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宣泄是“凈化”還是“激化”?

上海地鐵站里出現了一些“宣泄柱”,叫人拳打腳踢宣泄憤懣。電視記者說很多路人都表示支持,一位被采訪者說:“國外這樣的很多,讓我們也來宣泄一下挺好。”

其實,只要是好玩意兒,管它國外有沒有?但據我所知,歐美的公共場所並不鼓勵任意宣泄。上街遊行是法律允許的,那是用和平方式發表言論,而且是在警察批準之後,按規定的路線走。但我們這里常聽說的教人揍橡皮人的“出氣室”之類,卻屬罕見。我在北美七所大學,送孩子上過多個中小學,還問過不少歐美學者,都說沒見學校里有“出氣室”,那大概是日本人發明的­——他們信武士道。“出氣室”畢竟還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在講公共秩序的地鐵站里叫大家來對根柱子拳打腳踢,估計哪國人都會皺眉頭。

不過“宣泄”這一理念倒確是來自西方——中國有些媒體喜歡把它當成“普遍人性”的需要。是這樣嗎?請來看看歐亞兩洲的經典。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提出宣泄/凈化說(Catharsis),解釋希臘悲劇為何偏愛反人性的惡性情節——後來弗洛依德說得更直白:你下意識里害怕哪天會弒父娶母嗎? 會殺孩子以懲罰不忠的丈夫嗎? 要使這些悲劇不至發生,就把這些恐懼演出來,演《俄狄浦斯》,演《美狄亞》,宣泄出你內心深藏的情結,你就能讓心靈得到凈化,現實生活中就安全了。

這個說法在傳統亞洲人看來匪夷所思,別說這種情節不能演,連有這種念頭都太可怕。很多人每天禱告冥思,就為了控制心理,使之不生邪念,他們是通過自省自制來達到凈化;舞臺上只能推崇美德,如克制和忍讓等等。中國的戲曲喜歡大團圓,再苦的戲最後也要“化蝶”,以撫慰哀傷的心靈。印度的古典更“和諧”,在最著名的梵劇《莎恭達羅》中,女主角和下鄉打獵的國王一夜情生下了孩子,分離多年後終於團圓,方知孩子他爹是國王,高高興興入了後宮,成了國王的眾多妻子之一。東方戲劇往往編織出一個比現實美得多的童話,希望生活也能那樣“好”;西方悲劇老是展示出一個比現實慘得多的噩夢,希望生活不至那麽壞。那“希望”能不能實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的心理滿足。可是,東西方人的心理需求一樣嗎?

一定有人會說,那都是老皇歷了,只能反映文化隔絕時代東西方人心理的差異,現在已經世界大同、人同此心了。是這樣嗎?我有個近期的例子。一次課堂上學生即興表演一個師生沖突的情境,演學生那位的激烈表現讓同學很吃驚,後來她說是因為想起了和以前老師的一次沖突,越演越來氣。這練習本來意在通過宣泄達到凈化,結果卻成了讓死灰復燃還火上澆油,再現那本已不想的不快往事,激發並放大了當時的情緒。這麽說,虛擬的表演並不一定“凈化”,也有可能“激化”?我當即問在場學生,一半以上說用動作再現負面情緒導致“激化”的可能大於“凈化”。其實,激化不正是毛澤東革命文藝的理想?《白毛女》在延安演出,觀眾不但沒有因為得到宣泄就被“凈化”了,還紛紛報名參軍去打地主,甚至有人當場舉槍要打臺上的黃世仁!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和巴西導演兼社會活動家奧古斯特·伯奧也持同樣觀點,要用戲劇來激起觀眾采取行動、改變社會。伯奧還專門著書《被壓迫者的戲劇》,批評了亞里士多德的“凈化”理論。

可見,2500年的經典“宣泄/凈化說”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天經地義,更和太多中國人的心理相悖。反過來說,宣泄是否一定會導致激化?曾經提倡用文藝激化階級矛盾的革命黨在執政以後是否還要激化?應不應該鼓勵宣泄?如不應鼓勵也不能壓制又該如何引導?有什麽辦法能達到凈化?不同的人群對沖突有哪些不同的心理特點?這些都絕不僅是文藝理論的問題,更和社會管理方法密切相關,關系到億萬人的心理健康和社會的穩定,亟需深入研究。既不能迷信西方理論,盲目以訛傳訛,也不能拍腦袋想當然,必須做大量實驗,積累數據進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可信的結論。我們剛開始做了一點點,還遠遠不夠,希望有更多有心人來參與。(愛思想網站 201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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