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龍《人類的故事》38 文藝復興

人們再一次敢於為他們活著而歡欣鼓舞。他們試圖挽救雖古老卻歡快宜人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古埃及的文明遺跡。他們對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如此自豪,因此稱之為文藝復興,或文明的再生。


歷史日期的危險性


文藝復興並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的運動。歸根結底,它是一種心靈的狀態。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依然是教會母親順服的兒子。他們仍舊是國王、皇帝、公爵統治下的順民,並不出言抱怨。

不過,他們看待生活的態度徹底轉變了。他們開始穿五顏六色的服裝,講豐富多彩的話語,在裝飾一新的屋子里過著與過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們不再一心一意地盼望天國,把所有的思想與精力都集中在等待他們的永生之上。他們開始嘗試,就在這個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說實話,他們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的確成就非凡。

我經常告誡你們,要警惕歷史日期的危險性。人們總是從表面上看待歷史日期。他們認為中世紀是一個黑暗和無知的時代。隨著時鐘“哢噠”一聲,文藝復興就此開始了。於是,城市和宮殿一瞬間被渴望知識的燦爛之光照得透明透亮。

事實上,很難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之間,劃出這樣一條截然的界限。13世紀當然是屬於中世紀的,所有歷史學家都同意這一點。但我想問問,13世紀是否僅僅就是一個充斥著黑暗與停滯的時代呢?顯然不是!人民活躍異常,大的國家在建立,大的商業中心在蓬勃發展。在城堡塔樓和市政廳的屋頂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纖細塔尖高高矗立,炫耀著前所未有的輝煌。世界各地都生機勃勃。市政廳里滿是高傲顯赫的紳士們,他們剛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來自他們新獲得的財富),正為爭奪更多的權力與他們的封建領主鬥得不可開交。而行會成員們也仿佛突然醒悟到“多數有利”這一重要原則,正在以市政廳為角鬥場,與高傲顯赫的紳士們決一高下。國王和他的顧問們趁機混水摸魚,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閃閃的鱸魚,還當著那些又吃驚、又失望的市議員和行會弟兄的面,架鍋生火、加料烹調,大吃大嚼起來。

當長夜降臨,燈光昏暗的街道讓辯論了一整天政治與經濟問題的雄辯家意興闌珊。為活躍氣氛、點染市景,輪到普羅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國的遊吟詩人登場了。他們用磁性的聲音訴說著他們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謠唱頌浪漫舉止、冒險生涯、英雄主義以及對全天下美女的忠心。與此同時,青年人再也忍受不了蝸牛似的進步,成群湧入大學,由此引出另一番佳話。

“國際精神”


我想說,中世紀是富有“國際精神”的。這聽上去可能有點費解,待我慢慢道來。我們現代人大多是講“民族精神”的,這不難理解。我們分別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意大利人,我們各自說著英語、法語、或意大利語;我們上著英國的、法國的或意大利的大學,除非我們一心想要研讀外國才有某項專門學科,我們才會學習另一種語言,去慕尼黑或馬德里或莫斯科上學。可在13和14世紀,人們很少宣稱自己是英國人或法國人或意大利人。他們會說,“我是謝菲爾德公民,我是波爾多公民,我是熱那亞公民。”因為他們全都屬於同一個教會,這使得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兄弟情誼。並且,由於當時教養良好的人士都會說拉丁語,他們便掌握著一門國際性語言,避免了愚蠢的語言障礙帶來的麻煩。在現代歐洲,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這種語言障礙無處不在,使得弱小國家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

我舉一個例子,讓我們來看看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宣揚寬容和歡笑的偉大導師,其全部作品都寫於16世紀。他生在荷蘭的一個小村莊,可他用拉丁語寫作,全歐洲都是他的讀者。如果他活在今日,他大概只能用荷蘭語寫書。這樣一來,能直接看其他語言的便只有500萬到600萬人。要想讓其余歐洲人和美國人分享他的思想,他的出版商就不得不將其著作譯成20多種不同的語言。這可要花上一大筆錢。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怕麻煩或冒投資風險,壓根兒就不翻譯他的書。

