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4)

漢唐王朝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區“被”綢絲之路影響:天山廊道的古代農業經濟與史前時代後期內地農業的東漸密切相關;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遺跡與遺存、眾多漢唐烽燧遺址以及現存的坎兒井等等,都是絲綢之路影響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後,漢字成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漢字為主的文獻典籍、漢字印章、高級服裝上的漢字、石碑上的漢字、貨幣上的漢字,這些發現說明漢文化的西傳。佛教雖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但傳入中國後的佛教被漢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連同道教、儒學,發展為三教合一的中華傳統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從南亞轉到東亞、中國。

此外,漢唐與中古時代以後,隨著沙漠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四周東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傳入有著“和合文化”基因的廣袤中國。如東北亞的遣唐使、北宋開封城的猶太商人、宋元時代泉州的伊斯蘭商人、京杭大運河上的東南亞國家來華元首與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他們來到中國,認識與了解中國,促進了中外文化與經濟的交流,也啟迪了中國人了解世界的興趣。

總之,古代的四條絲綢之路中,沙漠絲綢之路最重要,因為這條絲綢之路關系到中國漢唐王朝盛世的國家安全和發展,關系到漢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實施,關系到古代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註釋:

①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6期;楊軍凱:《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榮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文物》2005年第3期。

③《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④《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還。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巳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⑤李水城:《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24頁;張培善:《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玉器寶石的鑒定》,《考古》1982年第2期。

⑦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

⑨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讚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省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陽北塔考古勘察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瑤渤:《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西晉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第12期。

⑩《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裏,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11)黃文弼:《塔裏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9頁。

(12)劉慶柱、白雲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870頁。

(13)孟凡人:《樓蘭新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第60—83頁。

(14)林梅村:《樓蘭國始都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頁。

(15)林梅村:《敦煌寫本鋼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頁。

(16)孟凡人:《樓蘭新史》,第36—59頁;林梅村:《絲綢之路散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90頁。

(17)孟凡人:《樓蘭新史》,第101—114頁。

(18)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韓翔:《焉耆國都、焉耆都督府治所與焉耆鎮城——博格達沁古城調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黃文弼:《塔裏木盆地考古記》,第7頁;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鎮城的方位》,《新疆考古與史地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19)薛宗正:《務塗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0)戴良佐:《東疆古碑巡禮》,《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21)《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記載:“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者。”《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又載:西漢神爵三年(前59)“因使(鄭)吉並護北道,故號日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裏,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22)《史記》卷二十九。

(23)《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下):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僥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西水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

(28)洛陽博物館黃明蘭:《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6期。

(29)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5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隊:《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

(31)洛陽博物館徐治亞:《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文物資料叢刊》第9輯,1985年。

(32)羅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33)《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

(34)段渝:《南方絲綢之路與古代中西交通》,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三星堆文明•巴蜀文業研究動態》,2014年第1期。

(35)劉慶柱、白雲翔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愛思想網站20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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