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論“一帶一路”的歷史超越與傳承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既繼承“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古絲綢之路精神,又在空間和性質上超越了古絲綢之路,從“時代性”“先進性”“開拓性”三個方面對古絲路做出了創新性發展。“一帶一路”由中國發起倡議,強調沿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標準、技術的對接,逐步建立起歐亞非互聯互通的網絡,體現的是“絲路”沿線國家多對多的合作模式。“一帶一路”是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必然邏輯,也是文明復興的必然趨勢。“一帶一路”並非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它從包容性、性質、內涵、方式以及實施周期等方面均超越了馬歇爾計劃,開創了21世紀全球化新模式。

“一帶一路”是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必然邏輯,也是文明復興的必然趨勢,還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標誌著中國從參與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態勢轉變。“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偉大倡議和國際合作公共產品,既超越古代,又超越近代,通過“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①

由於“一帶一路”倡議繼承了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精神,因此和古絲路具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由於“一帶一路”政策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質,因此得以在“空間”和“性質”兩大方面,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內涵,在創造性繼承的基礎之上得以繼續發揚光大,為沿線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

“一帶一路”的深遠歷史傳承

古代絲綢之路在經貿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穩定三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當今“一帶一路”的建設,也同樣會發揮古絲綢之路這三大獨特作用,以負責任的風範與真誠包容的大國態度同世界分享自身發展紅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到的,這將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模式更加廣闊,這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放眼古今絲綢之路,兩者同為“親善之路”“繁榮之路”“交流之路”。

“親善之路”指的是當今“一帶一路”建設立足於古絲綢之路對民族穩定、和諧共處的貢獻,在和平發展成為日益重要主題的當下,將“一帶一路”打造成一條福澤各國民眾的發展之路,促進沿線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與和睦共處。目前,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世界影響下產生的“中國威脅論”使得世界各國對中國崛起心存疑慮,將中國的強大看作對世界現存政治秩序的威脅。而這條“親善之路”充分表明:我國堅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謀求世界霸權,在國力強大的今天,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地結合,同世界分享自身發展紅利,在互聯互通的基礎之上,同各國平等發展,互利共贏。

“繁榮之路”是指當今“一帶一路”建設同古代絲綢之路聯系東西方貿易,創造大量社會財富一樣,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能夠在經貿交流的過程中推動東西方兩大市場的繁榮,為沿線國家提供巨大的發展機遇和潛力。從“一帶一路”的議程設置來看,伴隨著一系列自貿區(如中日韓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各類經濟走廊(如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建設升級,這能夠有效地促進產業合理分工,減小各國相互間的貿易壁壘,便利各國進出口運營以及經貿投資,從而建立起高效運行的“財富流通網”、“物資運輸網”與“貨幣交換網”。

“交流之路”是指當今的“一帶一路”同古代絲綢之路一樣,不僅僅是一條經貿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民眾交往之路。伴隨著各國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經貿合作的不斷深化,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文化交流也同樣會大放異彩。“一帶一路”涵蓋30億人口,在建設的過程中,如能發揚傳統“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推動沿線各國民眾之間的交流,不僅能夠推動“民心相通”的早日實現,增強各國民眾對政策的支持和擁戴,而且能夠極大地推動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在文化溝通交流的基礎上實現物質同精神的雙重結合,從經濟和人文兩個層面真正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

“一帶一路”的建設要在繼承古絲綢之路的基礎上,立足發展大局,在繼承傳統“親善”“繁榮”“交流”之路基礎上,打造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贏之路、文明互鑒之路。需要註意的是,“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難以一蹴而就,作為一項宏觀政策,應該立足長遠,從長期收益看待政策有效性。目前,應不斷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安排、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審慎地處理各類問題,而非冒進地追求短期效益,舍重就輕。

