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松建·“亞洲的滋味”——梁秉鈞的食饌詩學及其文化政治(6)

這首詩以“田螺”的口吻自述一道菜肴的制作過程,敘述、獨白和思考貫穿全篇,所有被動的行為都顯示了主體性的喪失。田螺被人們從水田中撈起來,被迫離開了天然的棲息地。不久,它的鮮肉又被活生生地從硬殼中掏出、剁碎,與上等的食材混雜起來,然後又被塞回殼中,結果,一個鄉野的原料“增值”成為一道名菜。結果,田螺滿足了人們的饕餮欲望,自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其實象征了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的命運:被迫抽離自己的地理和歷史根源,毫無自由選擇的余地,被宗主國的強勢文化所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鮮,實際上代價慘重,面臨茫然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後殖民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批判的那種情形:“在殖民統治的範圍里沒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創新或民族文化的轉變。”

 

2,從“臃腫的理想”到“民生的智慧”


梁秉鈞也借著飲食書寫表達自己對冷戰政治和共產主義的思考。從1947開始,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曠日持久的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對抗,直至1989年的東歐劇變,1991年的蘇聯解體,終於宣告“冷戰” (The Cold War) 的終結。此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先後出籠,成為國際政治學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論述。從地理疆界看,香港與中國大陸毗連,發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激進運動不免波及香港的日常生活。六十年代,香港左翼勢力蓬勃,他們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1967年5月發動了著名的“六七暴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演變為針對港府的恐怖襲擊和大規模的社會騷亂。 梁氏當年才十八、九歲,他生活在彼時的香港,對這個暴力事件應該不會陌生。我們通讀其大部分著作,可以發現他的自由主義立場非常強烈,對左翼思潮和社會主義的評價,常常是流行的看法。

1989年,波蘭長期執政的統一工人黨被剝奪了領導地位,次年,多黨制出現了,波蘭成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劇變的“領頭羊”。三年後,梁秉鈞訪問波蘭,發現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在國營酒店的沈沈欲墜的帷幕後面,似乎有幢幢的歷史魅影,於是他好奇地思考:政治的轉折是否會改變“食物”的味道呢? 1997年,在柏林墻坍塌若幹年後,梁秉鈞訪問德國,參加學術圓桌會,受到德國朋友的殷勤招待,他在品味了不同滋味的啤酒後,對於德國的政治轉型、對於全球社會主義實踐產生了一些看法——

 

看襤褸的人走過眼前撿拾破爛/在歷史的廢墟里舉杯/那種微微苦澀的味道//在全個城市最龐大的建築地盤/豎起新的商標,高科技的展覽場內/預言著不知怎樣的明天//不斷在尋找,不斷在試味//這一杯太濃了,那一杯太淡了/這一杯的酸味答允你有甘甜/不同的酵母和小麥,配合不同的礦泉/各以獨特的方式釀制/含有更多或更少的槐花//不斷爭論,不斷調整//這一杯是歷史的辛辣,這一杯是/人情的溫和,這一杯是/公眾空間里公民圍坐談天的共識//需要時間、耐性、好意/無數失敗了再嘗試的配方

 

全球社會主義運動變成了一堆廢墟,兩德統一後面臨經濟的難題,貧困人口不斷攀升,城市建設和高科技展廳的前途也難以預測。針對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人們在不斷地尋找、嘗試、爭論和調整。值得欣慰的是,噩夢般的歷史終於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人們告別了“歷史的辛辣”而迎來了“人情的溫和”,專斷的意識形態和極權政治消逝了,市民們熱情參與公共領域,取得了許多共識。在這里,“酒味”的濃淡酸甜的嘗試,不同釀制方式的選擇,暗示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隱喻政治治理和制度選擇沒有絕對正確的配方,人們不應該屈從於歷史必然性的鐵律,應該邁向開放的、包容的、實驗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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