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了，既然當今世界的幾種主要文化傳統都已經在歷史上綿延了至少上千年，肯定分別都有自己的長處優點，為什麼大家夥就不能按照我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那句名言，在彼此之間維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和諧統一，從而避免所謂的“文化焦慮”呢？這個主張不但十分美麗，而且還天衣無縫，可惜只是人們在應然性維度上持有的一種極度理想化的意願訴求，一碰上了實然性維度上各種文化傳統在“價值偏‘好’”方面沒法擺脫的深刻差異，立馬就會頭破血流不忍目睹了。舉例來說，中國的儒者們肯定會“偏‘好’”自己祖宗崇拜的優秀文化，西方的基督徒們則當然會“偏‘好’”自己信仰上帝的優秀文化，所以說在“各美其美”這一點上是不會出現什麼問題的。懸念僅僅在於：如何才能讓他們在這種“各美其美”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到彼此之間的“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呢？畢竟，許多儒者都會覺得基督宗教的“價值偏‘好’”居然不看重自己的生身爹娘，反倒敬拜那位與自己並無血緣關系的耶穌基督，明顯帶有“無父”的“禽獸”嫌疑；許多基督徒則會覺得儒家的“價值偏‘好’”居然不尊崇自己的造物主，反倒敬拜純然凡俗的親生父母，無疑屬於“異端”的“罪人”范疇。有鑒於此，他們又有多大的概率首先做到“美人之美”，然後再在“美美與共”的前提下達成沒有沖突的“天下大同”呢？倒不如說，更常見的是他們在“各美其美”的同時相互“貶人之醜”，結果是在“美醜對決”的過程中引發“天下大亂”。撇開某些更為鮮活的案例不談，大清帝國盛世期間的所謂“中國禮儀之爭”，就是這樣子鬧起來的。

有人又說了，之所以生出這類亂子，是因為儒家和基督宗教的差異實在是太大太深刻了。其實，區別很小很膚淺的不同文化之間，也免不了這種很煩很頭痛的鬧心事。先拿中日韓三國做例子吧。雖然它們的確包含著某些“同文同種”的因素，但不管在歷史上還是今天，單單由於文化因素導致的對立抵觸卻一點兒也不罕見。比方說，假如韓國的儒者堅持說至聖的孔子有高麗的血統，中國的儒者難道就願意在這一點上與他們“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麼？再來看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它們崇拜的其實是同一個終極實在，誦讀的其實是同一些聖經元典，可千百年來不還是圍繞著價值理念上的某些差異打得不可開交，甚至常常達到了劍拔弩張的流血地步。更有說服力的要數基督宗教內部的各種不同派別了，幾乎啥啥啥都能夠“美美與共”，但彼此間也曾經爆發過“動刀兵”的白熱化沖突，理由居然是在崇拜同一位耶穌基督所用的禮儀程序乃至若干字詞方面出現了一點微不足道的細小分歧。有鑒於此，人生在世又該怎麼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六美”願景落到實處呢。

本來，按照筆者新近研究“諸善沖突”問題得出的見解，不管是某個個體，還是人際之間，假如不存在張力抵觸，完全是和諧統一，就不會產生任何苦惱麻煩憂愁焦慮了，只需要“想怎樣就怎樣”地去做就是了。比方說，假如大家夥不僅各有各的“偏‘好’”，並且還都覺得對方的“偏‘好’”確實值得“偏‘好’”，而在各自實現各自的“偏‘好’”時也沒有任何沖突，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麻煩事需要你我他操心擔憂的呢？哥兒們“美美與共”地各自達成各自的“偏‘好’”，不就“天下大同”地結了嗎？但問題在於，對於十分有限的人生存在來說，這種絕對圓滿的和諧統一永遠都只是應然性維度上的一種理想化的價值訴求，從來——請注意是“從來”——沒有一次在實然性的維度上落到過現實生活的實處，所以大家夥才總有那麼多傷腦筋的事情要對付要處理，並且還會因此在“善惡好壞”的評判基準之外又樹立起一個“是非對錯”的評判基準，然後你我他又極其反諷地進一步圍繞“哪個對哪個錯”的問題產生分歧異議，無限循環地持續矛盾不斷對立下去。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幾個帥哥美女不但都覺得自己“美”，而且還一致認為某位“美人”也很“美”，統統想和她或他結為終生伴侶，他們有多大的機會可以在“美美與共”中實現“天下大同”呢？