“一帶一路”政策的時代發展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開創我國對外開放新局面,“一帶一路”政策正式成為我國的重要國家戰略。“一帶一路”政策,在傳承傳統絲路精神的基礎上,結合當代的內外國際局勢,形成了其不同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新內涵,實現了兩大超越。一方面,在空間上超越了傳統的絲綢之路的限制,所轄區域空間進一步擴大,合作空間也得以深化;另一方面,既在性質上賦予了古絲路新的內涵,又超越了傳統絲路的思維模式,以其“時代性”“先進性”“開拓性”穩健地推動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

空間上的超越。古代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了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遊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②可見,古代陸上絲綢之路鏈接東亞,中亞和西亞和歐洲。在此過程中,東南亞、南亞等地區雖然一定程度上受到絲綢之路的影響,但和西亞、中亞等地相比,其影響力還是有限。

當今“一帶一路”的建設,其主體範圍大體仍遵循古絲綢之路的路徑,依托現存的亞歐大陸橋,通過中亞、西亞等重要區域,連接歐洲,實現沿線各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但是,我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開展了與其相配套的“經濟走廊”建設,通過經濟走廊,將歷史上並非陸上絲綢之路主體的區域也納入到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去。例如,“中巴經濟走廊”開創了由我國新疆地區經由巴基斯坦從而到達南亞的新途徑,加之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相互配合,南亞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被成功的納入到我國“一帶一路”的建設之中。同時,歷史上並非絲路主要途經區域的我國西南地區也承擔起了“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任。除此之外,“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建立,還會將東北亞地區納入“一帶一路”的區域範疇,大大的擴展了古絲綢之路的空間範圍。“一帶一路”建設在空間上的擴展,不僅大大激發了我國各省份的積極性,同時也將南亞、東南亞、東北亞、東亞、西亞、中亞乃至歐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大大擴展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地理空間概念,賦予了其新的時代生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曾經提出要以點帶面、從線到片、從而逐步形成區域的大合作,同時應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從習總書記的講話中,不難看出,當前“一帶一路”的建設,在“合作空間”上極大的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以經貿為主的合作方式。新時代“一帶一路”的建設,“貿易通”僅僅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在“貿易通”的基礎上實現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科技文化乃至民心的全方位互聯互通,真正為新形勢下各區域之間的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除以上兩點之外,我國還將海陸絲路建設並舉。我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同陸上絲綢之路的衰弱密切相關,因此並沒能出現“海陸同盛”的局面,而當今將“一帶一路”結合起來,就是致力於創造海陸並舉,協同開展的盛況,海陸空間的結合,其空間覆蓋範圍是古代絲綢之路難以睥睨的。

性質上的超越。“一帶一路”政策豐富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內涵,在“時代性”“先進性”“開拓性”三個方面對古絲路做出了創新性發展。

第一,時代性。中國人從未背棄過海洋,但也從未真正關註過海洋,海洋作為“化外之域”的觀念一直紮根於中國人的靈魂深處。當今時代,“海洋”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從“大河”走向“大海”,從“內陸”走向“海洋”已經是我國發展的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絲綢之路重陸地、輕海洋的態度,創新性的將“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結合起來,海陸統籌兼顧,協調並舉,體現了“海洋強國”要求下典型的新時代特點。除此之外,“一帶一路”的開展,也將西北、西南地區納入到開放的前沿,有利於縮小其同東部沿海省份的差距,推動實現國內各省份的共同富裕,這同樣符合深化改革開放,打造對外開放新局面這一典型的時代要求。

第二,先進性。中國古代以農耕經濟為主,商業活動受到打擊,士農工商影響下的中國古代社會,導致陸上絲綢之路將農產品或農業加工品作為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當時出口結構並不完善,並沒能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當今的“一帶一路”政策,在操作路徑和操作理念兩個方面,具有高度的先進性。首先,從路徑來講,“五通”將政治、經貿、交通、貨幣、民心創新性地結合在一起,能夠充分發揮我國的戰略優勢,同世界各國分享自身發展紅利,這本就是平等協作的典型創舉;其次,從理念開看,我國堅持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的精神,並在此基礎上將世界看做統一的命運共同體,謀求“共同富裕”,這一點也超越了歷史上各國的“謀利”心理。

