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旅美小卷》成功的哲學

如姊來信說:“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留學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裝,到了美國不嫌寒傖嗎?”其實這唯一的一套西裝,還不是完整的,曾經耗子咬過好幾個洞,又織補上了。我自己也耽心自己,像個乞丐似的,到這萬紫千紅的大觀園來。可是,既到學校之後,我的觀感完全變了。我回信給如姊說:“這套西裝確實穿不出去,並非因為它太壞,而是因為它太好。”

美國同學差不多全是卡嘰布褲,尼龍襯衫,一襲夾克,很不容易見到穿西裝的,如果你穿了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同學見了面道好以後,他一定問:“今天有甚麼約會嗎?”

不僅是穿衣如此,論用的,很難見到有人用“派克”,差不多每人全是一支破原子筆,或鉛筆;論吃的,中午多是拿著兩塊三明治就涼水吃;他們舍不得花錢洗衣服,小件自己洗,大件寄回家去。據我仔細的觀察,許多地方他們比中國學生還要儉省。

在支出的方面是如此,收入的方面就是另一個樣子了,送報是自兒童起,即變成神聖的事業。到了大學,坐在圖書館做業余工作的,在實驗室做業余工作的,當飯廳侍者的,當街頭推銷員的,開汽車送貨的,比比皆是,他們要以自己的力量去養活自己。

如果說,美國人是勤儉起家,再恰當無比。他們為甚麼這樣苦干呢?他們有他們的哲學,即是要求成功。女人願嫁有侵略性的成功丈夫,社會鼓勵有侵略性的起家好漢。

我們要進一步問,甚麼是成功?用一個哲人給成功所下的定義:成功即是把某件事情做得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不一樣,有的事情容易告一段落;有的事情不容易告一段落。把牛奶報紙送完,是一種成功,大學畢業是一種成功,開一個工廠是一種成功,寫本暢銷書是一種成功,而瘁畢生之力,在老年寫出一部浮士德也是一種成功。於此,在成功的著想上取舍就產生出來問題。美國人急於成功,也就容易做那些容易告一段落的事情,如果上四年工學院,出來可以當個工程師;上五年醫學院,出來可以當醫生,這里成功的機會多,故學生趨之若鶩。而那些既無急功,又無近利的哲學;那些不能解饑,不能解餓的詩歌,勢必無人問津了。

於此產生出來一種怪現象,基層都是堅實的骨干,而領導者多是天真的兒童。在政治上,它很難產生邱吉爾或艾登;在文學上,它很難產生羅曼羅蘭或普若盧,甚至在科學上,也很難產生愛因斯坦或馬克士威爾。這是一種奇怪的半真空。美國在這方面所吃的虧就不可思議了。

在政治上,它常常是顛三倒四,舉棋不定的。有史以來,似乎只賣弄過一次聰明,即是雅爾答協定,國際上的秘密協定都是坑人家,美國是坑了自己。在文藝上,國際上的聯想,美國即是好萊塢;在科學上,人們的觀感,美國只是實驗室。

於是,有最大的廣播電臺,但不知播些甚麼東西;有最大的豪華首都,但不知如何計議;有最多的原子彈,不知甚麼時候投擲,不知應投在那里。平時辛辛苦苦的工作,戰時浩浩蕩蕩的流血,大批美援向外送,大批兵源向外派,而它這個國家所獲得的東西,是譏笑,是辱罵,是世界奸雄們擺好的圈套,美國大踏步的走進,自己牢牢的套上自己。這個文明,有時候看來頗像笑話,而這個笑話卻不是偶然的。

有心人總是有的:這個流弊,美國一些有心人已看得出來。比如,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創立人,即基於一種想法,他想:“數學是科學之母,而學數學者如是之少,這科學如何穩固根基?總得讓一些人們做無用之用的事。”他於是創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而想不到,這個地方卻發生了空前的光輝,那些在此凝思理論物理的,凝思第一次歐戰之通貨膨脹的,那些研究數理邏輯的,表面看來均為無用之學,而在二次大戰時,卻成了贏得戰爭的三個主力,理論物理指示出原子彈;通貨研究解決了膨脹問題;數理邏輯產了計算機,無用之用,真乃大用。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可惜不夠遠,不夠廣,也不夠深。大的創造性思想,大的政治理念,大的文藝作品,是現在人類最需要的東西,而這種東西,有的需要面壁十年,有的需要沈思一世,有的需要盡畢生之力,這些全不是立竿見影的成功;也全不是匆匆忙忙的亂跑所可找得到的。

我默禱美國的思潮注意到這個方向,因為美國的趨向不僅關系一國的興亡,實際左右著整個人類的前途。


──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於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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