而600年前,這種情形根本不會發生。當時,歐洲人口中的大多數依然非常無知,不會讀書識字。但對於那些有幸掌握了鵝毛筆這一高超技藝的人們來說,他們全都歸屬於一個國際文壇。它跨越整個歐洲大陸,不存在國界,也沒有語言或國籍的限制。而大學正是這個國際文壇的堅強後盾。不像現代的堡壘或要塞,當時的大學是不存在圍墻的。只要哪里有一位教師和一幫學生碰巧湊在一塊兒,哪里就是大學的所在地。這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與我們現代又一個大不相同的地方。如今,要建立一所新大學,其遵循的程序幾乎無一例外是這樣的:某個富人想為他居住的社區做點善事,或者某個特定的宗教社團出於
將它的孩子們置於正當可靠的監督下的考慮,或者國家需要醫生、律師、教師一類的專業人才,決定建一所大學。於是,銀行戶頭里先有了一大筆辦校資金,它是大學的最初形態。接著,這筆錢被用來大興土木,修建校舍、實驗室和學生宿舍。最後,招聘職業教師,舉行入學考試,學生進校,這所大學便走上軌道了。


大學的興起


不過在中世紀,情形卻與現代截然兩樣。一位聰明人對自己說,“看啊,我已經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必須把自己的知識告訴別人!”這樣一當他能在哪里聚集起幾個聽眾,他便開始不辭勞苦、不吝口舌地傳布他的思想,活像一個站在肥皂箱上搖唇鼓舌的現代街頭演說家。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語生動,是一位出色的宣傳家,人們就圍攏來,聽他到底講了些什麽。如果他的演說沈悶乏味,人們也僅僅是聳聳肩膀,繼續趕路。漸漸地,有一幫青年人開始固定來聽這位偉大導師的智慧言辭。他們隨身還帶了筆記本、一小瓶墨水兒和一支鵝毛筆。一聽到仿佛很重要、很睿智的話語,他們便忙不叠地記錄下來。某日,天公不作美,老師正講在興頭上,突然下起雨來。於是,意猶未盡的老師和他的青年學生們一起轉移到某個空地下室或者干脆就是“教授”的家,繼續講演。這位學者坐在椅子上,學生們席地圍坐。這就是大學的開始。

在中世紀,“Unibersetas(大學)”一詞,原意就是一個由老師和學生組成的聯合體。“教師”意味著一切,至於他在什麽地方、在怎樣的房子里執教則無關緊要。

作為例子,我要告訴你們發生在9世紀的一件事情。當時,在那不勒斯的薩萊諾小城,有許多醫術非常高明的醫生。他們吸引了許多有志從醫的人們前來求教。於是就產生了延續將近1000年的薩萊諾大學(直到1817年才關閉)。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傳下來的醫學智慧。這位偉大的希臘醫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曾在希臘半島廣施醫術,造福於當地人民。

還有阿貝拉德,一位來自布列塔尼的年輕神父。12世紀初期,他開始在巴黎講授神學和邏輯學。數千名熱切的青年蜂擁到巴黎這座偉大的法國城市,聆聽他淵博的學問。有一些不同意阿貝拉德觀點的神父也站出來闡述他們的理論。不久之後,巴黎便擠滿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國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學生自遙遠的瑞典和匈牙利趕來。這樣,在一個塞納河小島的老教堂附近,誕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學。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侶為那些想了解教會法律的人編纂了一本教科書。於是,許多年輕教士和俗家人紛紛自歐洲各地前來,聽格雷西恩闡釋他的思想。為保護自己不受該城的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東老大娘的欺負,這些人組織了一個聯合會(即大學),這就是博洛尼亞大學的開始。

