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鄭和下西洋無法讓中國成為世界帝國(中)

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好

鳳凰歷史:在網上的歷史論壇里,很多人對清朝的評價非常低。比如有人說:清朝初期搞大屠殺,清軍入關殺了兩億漢人;乾隆朝搞文字獄;還有所謂的康乾盛世也只是恢復性增長;到後期,清朝割地賠款,完全耽誤了中國現代化。對網上存在的“揚明貶清”這種現象,您怎麽看?您怎麽評價清朝?

吳思:要讓我評價,我覺得明朝的皇帝大體都不怎麽樣,而清朝的皇帝大體都還不錯。要從皇帝個人的表現即才德這兩個方面綜合評價,明朝皇帝多數不及格。明孝宗還不錯,但三十多歲就死了。清朝的多數皇帝都在及格線以上,還有兩個出類拔萃的。

清軍殺兩億人我不知道是怎麽算出來的,明末也不過就兩億人。難道都殺光了?可能有些人對清朝有民族情緒,他們認為滿族人有特權,在旗就有一份糧,有鐵桿莊稼。雖然他們也承擔軍事任務,但這些任務後來也承擔不好。確實如此。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清朝歷經二百多年,在這種制度下腐敗得一塌糊塗,其實也很正常。若是換了漢族軍人,腐敗二百年,也照樣會是這個樣子。

滿人還有一個特權:沒多大才能的人也能夠獲得同漢族有才能的人一樣的機會。政府每個部門都設置兩個官:一個滿、一個漢,這樣的設置肯定增加了行政成本,但是從整體的稅賦負擔來看,清朝很好地處理了與遊牧民族的關系,沒有長時間的邊疆危機,而邊疆的戰爭是財政開支的大頭。從人口方面看,人增加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開墾土地的面積也提高了,財政負擔其實也沒有明顯增加。說到經濟,從清朝財政收入來看,在清朝承認永不加賦的條件下,也比明朝強太多了。

那我們用什麽標準評價一個王朝的好壞呢?如果純粹從文化角度評價,我感覺明朝的皇帝的流氓氣比較重,他們雖然有文化,卻看不起文化。反而是清朝的滿人心虛,他們覺得我們必須得好好學習文化,不能讓別人看不起我,所以每個皇帝都受過非常嚴格的文化教育。還有一個就是選子制度,讓這些皇子在皇帝眼前競爭,皇子表現好,好學上進,品學兼優,只有這樣皇子在皇帝死後才能有機會繼位。這種“選子制度”給人的感覺就是,清朝皇帝的文化素養整體比明朝的高。

要說對傳統文化的尊重,我覺得清朝皇帝比明朝還強點。當然,它反過來也帶來了對文化的扼殺,比如修《四庫全書》,同時又搞文字獄,把知識分子都逼到考據上去了,這確實有問題,但是如果不把他們逼到考據上,中國就能出發明解析幾何,發明微積分麽?我覺得這也不可能。只要還是在一個帝國的架構內,還是在儒家的體系中,就無非還是弄出幾個王陽明,或者弄出幾個理學家。

清朝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失敗

吳思:後來,清朝了解了西方的強大,開始搞洋務運動,我覺得這是很正確的選擇。因為中國沒有本土的資產階級,沒有西方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你要學西方的工業化現代化,只能依靠最了解西方的那些人。我們改革開放其實也是“洋務運動”,我們建國以後的計劃經濟,搞了156個大項目,還搞了五年計劃,其實都是“洋務運動”。在遍地農民的土地上,打工業基礎其實就是搞蘇聯的“洋務運動”。為什麽說清朝的洋務運動是失敗的,而共產黨搞的蘇聯“洋務運動”就是成功的呢?在推進工業化的意義上,清朝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失敗,鐵路鋪上了,煤礦、兵工廠和造船廠也開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能算失敗。

如果說洋務運動失敗,那也是官辦企業的失敗,當時光緒皇帝就寫過這麽一段話,大意是洋務運動搞了這麽多年,我看官辦企業不行,還是要改成商辦企業,或者是官督商辦企業。可見皇帝也看出洋務運動的問題了,洋務運動的核心問題是國有企業、官辦企業不行。清朝人走了一段不得不走的路,但他們認識到走錯了,就準備調整。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後,不是又犯了一通清朝人的錯誤嗎?又搞了一個“洋務運動”,然後自力更生,不跟隨洋人了,但還是官辦企業。洋務不行,官辦也不行,最後搞了改革開放,洋務也有了,民營也有了,這就成功了。這麽明白的事,我們現在還把那些官辦企業說成國有企業,其實就是標準的官有企業,還要堅持其主體地位。由此看來,光緒皇帝的水平不比我們低,人家都說官辦企業不行,我們還在說國有企業行。在這個意義上,指責清朝耽誤了現代化,未免過於挑剔。


潛規則對漢唐宋不適用嗎?

鳳凰歷史:有人認為“潛規則”是您觀察明清官場陋習而得出的結論,但漢唐宋的管理制度和明清差距很大,特別是漢唐在地方上普遍存在“豪強”,地方官根本沒有那麽大的權力,也實現不了潛規則。所以他們認為,“潛規則”不能算是中國古代官場普遍規則,您怎麽看?

吳思:我讀過《漢書》和《後漢書》,但不是從潛規則角度讀的。《新唐書》和《宋史》只是部分讀過,也是另有角度。我不能馬上拿出幾十條關於潛規則的筆記來證偽這個觀點。不過,從邏輯上說,“潛規則”的實質是:官員作為代理人,會利用委托人授予他的權力,撈一點個人好處,比如收人家紅包或者“吃拿卡要”。這種行為在委托-——代理結構中非常常見,代理人的行為跟正式規定一定會有某種程度的偏離,無非是偏離多少的問題。偏離率取決於監督力度。中國傳統把這種關系表述為公私關系,私心或多或少總是難免的。從賣官鬻爵到多吃多占,可以呈現為從重到輕的一個系列。吃飯超標,三菜一湯普遍增加為四菜一湯,這也屬於潛規則。帝國時代從上到下的監督力度普遍不足,儒家的道德教育成本很低,成了內化監督的最佳選擇。但是強調了儒家教條,也強化了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現象。總之,在漢唐宋的文官體系中,官員仍然是代理人,代理鏈上還多出一個宰相環節。監督機制,秦漢的禦史大夫,唐朝叫司憲大夫,明朝叫都禦史,體制差不多。如果說漢唐沒有普遍追求私利造成的對正式規則的偏離,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漢代也有自己的特點。像漢代第一代官員的來源,就跟本朝第一代官員一樣,不是通過公務員考試考出來,而是在打天下之後,按照秦漢的軍功爵位制,分二十級分封的。比如斬首一級,得五畝宅基地和一百畝地,爵位提升一級。公務員就來自這個軍功集團,同時還是地主。在這個意義上說,第一代官員不是純粹的代理人,有點小股東的色彩。他們追隨劉邦打天下,坐了江山,好比公司上市,公司員工都有點原始股,有點期權,不同於後來招聘雇傭的人。

但是控股大股東還是皇帝,天下還是劉邦的,劉邦自己也這麽認為。所以他跟他的父親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早先,您說我不能治產業,現在我的產業和我二哥劉仲比,誰的多?劉邦認為整個天下都是他的家業。相比之下,漢初那些官員只是小股東,主要身份還是代理人。

後來的官員,主要是由這批打天下的小股東推薦選拔的,這種接班人推薦制度不能防止潛規則,甚至這種制度本身就在制造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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