第三,開拓性。通過上文的論述,不難發現,我國在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不謀求稱霸,也不會稱霸,而是將世界看做一個統一的整體,吸引沿線國家共同參與,通過相互之間的平等協作,溝通了解,共建繁榮世界,分享發展成果,從而共同應對目前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國這一創新性舉措,以互利共贏的形式,超越了傳統的區域合作方式,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同古代絲綢之路相比,“一帶一路”以其開拓性,給予了框架中沿線各國遠超古時的發展生機和活力。

《後漢書·西域傳》曰:“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胡商販客,日款塞下。”古代絲綢之路的繁榮可見一斑。當今的中國,繼往開來,在繼承絲路精神的基礎上,結合內外實際,賦予了這條古今之道以新的生機和活力,將歐亞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這一傳承之下而出現的“一帶一路”創舉,必將促進沿線各國的友好協作,互惠共贏,共譜絲綢之路新華章。

古代絲綢之路並不穩定,與沿途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其興衰取決於中央王朝的統一與控制——唐朝安史之亂後,絲綢之路長期遭廢棄。此時,阿拉伯掌握航海術,通過海上到達廣州、泉州、寧波等地,陸上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③

“一帶一路”必須超越古代絲綢之路的不穩定性,承載重塑全球化的時代使命。“一帶一路”所塑造的歐亞地區交通網絡,將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亞太地區與世界最大經濟體歐盟聯系起來,給歐亞大陸帶來新的空間和機會,並形成東亞、西亞和南亞經濟輻射區。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是兩條絲綢之路建設的基本方向和目標。這將有利於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亞歐大陸自貿區或歐亞大市場的形成,將對當前世界經濟版圖產生重要影響,促進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

“一帶一路”對馬歇爾計劃的超越

除了超越古代絲綢之路外,“一帶一路”還超越了其他國家的類似戰略。早在2009年1月5日,《紐約時報》就稱中國的“走出去”戰略為“北京的馬歇爾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這種說法更流行了。其實,“一帶一路”不僅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更超越了馬歇爾計劃。

二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啟動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國家給予經濟援助和參與重建的計劃,以當時美國國務卿名字命名,史稱“馬歇爾計劃”,也稱歐洲經濟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說是使歐洲和美國得到雙贏,但也造成了歐洲的分裂,鞏固了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推動了北約組織的建立,美國成為馬歇爾計劃的最大受益方。

都是向海外投資來消化充足的資金、優質富裕產能和閑置的生產力,促進本國貨幣的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確有諸多類似之處,後者也給前者以歷史借鑒,但是,兩者時代背景、實施主體和內涵、方式等畢竟不同。

概括起來,“一帶一路”戰略與馬歇爾計劃在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時代背景不同。美國推動馬歇爾計劃是為了盡快使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戰後復興,防止希臘、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共產黨乘戰後經濟百廢待興、政治混亂之機奪取政權,以對抗向西擴展的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經濟上的“杜魯門主義”,也是冷戰的重要部分,是為美國最終實現稱霸全球服務的。馬歇爾計劃也為後來形成的區域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奠定了經濟上的基礎。馬歇爾計劃開啟了冷戰的先聲,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一帶一路”則無冷戰背景和意識形態色彩,它既古老又年輕。作為古絲綢之路的現代復興,“一帶一路”繼承和弘揚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作為國際合作倡議,“一帶一路”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經驗與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的結果,是中國全方位開放的結果。

實施意圖不同。馬歇爾計劃本意是美國通過援助使歐洲經濟恢復,並使後者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時也可使美國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領歐洲市場。美國當年提出馬歇爾復興計劃時,附加了苛刻政治條件,歐洲的所有親蘇聯國家都被排斥在外。即使是盟國,美國也為進入該計劃的國家制定了標準和規則,受援的西歐國家只能無條件接受,不僅有時間期限,且還款利息高。該計劃最終導致了歐洲的分裂。馬歇爾計劃充分展示美國控制歐洲的戰略意圖和肩負穩固歐洲以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使命,催促了北約的誕生。