後來,巴黎大學的內部發生了爭吵,原因我們不太清楚。一群對當局不滿的教師帶著他們的學
生,一起渡過英吉利海峽。最後,他們在泰晤士河畔一個名為牛津的熱情好客的小鎮,找到了新家。這樣,著名的牛津大學成立了。同樣的,在 1222年,博洛尼亞大學發生了分裂。心懷不滿的部分教師(同樣帶著他們的學生)遷移到帕多瓦另起爐竈。從此,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擁有一所自己的大學了。就這樣,一所所大學在歐洲各地崛起。從西班牙的巴利亞多里德到地處遙遠的波蘭克拉科夫,從法國的普瓦捷到德國的羅斯托克,到處都能看到它們活躍的身影。

的確,對於我們的時代里那些慣於聆聽數學和幾何原理的人們來說,這些早期教授們所講的東西未免有點荒謬可笑。不過,我在這里想強調指出的一點是,中世紀,特別是13世紀,並非一個完全停滯不前的時代。在年輕一代里面,蓬勃的生機和煥發的熱情四處洋溢。即便仍有些地方出了問題,可他們內心是躁動的,急於求知的。正是在這片不安和躁動中,文藝復興誕生了。


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


不過,就在中世紀世界的舞台最後落下帷幕前,還有一個孤獨淒涼的身影從台上走過。對於這個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東西。他就是但丁,父親是一位佛羅倫薩律師,屬於小有名氣的阿里基爾家族的一員。但丁生於1265年,在祖輩們生活的佛羅倫薩長大。在他成長的年代,喬托正致力將阿西西的基督教聖人聖方濟各的生平事跡,畫到聖十字教堂的四壁上。不過在少年但丁上學的路上,他經常會驚駭地看到一灘灘血跡。當時的佛羅倫薩分為兩派,教皇的追隨者奎爾夫派和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彼此刀戈相向,流血與殺戮延免不休。這些血跡就是恐怖的見證,它們給少年但丁留下了夢魘般的記憶。

當但丁長大以後,他參加了奎爾夫派。原因很簡單,他的父親是奎爾夫派成員。這就像一個美國孩子最後成了民主黨或共和黨人,僅僅因為他的父親碰巧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人。不過數年之後,但丁看到,若再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者,意大利將因成千個小城市出於妒意而相互傾軋,最終走向毀滅。於是,他改投了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過阿爾卑斯山,尋求北方的支持。他希望能有一位強大的皇帝前來整頓意大利混亂的政局,重建統一和秩序。可惜,他的等待成空,夢想化為徒勞。1302年,吉伯林派在佛羅倫薩的權力鬥爭中敗北,其追隨者紛紛被流放。從那時開始,直到1321在拉維納城的古代廢墟中孤獨死去為止,但丁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靠著許多富有的保護人餐桌上的面包果腹。這些人本來將為後人徹底遺忘,僅僅因為他們對一位落魄中的偉大詩人的善心,他們的名字流傳了下來。

在長年的流亡生涯中,但丁越來越迫切地感覺到一種需要,他必須為當年自己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種種行為辯護。那時,吉伯林人的災難還未發生,他還能經常漫步在阿爾諾河的河堤上,懷念著初戀情人貝阿特里斯。雖然她早已嫁為人妻並不幸死去,可但丁仍希望能偶爾擡起頭來,在恍惚的空氣中,瞥見她美麗可愛的幻影。

但丁的政治雄心徹底以失敗告終。雖然他曾滿懷赤誠地為生養他的佛羅倫薩效力,可在一個腐敗的法庭上,他被無端指控為盜取公共財富,處以終身流放的刑罰。如果他膽敢擅回佛羅倫薩,就將被活活燒死。為了對著自己的良心、對著同時代的人們洗清冤屈,作為詩人的但丁創造出一個幻想的世界,詳細敘述了導致他事業失敗的種種因素,並描繪了
無可救藥的貪婪、私欲和仇恨,是如何把自己全心熱愛的美麗祖國變成了一個任邪惡自私的暴君們相互爭權奪利的戰場的。

