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電子媒介類型及電視文化 (8)

但網絡是一個全球化的公共舞台。在網絡之前,公共的文學言說是有計劃、有組織和被控制的:作家協會、報刊、出版社和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機構對文學的公共空間和話語進行總體把關。但網絡媒介提供了公平的創作和發表空間,提供了一個平民的文學話語空間。在這個公共舞台上,沒有傳統文學體制內的任何約束,人人都可以出場,人人都可以發言,人人都可以展示自己的風格,表達自己的看法。在這個公共舞台上,各色人等不管有多大職位區分,不管有多大的價值差異,不管有多大寫作分歧,都可以文字直接與讀者對話,這就繞過了文學體制的約束,而直接走到了讀者面前。這很顯然就消解了作家協會的權力,也弱化了純文學期刊的作用。在網絡上,只要喜愛玩弄文字,人人都可以盡情地寫,而且一旦獲得很高的點擊率,不但文學期刊的編輯會來主動約稿,出版社的老總和編輯更會緊追不舍。這方面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那些自建網站、主頁和博客的寫手,他們中有不少並不需要加人作家協會,也不需要在作家協會主辦的紙質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但他們照樣擁有大量讀者,並且得到出版商的認可和讀者的歡迎。網絡媒介使傳統的文學機制下的文學權利關系發生了改變,也使文學體制失去了足夠的社會效力。


2.是網絡解構了傳統的作家身份和評論家身份。在傳統的文學領域裏,作家和批評家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言人,而且作家、批評家擁有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尤其是國家級、省級和地市級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還享受著國家幹部的待遇,那些各級作家協會駐會主席、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還有省部級、廳局級或縣處級的級別。但網絡出現以後,作家的精英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受到了挑戰。首先是他們的精英創作姿態受到了市場和讀者的挑戰,在以市場和消費為主導的文學環境裏,精英文學圖書與類型化文學圖書相比,失去了暢銷的可能性。其次,是他們的圈子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小,已經離開了文化權利中心且被社會邊緣化了。而網絡又給新的作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尤其是一些按照傳統文學方式創作的作家在體制內很難得到承認,但借助網絡卻一夜之間就可以家喻戶曉。如2006年9月,女詩人趙麗華寫的幾首詩被網友貼在某一大型網絡論壇上,之後各大論壇紛紛轉載。多數網友對她的詩歌表示嘲笑,諷刺她把一句話拆成幾段就成為一首詩,同時掀起網友仿寫和惡搞其詩歌的熱潮。由於“麗華”和“梨花”諧音,很多網友把趙麗華稱為“梨花體”詩人或“梨花教教主”。趙麗華從事詩歌創作已經達二十多年,曾經擔任過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委,也擔任過河北《詩神》的編輯部主任,出版過多部詩集。但就這樣在傳統的文學媒介上走上詩壇的女詩人,卻是依靠網絡媒介成了大眾話題的中心人物,並因此而成為“文化名人\"這與其說是網絡對傳統紙質媒介和詩人的嘲弄,還不如說是網絡對作家身份的一次改寫。這也進一步確認了傳統的文學體制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使作家進人大眾的中心視野。

此外,網絡媒介的出現也改變了文學批評的話語方式和批評的立場。傳統的文學批評家在文學體制內充當所謂藝術判斷者和文學的法官。某種程度上說,他們還是文學資質的審查者,比如他們在各級作家協會的文學評獎中擔任評委,甚至在官方的文學圖書評獎中擔任評委,也參與審查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但網絡媒介提供了一個自由的話語空間,一個公共的批評場所,在這裏沒有誰是權威人士,也沒有誰是文學的法官。在網絡自由論壇裏,所有的人都有發言的權利,都有發表見解的機會,在這裏沒有什麽批評家,只有“灌水”者,甚至“吐口水”的角色。網絡可以說是一個民間話語的場所,在這裏只有以民間立場進行評說才能獲得認同。


3.是對傳統文學認識的顛覆。傳統的文學概念,是建構在“純文學”概念之上,而且“純文學”的概念提出的基本依據就是所謂的“文學性”一一它是一種建立在本質主義基礎之上的“審美性”。拿上述詩人趙麗華的“梨花體”詩為例,很顯然就不能以傳統的純文學的概念去評價。但作為大眾文化場域裏的文學文本,或者說,作為一種網絡文字遊戲,它們是可以認識並且給予分析的。此外,傳統的文學文本一般是紙質的,而且是經得起所謂審美批評與檢驗的,且每一種文體都有質的規定性,比如說,詩歌、散文和小說都有自己的文體特征。但網絡文學的文體交叉性和互文性比較強,其文本屬於網絡電子文本形式,可以說是雜體互滲,有的甚至是拼貼式的文本。傳統的文學創作具有神秘性,但網絡寫作不再神秘。正如陶東風所說的,人們再也不談論什麽文藝心理學、精神分析、無意識、靈感、非功利性、自主性。古人所謂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的佳話恐怕永遠成為歷史。傳統的文學作品承擔的社會功能也是以教育、審美、提升為旨歸的,但網絡文學的社會功能主要就是娛樂——自娛娛人。


