領導層集體的挑戰。新加坡經濟高度國際化，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副產品——貧富差距擴大的嚴峻社會問題——同樣威脅著本地社會的凝聚力。民間互助發揮了彌補國家福利缺口的關鍵作用，而這正是華社團體傳統的強項——一些有資源的宗鄉團體，都會頒發獎助學金或撫恤金給有需要的會員。當然，要真正因應新時代的需要，華社團體有必要從鄉親互助的血緣地緣思考走出來，進一步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關懷。

另一個華社能繼續扮演建設性角色的，是其聯誼的傳統功能。當然，這也必須打破血緣地緣的束縛，向社會開放資源，甚至可以考慮超越種族，真正讓華社向多元社會主流價值靠攏。這不妨通過構建文化平臺的方式，以華樂、書法、茶藝、戲曲等華族文化，甚至教授華文華語、舞龍舞獅等民俗內容為手段，讓不同籍貫乃至不同種族的國人一起活動，在增進族群融合的同時，也提高華社社團的影響力，利人利己，一舉兩得。

要做到開放包容，重新自我定義，華社團體有必要具備更遠大的格局觀。任何組織難免都有人事分歧，一些社團的人事鬥爭，更涉及具體的利益。類似的新聞如果經常出現，顯然不利於華社整體的社會形象。如前所述，處於邊緣化困境的社團並非完全沒有轉機，重要的是主事者懂得把握契機，把眼光從門戶內的恩怨，轉移到外面寬廣的世界，認清大局，理解肩上背負的重擔，才能以更開闊的心胸，呼應時代的呼喚，讓薪火相傳的華社，能夠繼續秉承先輩的遺志，發揚光大。（收藏自 2013年2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