他向我們敘述了在 1300年復活節前的那個星期四,他在一片濃密黝黑的森林里迷失方向,而前路又被一只豹子、一只獅子、一只狼阻擋住了。正當他四顧仿惶進退不得的絕望時刻,一個身披白衣的人物從樹叢中浮現。他就是古羅馬詩人與哲學家維吉爾。聖母瑪利亞和初戀情人貝阿特里斯在天上看到了但丁的危險處境,特意派維吉爾來將他引出迷途。隨後,維吉爾領著但丁踏上了穿越煉獄和地獄的旅程。曲折的道路將他們引向越來越深的地心,最後到達地獄的最深處,魔鬼撒旦在這里被凍成永恒的冰柱。圍繞著撒旦的,是那些最可怕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說謊者,以及那些用謊言和行騙來欺世盜名的不赦之徒。不過在這兩位地獄漫遊者到達這個最恐怖之地前,但丁還遇見了許多在佛羅倫薩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皇帝們和教皇們,勇猛的騎士和滿腹牢騷的高利貸者,他們全都在這里,或者被注定永遠受罰(罪孽深重之徒),或者等待離開煉獄前往天堂的赦免之日(罪孽較輕微的)。

但丁講述的是一個奇特而神秘的故事。它是一本手冊,滿滿地書寫著13世紀的人們所做、所感覺、所害怕、所祈求的一切。而貫穿這一切的,是那個佛羅倫薩的孤獨流放者,身後永遠拖著他絕望的影子。


新時代的熱情者


是啊!當死亡之門即將在這位憂郁的中世紀詩人身後重重關閉之時,生命的大門才剛剛向一位日後將成為文藝復興先驅者的嬰孩敞開。他就是著名熱情詩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阿雷住小鎮的一位公證員的兒子。

彼特拉克的父親與但丁同屬一個政治黨派。他同樣在吉伯林政變失敗後被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出生在佛羅倫薩之外的地方。在15歲的時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國的蒙彼利埃學習法律,以便日後像他父親一樣當一名律師。不過這個大男孩兒一點兒不想當律師,他厭惡法律。他真正想作的是一位學者和詩人。正因為他對成為學者和詩人的夢想超過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像所有意志堅強的人們一樣,他最終做到了。他開始長途漫遊,在弗蘭德斯、在萊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後在羅馬,到處抄寫古代手稿。隨後,他來到沃克魯茲山區的一個寂靜山谷里居住下來,勤奮地從事研究與寫作。很快,他的詩歌和學術成果使他聲名鵲起,巴黎大學和那不勒斯國王都向他發出邀請,讓他去為學生和市民們講學。在奔赴新工作的中途,他必須路過羅馬。作為專門發掘被遺忘的古代羅馬作家的編輯者,彼特拉克在羅馬城早已家喻戶曉。市民們決定授予他至高的榮譽。那一天,在帝國城市的古代廣場上,彼特拉克被加冕了詩人的桂冠。

從那時開始,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滿著無窮的讚譽和掌聲。他描繪人們最樂意聽到的事物。人們已厭倦了枯燥乏味的神學辯論,渴望豐富多采的生活。可憐的但丁情願不厭其煩的穿行於地獄,就讓他去好了。但彼特拉克卻歌頌愛、歌頌自然、歌頌永遠新生的太陽。他絕口不提那些陰郁的事物,它們不過是上一代人的陳詞濫調。每當他蒞臨某座城市,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蜂擁去迎接他,就像歡迎一位征服世界歸來的英雄。如果他碰巧和自己的朋友、講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道,歡迎的場面會更加熱烈。兩人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充滿好奇心,願意接受任何新鮮的東西,並常常一頭紮進幾乎為人遺忘的圖書館仔細搜尋,看看是否有運氣發掘出維吉爾、奧維德、盧克修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詩人散佚的手稿。兩人都是本分善良的基督徒,誰不是呢?所有人都是好基督徒!但沒必要僅僅因為某一天你注定死去,就成天拉長著陰沈的臉,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示人。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快樂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追求幸福。你想看到證據嗎?好的。拿一把鏟子,往地里掘幾尺看看!你發現什麽了?美麗的古代雕塑,優雅的古代花瓶,還有古代建築的美妙遺跡。所有這些美好的東西全是這個星球上曾存在過的最偉大帝國留給後人的。他們統治全世界整整一千年。他們強壯、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奧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會知道)。當然,他們不是基督徒,永遠進不了天堂。最多,他們能在懲罰較輕的煉獄度日,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訪過他們。

