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幾個抓手(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鄉村領域的具體落實,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將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與新農村建設相比較,內涵與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產業興旺”代替了“生產發展”,突出了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和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生活富裕”代替了“生活寬裕”,標志著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生態宜居”替代了“村容整潔”,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了鄉村建設極其重要的位置﹔“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強調治理體制與結構的改革與完善,強調治理效率和基層農民群眾的主動參與。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農村產業興旺的基礎


第一,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接下來要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出台具體政策方案,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相關法律,盡早將黨中央的方針政策轉化為國家的法律法規。《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這就涉及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成員資格等重大問題。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第三章第四節有關“特別法人”的條款,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立法進程。這幾項工作落實了,就能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真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農村的產業興旺也就有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第二,深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革。2015年2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授權國務院對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開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試點。2017年11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將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的試點期限延長至2018年12月31日。

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關鍵問題是集體建設用地能否入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63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這說明,法律的修訂還沒有跟上改革的步伐。

過去幾年,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政策措施進展緩慢,其涉及到全局性、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也就意味著大幅度減少地方政府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份額。這就必然涉及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力與事權的劃分、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等關鍵性問題,隻有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推進。


發展現代農業是產業興旺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這是對如何發展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深入闡述,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創新確保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收入的思路和政策。近年來,由於國內農業生產成本快速攀升,大宗農產品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農產品加工企業傾向於購買進口農產品,造成了“進口入市,收購入庫”的現象。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價傳遞的價格信號逐漸扭曲了資源配置,背離了市場規律,造成供求結構性失衡。以最低收購價或臨時收儲價收購的農產品無法順價銷售,大量糧食壓在庫裡,倉儲費用和貸款貼息成為財政的沉重負擔。新形勢下,我們正處在糧食安全政策重大調整的節點上,在確保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收入方面的思路和政策要有所創新。原有的以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及玉米臨時收儲價為基石的糧食流通體系和收儲制度必須調整和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保障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利益不受損,將繼續成為中國未來“三農”政策的基石。但今后糧食安全的基點將放在藏糧於地、藏糧於技上,著力於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注重農業技術創新,確保糧食生產潛能,確保急用時糧食能夠產得出、供得上。同時要改革和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一方面要堅持推進市場導向的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糧食收儲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創新政策扶持措施來縮短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經受的改革陣痛期,分擔他們承受的改革成本。

第二,培育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國農村現有2.8億多勞動力已轉移到非農領域,從事非農產業。在數以億計的以老人、婦女為主體的小規模兼業農戶之外,以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在興起。他們是農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商品性農產品的主要提供者。由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和城鎮化進程所決定,中國的農業經營主體將長期呈現多元並存的格局。

家庭經營不等於隻經營自己承包的土地,不等同於小農經濟,不是傳統農業的代名詞,也不等同於小規模經濟。家庭經營完全可以成為現代農業的載體,成為適度規模經營的主體。當前,在依法、自願和有償的前提下,一部分種田能手將那些離土離農的農村人口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過來,擴大經營規模,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家庭農場。家庭農場是農戶家庭承包經營的升級版,已成為引領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的有生力量。

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四川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2017年1月,農業部出台《“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不斷壯大,總量超過2000萬人,務農農民職業化程度明顯提高”。通過教育培訓和有針對性的扶持政策,使這部分高素質的農業生產經營者隊伍在農業中創業、致富和發展,不僅能解決“誰來種地”的現實難題,更能解決“怎樣種地”的深層次問題,將夯實發展現代農業的人才基礎,實現農民從身份到職業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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