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象征手法

“傻瓜!”尤爾蘇拉高聲叫著。“干嗎不把馬騎走,等車過去了再回來?”

古德媛則望著他,瞳孔放大,如癡如迷。而他卻坐在母馬身上,神采奕奕,一如既往。他竭力去控制著馬。馬就俘一陣風一樣,在地上打著旋兒,卻怎麽也逃脫不出他的手心。貨車一節接一節,一節接一節,緩緩地隆隆駛過道口。這聲音從馬的身上穿過,充滿了恐怖,馬頓時一陣驚悸。

似乎想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麽事,司機拉下車閘,貨車在鐵軌上隆隆后行,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那轟鳴的聲音有如鐃鈸一般,震顫刺耳,十分可怖:再看那馬,張開嘴巴,慢慢揚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風掀起。突然,它抖動全身,奮力向前,試圖掙脫這可怕的地方。不料馬身后傾,兩位女子緊緊摟在一起,生怕它會倒下去,把他壓在身下。可是,他牢牢趴在馬背上,兩頰泛光,十分愜意。最后,他按下馬頭,控制著它,盡力讓它恢復鎮靜。然而,盡管他臂力過人,可那馬確實受驚不小,它奮力遠離鐵軌,結果站在兩只后腿上旋來轉去,旋來轉去,仿佛處在颶風的中心。這時,一陣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襲來,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

D·H·勞倫斯《戀愛中的女人》(一九二一)

一般而言,任何“代表”別的事物的東西都是一個象征。然而,這一過程表現各異。“+”號可以代表基督教,這是因為人們把他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一傳說聯系在一起。“+”號也可以代表“十字路口”,這是因為二者形狀上相似。然而,文學上的象征手法並不像上述例子一樣簡單,容易理解,這是因為文學上的象征手法,一是力圖標新立異,與眾不同;一是力圖使意義多元化,或歧義化。所有這些特點在交通標志或宗教形象中則不受歡迎,前者尤為如此。如果暗喻或明喻在於把甲比作乙,那麽文學象征手法則是乙暗示著甲,或多個甲。詩歌創作中的象征主義始於十九世紀后期的法國,代表人物有波德萊爾,瓦萊爾和梅里美等,對二十世紀英國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特點是表面意義或象征意義撲朔迷離,卻沒有一個指稱共核。

不過有人曾經說過,小說家的首要任務是“把鏟子叫做鏟子”(意即“有啥說啥”,“直言不諱”。——譯者注),爾后,再使之具有象征意義。這對那些旨在創作諸如“生活的幻影”之類的作品的人,不失為一條忠告。如果“鏟子”只具象征意義,那麽它往往會降低小說中人類活動的可信性。D·H·勞倫斯為了表現某種天賦的洞察力或頓悟往往甘願冒此風險。比如,在《戀愛中的女人》的另一章里,他讓主人公赤身露體在草地上滾動,對著月影扔石頭。不過,在前引的這段文字里,現實主義描寫與象征意義之間找到了極好的平衡。

就該部分而言,“鏟子”是一系列復雜的行為:一個男人正竭力控制一匹因駛過道口的煤礦火車而受驚的母馬。與此同時,兩個女人在一邊觀看。男人叫格拉爾德,父親是當地一家煤礦的主人。煤礦由格拉爾德管理,因為他早晚要成為煤礦的主人。整個背景是諾丁漢郡的原野。勞倫斯的父親是采礦工人,他本人就是在這—帶長大的。這一帶本來山明水秀,但礦坑和鐵路破壞了這—美麗的大自然。你也許會說,火車“象征”著采礦業。因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采礦業是文化的產:物。而馬是大自然的產物,象征著鄉野。資本主義把工業強加給農村,格拉爾德征服母馬的過程與此不謀而合,極具象征意義。他駕馭著母馬,強迫它接受火車那可怕而單調的噪聲。

文中的兩個女人是兩姐妹。尤爾蘇拉·布朗文是一位教師,古德媛·布朗文是一位藝術家。她們正在散步,不料遇到道口馬驚這一幕。兩人對那匹受驚的馬均表同情。尤爾蘇拉對格拉爾德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並脫口而出。然而,整個場面是從占德媛的角度來描述的。她本人的反應錯綜復雜,愛恨參半。格拉爾德馴服母馬的方式極具性的象征—“最后,他按下馬頭,控制著她,盡力讓它恢復鎮靜”。而且,其中也不乏在兩位女士面前展示男子雄風的成份。尤爾蘇拉對面前的一幕感到惡心,而這恰恰激起了古德媛的性欲,幾乎難以自制。母馬“站在兩只后腿上旋來轉去,旋來轉去,仿佛處於颶風的中心。這時,一陣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襲來,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撕肝裂肺”是移就手法,從邏輯上講,它應修飾馬的痛苦。作者用它來修飾“昏厥”是想說明古德媛此時亂作一團的心情,同時也讓人想起“撕肝裂肺”一詞的原始意義中含有“穿透”“刺透”的深義。緊接著在下一句中,作者又用了“穿透”一詞,使整個描述染上了一層象征意義,即男性或陽具的雄勁。幾頁過后,作者是這樣描寫古德媛的:“她的內心麻木了:那個男人輕巧溫柔但雄風十足的身體深深地壓進母馬活生生的體內,金發男子粗壯有力雄風十足的大腿用力鉗住母馬那震顫的身體,牢牢地控制著它。”整個場面的確預示著后來古德媛與格拉爾德之間所發生的感情瓜葛—那是—種狂熱的對雙方都意味著毀滅的性關系。

如果勞倫斯不同時用生動性感的細節來描寫這一場面,那麽這其間的象征意義將人打折扣。作者用聲音象征手法,即象聲詞來描寫貨車那刺耳的聲音和移動—貨車在鐵軌上隆隆后行,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爾后,又出現了馬的鮮明的形象。那匹母馬即使在受驚之時仍然風采依舊,“再看那馬,張開嘴巴,慢慢揚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風掀起。”不管勞倫斯筆下的蕓蕓眾生如何,動物在他筆下總是充滿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段引文中的象征手法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自然/文化象征建立在轉喻和提喻這兩種修辭格上。轉喻是以因代果或以果代因(火車代表工業,因為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提喻是部分代全體或全體代部分(馬代表自然,因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性象征則是建立在暗喻和明喻上的,其基礎是甲事物與乙事物之間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格拉爾德征服母馬的過程暗示著人類的性行為。這種手法是俄國結構主義學家羅曼·雅各布森首先發現的,它作用於一個文本的各個層面,即使是非文學作品也不例外。在筆者的小說《美好的工作》中,女主人公羅賓·普恩羅絲通過對香煙廣告的分析來說服那個疑神疑鬼的維克·威爾考可斯。其它例子,詳見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第三十五節:異域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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