可誰在乎呢?能夠在古羅馬那樣的世界快活一遭,對任何凡人來說已經勝似天堂了。而且不管怎麽說,我們在此世的生命只有一次,僅僅因生存的單純樂趣,我們也應該幸福一點,快活一點。

簡而言之,這就是剛剛開始在許多意大利小城洋溢開來的時代精神,遍布在它們狹窄昏暗、彎彎曲曲的大街小巷。

你知道什麽是“自行車狂”或者“汽車狂”嗎?有人發明了一輛自行車,於是幾十萬年以來一直憑借緩慢而勞神費力的步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人們,高興得快發瘋了。現在他們能借助自行車輪之力,輕快迅速地翻山越嶺,享受速度的樂趣。後來,一個聰明絕頂的工程師又造出了第一輛汽車。人們再不用腳踩著踏板,蹬呀蹬呀蹬個沒完。你只需舒舒服服地坐著,讓馬達和汽油為你出力。所以,人人都想擁有一輛汽車。每個人開口必口都是羅爾·羅伊斯、廉價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險家們不辭辛苦地深人未知國土的心臟地帶,為的是發現新的石油資源。蘇門答臘和剛果的熱帶雨林可以為我們供應橡膠。石油與橡膠一夜之間變成如此寶貴的資源,以至人們為爭奪它們不惜刀兵相見。全世界都為汽車而暈頭轉向,小孩子在學會叫“爸爸”、“媽媽”之前,先學會了說“汽車”。

在14世紀,面對重新發現的古羅馬世界湮滅已久的美,整個意大利都為之瘋狂了,其情其景正如同我們現代人對汽車的狂熱。很快,他們對古羅馬的熱情又感染了整個歐洲。於是,發現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可以成為人們舉行狂歡節的理由。一個寫了一本語法書的人,廣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現代造出一種新火花塞的工業發明家。人文主義者,即那些致力於研究“人類”與“人性”,而非把時間精力浪費在毫無意義的神學探索上的學者,他們受到的讚譽和崇敬遠遠高於剛剛征服食人島凱旋而歸的探險英雄們。

在這個文化復興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大大有利於研究古代哲學家和作家的事情。土耳其人再度發動了對歐洲的進攻。古羅馬帝國最後遺跡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圍困。1393年,東羅馬皇帝曼紐爾 帕萊奧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紐爾 克里索羅拉斯前往西歐,向西歐人解釋拜占廷帝國發發可危的處境,並請求他們的支援。可援軍永遠不會到來。

羅馬天主教世界一點不喜歡這些希臘的天主教徒,倒情願看他們受到邪惡異教徒的懲罰。不過,不管西歐人對拜占廷帝國及其屬民的命運有多麽漠不關心,但他們對古希臘人卻深感興趣。要知道,連拜占廷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臘殖民者於特洛伊戰爭發生5個世紀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建立的。他們很願意學習希臘語,以便直接研讀亞里士多德、荷馬及柏拉圖的原著。他們學習的願望極為迫切,可他們沒有希臘書籍,沒有語法教材,沒有教師,根本不知從何著手。這下好,佛羅倫薩的官員們得知了克里索羅拉斯來訪的消息,馬上向他發出邀請。城市的居民們“想學希臘語都快想瘋了”,閣下是否願意來教教他們呢?克里索羅拉斯願意來,真是太好了。於是,歐洲的第一位希臘語教授開始領著幾百個求知若渴的熱血青年學習希臘字母,阿爾法、貝塔、伽馬。這些年輕人都是千辛萬苦,甚至沿途乞討趕到小城阿爾諾的,住著骯臟的馬廄或狹窄的閣樓,為的只是學會希臘語,以便進人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馬的偉大世界中去。