“一帶一路”的本質則是一個共同合作的平臺,是中國的國際合作倡議和中國提供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倡導新型國際關系和21世紀地區合作模式。“一帶一路”倡議建立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提倡同沿線國家進行平等友好的經濟往來、文化交流,以促進沿路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加強中國同相應國家的經濟合作,所有的經濟文化交流都建立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

參與國構成不同。馬歇爾計劃的參與國家是以美國、英國、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為主的20世紀資本主義強國,將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排除在外,是第一世界對第二世界的援助。

“一帶一路”則以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主,並拓展、延伸到其他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也有新興國家、發達國家,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相互間促進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推動各類國家的優勢互補、錯位競爭和經濟整合,開創南南合作、區域合作與洲際合作的新模式。

內容不同。馬歇爾計劃主要內容是,美國對西歐提供物質資源、貨幣、勞務和政治支持,其中美國的資金援助要求西歐國家用於購買美國貨物,盡快撤除關稅壁壘,取消或放松外匯限制;受援國要接受美國監督,把本國和殖民地出產的戰略物資供給美國;設立由美國控制的本幣對應基金(counterpart fund,作用是將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資金轉換成為由當地貨幣構成的資金);保障美國私人投資和開發的權利。其結果,美國獲得了大量對歐出口,使美元成為西歐貿易中主要的結算貨幣,幫助建立了美國戰後的金融霸權,鞏固和擴大了美國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影響。此外,馬歇爾計劃還包含削減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放棄“國有化”計劃等較強烈的冷戰色彩的內容。

“一帶一路”倡導中國與絲路沿途國家分享優質產能、共商項目投資、共建基礎設施、共享合作成果,內容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比馬歇爾計劃內涵豐富得多。

實施方式不同。馬歇爾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相當於馬歇爾演說當年美國GDP的5.4%左右,占整個計劃期間美國GDP的1.1%。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那麼這筆援助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計劃的核心以美國為主導,依靠美國二戰後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對戰後西歐各國提供贈款貸款、重建協助、經濟援助、技術支持,快速實現受援國家的戰後經濟重建,體現的是“美國—西歐諸國”形式的一對多的援助形式。

“一帶一路”由中國發起倡議,由“絲路”沿線國家共同參與合作完成。沿線國家積極開放邊境口岸,共同完善交通建設,為經濟的合作與文化的交流創造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現的是“絲路”沿線國家多對多的合作模式。“一帶一路”特別強調沿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標準、技術的對接,旨在將中國發展機遇變成沿線國家的發展機遇,謀求不同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國家共同發展,通過設立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周邊國家和區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實施周期比馬歇爾計劃長遠得多,基本上是中國“三步走”戰略的延伸,通過中亞、中東、東南亞、南亞等線路從陸上和海上同時開展經濟走廊、工業園區、港口建設等項目,逐步建立起歐亞非互聯互通的網絡。④

因此,“一帶一路”並非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而是超越馬歇爾計劃。當然,馬歇爾計劃的成功與其初期宣傳手段以及機制化的實施方式是分不開的,有些方面也值得借鑒。比如,美國政府在國內組織“馬歇爾計劃聲援委員會”,通過工會組織和利益團體宣傳,重點強調了歐洲各國在爭取援助中的主動權地位,需要歐洲自行聯合並提出要求,顯示出了美國積極支持歐洲走向一體化的態度。再比如,在實施上,馬歇爾計劃重視國內立法保障合法性,國際合作走向機制化,充分調動社會力量。這些經驗對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合作發展戰略被周邊國家接受,被世界強國認可的過程中,不無借鑒意義。

註釋

1 新華社2015年3月28日電。

2 陳功:《從全球文明的高度看“新絲綢之路”》,《戰略觀察》,第346期,2013年5月16日。

3 葛劍雄:《“一帶一路”的歷史被誤讀》,《金融時報》中文網,2015年3月11日。

4 參見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風險》,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論。

作者簡介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歐洲一體化與中歐關系、公共外交、國際關系理論。主要著作有《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超越均勢:全球治理與大國合作》、《一帶一路:機遇與風險》等。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5-05-27 15:34 來源: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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