二、網絡對文學的重建

上述文字可以說明,網絡媒介的興起導致的文學身份的危機,其實就是網絡媒介對傳統的文學進行了顛覆,使傳統的作家身份也變得不再具有足夠的文化魅力或權威性。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網絡歸結為文學的反對性力量,應該說,網絡媒介只是用新的媒介方式完成了對文學的一次重建。


1.是對文學體制的重建。很顯然在網絡時代,文學體制的重建是非常必要的。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形成的文學評獎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學的發展,但目前也存在很大問題:無法真正反映社會的文學生產力和作家的創造力,還是停留在小圈子的文學評獎。公正而全面的文學評獎至少應該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對於傳統的文學寫作的評價,另一部分是對網絡文學寫作和其他新媒體寫作的評價,這樣才能相對準確地反映社會的文學狀況,表達對這個信息時代寫作的關註。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體制也要進行變革,大學中文系的文學史的書寫不能僅僅只論述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收獲》等體制內刊物發表的傳統文學作品和那些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的作家作品,還要把網絡寫作和其他的文本探索方式納入到文學史的視野。此外,研究機構還應該把網絡文學、網絡文化和青少年文化作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來進行考察與分析。


2.是對文學文本的重構。傳統的文學文本是從精英視角來確認的所謂審美性的文本,而且它的文類基本上是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體。但網絡等新媒介出現以後,文學文本借助新媒介的出現,就產生了異質性和多樣化的特征,如手機文學(短信詩、手機小說)、網絡小說、網絡詩、網絡音樂(網絡歌詞)等。因此,我們在研究文學時,在確立文本概念時,一定要超越本質主義的立場,而考慮到跨媒介文本和跨文化文本的價值,並將之與傳統的文學文本一道有機整合起來,並進行理性的分析和公正的評價。


3.是對作家身份的重新確認。網絡媒介出現以後,作家身份的確認不可能完全通過傳統的文學體制來認定,作家身份的確認將由作家協會和文學體制的確認改變為新媒介的確認和讀者的確認。傳統的文學體制更加註重主流意識形態代言人的身份,它對作家身份的確認其實包含著更多的政治壓抑性和文化收編性,帶著體制“招安”的意味,很容易造成創作主體精神的喪失。網絡媒介雖然也有其意識形態性,但網絡媒介對作家身份的確認,恰恰可能是文學走向人文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網絡等新媒介所確認的作家身份和建構的文學概念,可能更加具有大眾性、平民性,因此更加具有說服力和時代氣息。

無論如何,網絡媒介的興起對文學是沖擊,也是機遇。加裏·查普曼說過:“現代社會深受技術霸權、尤其是科技霸權的影響,計算機技術較之任何其他技術而言,更快、更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憧憬著美好未來的人們必須認真思考計算機和計算機化的政治特點。”他還說:“計算機不是洪水猛獸,也不僅僅是應該受到挑戰的人類或人類思維的工具。”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網絡文化不但改變了今天人們的生活,也建立了今天新的文學場景。今天的網絡文化產品將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被人們接受,更多的人將投身到文化生產之中,或者在某種意義上,“人人都變成了藝術家”。網絡文化生產的特性使人們相信,文化無所謂創造者和非創造者,只要擁有了網絡,誰都可能生產出文學文藝作品。

沃爾夫岡·韋爾施對網絡媒介持有比較中立的看法,他在《重構美學》中說過:“因特網使人能接觸到鋪天蓋地的種種信息。你能得到的新聞、標題或信息涉及銀行、娛樂、環境、體育、市場、版權、醫藥、最高法院的裁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他還認為因特網的信息超載事實上並沒有讓人分不清東南西北,也並非只提供一些信息噪音。他說:“大可不必抱怨千篇一律的威脅,這常常是那些追隨文化批判舊思路的人所發。恰恰相反,可獲得信息的整體性,使你得以從容不迫地做出個人的信息選擇。”面對網絡媒介,我們不必為文學的危機而驚呼,因為網絡媒介也帶來了新的變革,創造了新的文化景觀。在網絡時代裏,只要你充分地利用好它,你就可以成為網絡時代文學的弄潮兒。概言之,網絡促進了文學創作與閱讀的大眾化,網絡文學使文學真正具有了後現代時代的“草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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