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我從胡適面前走過(上)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臺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臺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臺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臺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臺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臺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臺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臺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臺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臺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他是反共的,一九五○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甚麼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臺灣也不談詩,詩人也不找他請教。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文藝表現的自由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從未這樣說過,那時候,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總覺得他越來越跟文學不相干。


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臺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訪記者趕到松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政黨,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的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只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裏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藝運動是個政治運動。

一九五八年,臺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政府對文藝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只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演講,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導,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两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只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臺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請胡先生演講。他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他提出魯迅和周作人,稱讃了兩句。那時臺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作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他在任的時候,中國廣播公司條件不足,「拿不動」這個節目。一九五九年,時機成熟,節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實行,曾虛白雖然離開了中廣,但答應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全力支持。曾虛白的老太爺就是曾樸,《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然後節目部主任邱楠帶著我拜訪胡適,那時中廣還沒推行「制作人制度」,開辦新節目先由編審組作業,再送到導播組,我是承辦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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