從這里看，“文化沖突”之所以構成了某種不但“一定如此”、而且“無法避免”、甚至“不可抗拒”的人類“宿命”，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分析性地蘊含在“文化”的概念之中：由於每個人的價值“偏‘好’”同義反復地都是一種“偏”之“好”，並且還總是不證自明地朝著自己喜歡的這個方向“偏”，而不是朝著別人喜歡的那個方向“偏”，所以偏著偏著彼此間就會打起來了。就此而言，實然性維度上的事實描述和語義分析，可以說永遠比規范性維度上的美妙願景和浪漫幻想更為堅實有力。

有人還說了，至少在當今世界上，所謂的“文化沖突”其實並非“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沖突，甚至還因此指責上世紀的美國學者亨廷頓討論“文明沖突”的問題造成了嚴重的誤導，抹煞了“文明”與“野蠻”的根本區別。不好意思，這類指責恰恰從某個角度流露出了指責者們的規范性“價值偏‘好’”，甚至還想以“牛不喝水強按頭”的方式，憑借它們來扭曲實然性層面的某些價值性事實。問題在於，亨廷頓指認的“文明沖突”，首先是在事實性描述的維度上展開的，主要意思是說在人們拿著“文字”的火把“照亮”了自己的價值理念後創造出來、綿延至今的幾個主要“文化”傳統之間，由於都認為自己才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的緣故，存在著十分嚴峻的張力沖突，值得人們高度重視，並且應當設法找到合適的途徑加以解決。然而，指責者們卻僅僅是站在自己規范性理念的立場上，依據自己的特定“價值偏‘好’”，宣稱自己認同的那種實然性“文明”才是高級優越先進的應然性“文明”，自己反對的某些實然性“文明”則是低級差勁落後的應然性“野蠻”，因此前者擁有一切“正當”的理由，“理應”壓倒乃至消滅後者。結果，撇開因此在實踐上可能造成的種種後果不談，哪怕只是在理論上憑借這樣一種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討論問題，都無可避免地會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混亂不堪眾說紛紜，絲毫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你覺得自己有理由宣布自己認同的文化是“正義”的“文明”而譴責他認同的文化是“邪惡”的“野蠻”，他也同樣覺得自己有理由宣布自己認同的文化是“正義”的“文明”而譴責你認同的文化是“邪惡”的“野蠻”，於是彼此都認為自己是在憑借“正義”的“文明”戰勝“邪惡”的“野蠻”了。相比之下，單純就實然性認知描述維度上的學理內容而言，亨廷頓的理論研究明顯更為貼近現實生活中“文明沖突”的實際真相，而指責者們的理論研究卻嚴重混淆了“是”與“應當”、“事實”與“價值”這兩個雖然彼此相關、卻又內在有別的不同層面，憑借自己的規范性價值偏好或多或少地扭曲了當今世界上這個既定事實的本來面目：它實質上是各種自以為是的“文明”傳統之間所發生的嚴峻“沖突”。

進一步看，在中文語境里，引發所謂“文化焦慮”的頭號因素，主要又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而不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等之間的沖突。不用細說，我們作為中文語境里的文化研究者，沒有任何理由忽視後一類沖突的存在；但從實然性的學理角度看，前一種沖突卻在本質上具有某種“繞不過去”的獨特意義。本文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在非認知性的價值評判層面上賦予了西方文化以更高級更優越更先進的規范性內涵，而是僅僅在事實性描述的層面上指認了西方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占據的“主流”地位：從16世紀開始起，它逐步在全球范圍內具有了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影響力，因此實質性地超出了各種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國文化這些“現代”世界中的“非主流”文化。不管怎樣，無論在非西方文化中有多少人按照自己的規范性價值偏“好”將西方文化看成是“邪惡”的“野蠻”，有一個簡單的實然性事實卻是直截了當地擺在那里沒法否認的：盡管每個國度的學者都會以自己為中心，分別展開與其他文化的繁雜比較研究（亦即多種多樣的“我—他”文化比較），但在非西方國度里，只有“我—西”文化比較才會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和討論，在學術領域里占據著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地位。舉例來說，印度學界當然也會從事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阿拉伯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等等的比較研究，但顯然只有“印—西”比較才會像中國學界的“中—西”比較那樣，在學術領域里占據著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西方學界也會出現所謂“west-rest”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