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麽你此後一生中不論去到哪里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

一九二○年代,海明威以駐歐記者身份旅居巴黎,《流動的盛宴》記錄的正是作者當日的這段生活。不過這本書的寫作卻是在將近四十年以後。盛宴的“現場”早已消失,所有有關巴黎的個人記憶,都雜糅成一種對於巴黎的共同歷史記憶。

雖然我們絕對無法判斷,當年海明威在稿紙本上寫下那些句子的時候,這些照片有沒有悄無聲息地潛入他的意識深處。但我們要把這些照片和海明威的文字放到一起,在栩栩如生的“拼圖板”上鑲嵌這最後點睛的一塊。我們想這樣來試試看,它能不能成為一個有所不同的全新文本。


譯者前記

此書可說是海明威有生之年寫成並經他親自修改的最後一部作品。盡管此書於一九六四年出版後,先後又出版了《島在灣流中》、《危險的夏天》和《伊甸園》,今年在紀念作家誕生一百周年之際,又有經他的兒子帕特里克編輯的《曙光示真》〔1〕遺作問世,但是經作者親手修改校訂並認可出版的最後作品無疑是本書。海明威於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古巴的觀景莊開始動筆,其間去愛達荷州的凱徹姆和在西班牙逗留時,仍斷斷續續寫作,至一九六○年春重返古巴觀景莊才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國,在凱徹姆他的家中作最後潤飾完成此書,前後歷時三年有余。一九六四年由他的第四任妻子瑪麗·韋爾什編輯整理出版。

此書名為《流動的盛宴》,其意殆指巴黎這座世界藝術名都歷久長青,人才薈萃,一些獻身藝術的來到這里奮鬥也在這里成名,文人沙龍,歌臺舞榭,真好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年復一年,而歲歲不同,像一席流動的盛宴。

本書是海明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巴黎的一段生活的回憶。一九二一年九月海明威與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結婚,十二月經當時他結識的第一位美國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建議,偕同新婚的妻子以《多倫多星報》駐歐洲記者的名義居留巴黎,直至一九二六年六月與哈德莉分手,而於翌年五月與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結婚為止。這段時間正是他同哈德莉(盡管比他大八歲)新婚燕爾,在巴黎度過的清苦樸素(有時甚至忍饑耐餓)但又充滿青春歡樂和愛情、在文學創作上艱辛奮鬥的婚後生活及其最後的破滅;也是海明威從一個勤奮的青年作家埋頭習作而開始成名的轉折期〔2〕。二十年代在巴黎有一批流亡的英美作家、藝術家如埃茲拉·龐德、托·斯·艾略特、司各特·菲茨傑拉德、葛特魯德·斯泰因、詹姆斯·喬伊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多斯·帕索斯等輩,他們聚集在斯泰因的文藝沙龍中,或者龐德的工作室和西爾維亞·比奇的莎士比亞圖書公司里談藝論文。年輕的海明威從龐德(他比海明威年長十一歲)和斯泰因那里獲得寶貴的啟蒙和熱情的幫助。

回憶總是甘苦交織的。在巴黎的學藝生活固然貧苦而艱辛,但自有其歡愉和樂趣在。他與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比之與後來的三個妻子,相對來說有著較純潔的愛情,他們節衣縮食,對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飴,從而能在工作余暇(哈德莉教授鋼琴)去意大利、奧地利、瑞士、西班牙滑雪,觀看賽馬、賽車和鬥牛以及旅遊觀光。多年以後,作者懷著濃厚的懷舊心情回憶他與哈德莉這段溫馨的愛情,以致把他最後與哈德莉的離異歸咎於那個可鄙的“引水魚”(指美國著名小說家多斯·帕索斯)把“有錢人”(指墨菲夫婦)引到了他們的生活圈中,才使他同哈德莉分道揚鑣的。

海明威從他自己的觀察和交往給一些作家藝術家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畫像。埃茲拉·龐德,這位現代派文學運動的先驅、旗手、領導者、著名詩人,一貫善於發現文壇新星,樂於獎掖後進,贏得了作者的始終不渝的尊敬。斯泰因的專橫和熱情,她對作者的訓誨,及至作者最後不得不與她那樣微妙地疏遠;還有對年輕的富有才華的優秀美國小說家菲茨傑拉德描畫的可說是工筆細致的肖像,他熱愛他的姍爾達,但結果無疑毀於他所傾心愛戀的人兒,他一心想埋頭寫作,但始終被姍爾達所迫而不得不參加夜宴酗酒縱飲,盡管他在巴黎時已經身負盛名,寫出了他的傑作《了不起的蓋茨比》,他終於毀於酗酒,姍爾達不久也患了精神病。一九四○年聖誕節前四天因冠心病猝發,這位“爵士時代”的桂冠詩人菲茨傑拉德過早地結束了悲劇的一生。他也是最早發現海明威的文學才能的一個,像兄長一樣竭力鼓勵他勤奮寫作,並向出版社熱情地推薦他的作品。但是在海明威的回憶中他顯然多麽脆弱,孩子氣,他再三央求海明威真實地為他解答使他感到苦惱的生理問題,使人忍俊不禁。