最後的狂熱


同時,在大學里面,老派的經院教師還在孜孜不倦地教著他們的古老神學和過時的邏輯學,一邊闡釋《舊約》中隱含的神秘意義,一邊討論希臘——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亞里士多德著作里希奇古怪的科學。他們先是驚慌恐懼地旁觀事態的發展,繼而便勃然大怒。這些人簡直走得太遠了,真是離譜!年輕人竟然一個個都離開正統大學的演講廳,跑去聽某個狂熱的“人文主義分子”宣揚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論。

他們跑去找當局告狀。他們怨聲載道。可是,你能強迫一匹脾氣暴烈的野馬喝水,你卻不能強迫人們對不感興趣的說辭豎起耳朵。這些老派教師的陣地連連失守,人們都快不理睬他們了。不時地,他們也能贏得幾場小勝利。他們和那些從不求得幸福也憎惡別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熱分子聯合作戰。

在文藝復興的中心佛羅倫薩,舊秩序與新生活之間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戰鬥。一個面色陰郁、對美懷有極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侶是中世紀陣營的領導者。他發動了一場堪稱英勇的戰役。每天,他雷霆般的怒吼回響在瑪利亞德費羅大廳寬敞的四壁間,警告著上帝的神聖憤怒。“懺悔吧!”他高喊道,“懺悔你們忘記了上帝!懺悔你們對萬事萬物感到的歡樂!它們是不聖潔的,衰落的!”他耳里開始聽到各種聲音,眼中看見燃燒的利劍紛紛劃過天際。他向孩子們布道,循循善誘這些尚未被玷汙的靈魂,以免他們重蹈他們的父輩走向毀滅的歧途。他組織了一個童子軍,全心全意地侍奉偉大的上帝,並自詡為他的先知。在一陣突然的狂熱發昏之中,心懷恐懼的佛羅倫薩市民答應改過,懺侮他們對美與歡樂的熱愛。他們把自己擁有的書籍、雕塑和油畫交出來,運到市場上放成一堆,以狂野的方式舉行了一個“虛榮的狂歡節”。人們一邊唱著聖歌,一邊跳著最不聖潔的舞蹈。與此同時,那位多明我會僧侶薩佛納洛拉則將火把投向堆放的藝術品,將這些珍貴的物品付之一炬。

不過當灰燼冷卻,發昏的頭腦也清醒下來時,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已失去了什麽。這個可怕的宗教狂熱分子竟使得他們親手摧毀了自己剛開始學會去愛的事物。他們轉而反對薩佛納洛拉,將他關進監獄。薩佛納洛拉受到嚴刑折磨,可他拒絕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懺悔。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一直盡心盡力地過聖潔的生活。他很樂意毀滅那些蓄意與其信仰相違的人。無論他在哪里發現罪惡,消滅這些罪惡便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位教會的忠誠兒子眼里,熱愛異教的書籍與異教的美本來就是一種罪惡。不過,薩佛納洛拉完全孤立無援。他是在為一個已經壽終正寢的時代打一場無望的戰爭。羅馬的教皇甚至從未動一根指頭來搭救他。相反,當他“忠實的佛羅倫薩子民”把薩佛納洛拉拖上絞刑架絞死,並在群眾的吼叫歡呼聲中焚燒其屍體時,教皇毫無表示地默許了。

這是一個悲慘的結局,但無可避免。如果生在11世紀,薩佛納洛拉將肯定成為一名偉人。可他生在15世紀,所以他不幸擔當了一項注定失敗的事業的領導者。不管好也罷壞也罷,當教皇也成為人文主義者,當梵蒂岡變成了收藏希臘和羅馬古代藝術品的重要博物館,中世紀確實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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