海明威這部回憶錄,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部寫得過早的回憶錄。一九五七年開始寫的時候他不過五十八歲,離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也僅僅三年。但回憶錄是人們自己感到生命已臨近終點時對自己的一次掃描、一個回顧和總結。這對海明威也不例外。他自五十年代在非洲遊獵時兩次飛機失事,其中一次傷勢嚴重,“頭蓋骨開裂,臂膀脫臼,肝臟、左腎和脾破裂,臉部和頭部嚴重燒傷”,由於電震療法,他喪失了記憶力。這自然不能不使他產生生命將盡的感覺,回顧往昔,而萌生寫回憶錄的念頭。而就在這部回憶錄寫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凱徹姆住所用一支獵槍向他的頭顱開槍自殺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瑪麗·韋爾什·海明威,他的第四任妻子正熟睡在樓上的主臥間里。突然一聲像兩只抽屜砰地關上的聲音使她驚醒了過來……”

海明威已經死了三十八年。今年,《紐約客》周刊(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為了紀念他誕辰一百周年,發表了美國女作家莉蓮·羅斯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三十八年來人們在海明威死亡的性質上一直有不少揣測,“瑪麗說這是一次意外事故,我相信她的話。海明威不能容忍自殺這種行為。他會說,‘別死。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毫無意義的事情。’他熱愛生活也相信生活。”〔3〕然而,從他的父親的自殺,從他的一向以自己健壯的體魄自豪,視寫作為無比神聖的事業,一旦失去健康,甚至喪失了記憶力,行將成為朽廢之物,他選擇了自殺也是很自然的。他的親人作如此宣告,無非是為賢者諱。

雖然如此,我們仍將向海明威表示感激之情。他身心遭受嚴重摧殘之余,回首當年,往事歷歷,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是奮筆寫成這部引人入勝的憶舊之作,使我們能與作者一起重遊二十年代的巴黎,在塞納河畔徜徉,在林蔭道旁的咖吧閑眺;使我們得以一個個地結識他當年的舊友,那慷慨大度的龐德,二十年代轟動西方文壇的現代派小說家喬伊斯,英才早發、為嬌妻所累而壯志未酬的菲茨傑拉德,專橫而又好客、傾心於現代流派的新文學藝術、體態裝束如意大利農家婦的斯泰因;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我們尊敬的朋友海姆,這是朋友們對他的愛稱。

海明威在他告別人世的前一年寫成這部最後之作,無愧為一個英氣勃勃的男子漢,無愧為一個矢志獻身文學的偉大小說家。他的這種精神鼓勵著我們在生活中奮進。譯者亦老且病矣,兩次癌疾兩度手術,幸賴高明醫師的妙手,在術後休養期間猶能握管譯書,以解臥病之孤寂。譯成之日適逢作者百年誕辰,不勝欣快,躋身譯界忽忽已近半個世紀,我亦可以擱筆矣。

湯永寬

一九九九年八月


註釋


〔1〕 據威廉·博伊德文“觸動最痛的傷疤”(William Boyd: Touching his worst Scars,《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99年7月2日),帕特里克在前言中告訴我們這部未加題名的遺稿有20萬字,顯然不是日記,而是半部小說。其實乃是海明威與他的第四任妻子瑪麗在五十年代初去非洲狩獵的實錄。此書的題名取自海明威在書中的一段話:“在非洲,一件東西只有晨光熹微時才是真實的,到了中午就變成了一個謊言……”博伊德對於海氏家人發表這質量平平的遺稿頗不以為然,認為有損海明威的名聲。

〔2〕 在此期間海明威寫出了短篇集《在我們的時代》(1925)、中篇小說《春潮》(1926)和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1926),因此,在與哈德莉分手時,為答謝他們共同奮鬥的生活,他把《太陽照常升起》題贈給哈德莉並表示該書的版稅亦歸於她。

〔3〕 莉蓮·羅斯:“海明威告訴我如此種種”(Lillian Ross: Hemingway Told Me Things,《紐約人》,May 2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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