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諸位都已經是人過中年了。我們這些中年人有機會在一起,來討論一下如何提高的問題,實在很有意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最好是從我們的具體情況出發,看看哪些是有利於我們提高的,哪些是阻礙我們提高的,權衡利弊,尋出端倪。

我們的年紀都不小了,年紀大雖然使有些人不那麽高興,可是對創作來說也有值得高興的一面。因為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年紀大了,經歷得多了,創作的原材料也就增加了,那個記憶的倉庫里雖然堆得還不太滿,但比起年輕時總要多一點。年輕時往往寫了這一篇還不知道下一篇在哪里。現在,每個人的腦子里有許多人和事在盤旋,有的已經盤旋了好多年。創作這個東西也好比制香煙,它需要有新煙葉、陳煙葉、雲南葉、許昌葉等等的搭配。如果在一小塊土地上收那麽一點煙葉便制煙,弄得不好便會制出“社辦廠的高級煙”,裝璜雖然漂亮,味兒卻不是那麽醇的。

在座的許多同志都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躍進、三年調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整整一部中國的現代史都裝在腦子里,生活不能說不豐富。這一點,中國的作家似乎是得天獨厚。我們用不著去尋求什麽稀奇古怪的東西。現實的生活和鬥爭就夠你寫的。經濟的繁榮都出現在太平盛世,而文學的崛起往往是出現在大動亂、大轉變。大激蕩之後。因為文學是寫人的,是寫人物命運的,在社會的大轉變之中,人物的命運是那麽千變萬化,起伏不定;舊的勢力是那麽的強大,新的東西拼命地奮起;人們的追求是那麽誠摯,感情是那麽的強烈;喜怒哀樂,恩恩怨怨,迷惘困惑,失敗勝利……這些都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好作品所不可缺少的。多難而興邦,文學往往也是在多難中興起的。“文章憎命達”,這句話不應該僅僅理解為個人的命運,擴而大之應該是指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而言的。貧窮、落後、多難、動亂,這些對文學並不完全是阻力。物質的富有並不等於精神的富有,一味追求物質卻肯定會造成精神的空虛。精神和物質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而又相互制約的。我們是搞精神的人,一部好作品總是要有那麽點“精神”的,這種精神愈是強烈,那作品愈是有久遠的意義。從這一點來檢查我們的原料倉庫,是不是可以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不僅是積存了許多原料,而且是好原料,是上等煙葉。如果用工業生產來作比方,首要的問題是原材料,然後才是加工的程序。而有了優質的產品,就不愁沒有銷路。登廣告當然可以多銷一點,不登廣告也可以不脛而走,《紅樓夢》是靠手抄而流傳的。如此說來我們在座的同志都不要悲哀,我們每個人的手里似乎都捧著一只“金飯碗”。

我覺得,創作有如賽跑。長篇是長跑,短篇是短跑,中篇有如八百米。其勝負如何,是靠兩條腿決定的。一條腿是生活,一條腿是對生活的理解。當然還有些技巧問題,那像是雙手擺動,腰肢旋扭,都是為兩條腿服務的。我們有了一些生活的積累是有了一條腿,說得得意點是有了一條健壯的腿。可是對於創作來說,光有生活而沒有對於生活的深刻的理解,那就等於沒有生活。

獨腿要借用別人的拐棍,無腿要人擡著走,這兩種情況在賽跑中都不能取得勝利,甚至連參加比賽的資格都值得懷疑。國外有獨腿人賽跑,手輪車比賽,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有雙腿的人都不能參加的。我們都知道,光有生活而沒有對於生活的理解是形不成作品的。理解得膚淺也不會寫得深刻,理解得一般也不會寫得獨特。對於這一點來講,年齡大倒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經歷的豐富,我們對生活的理解也是在逐步加深的。在座的同志都有這種體驗,即記憶力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遞減,理解力卻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提高的(在生理的某種極限之前)。

當然,這里的所謂提高,往往與正確是不能劃等號的。小時候我讀過千家詩,至今還能背上幾首。“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早請罪、晚請罪,請罪之前偷讀兩首唐詩,然後站在那里低頭默念,半年下來便把唐詩三百首從頭背到尾。如今不請罪了,卻又忘得光光的,剩下幾首沒有忘,那還是年輕時記住的。年輕時雖然記住

了許多事,印象很深,但理解得不一定深刻,更不全面。背書背詩也往往是鸚鵡學舌,甚至於完全不懂得它的意義。現在我們常常會發現,即當我們重新檢查生活的儲存時,可以發現某種新的、更深一層的含意,這對我們的創作極其有利。至於創作技巧,在座的都不是門外漢,用不著白手起家的。

以上談的是我們有利的一面,其目的並非要自我擴張,實在是一種自我激勵。因為過了中年的人對創作往往信心不足,這是常見的大敵。年輕時氣壯如牛,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陣沖刺,往往倒也能寫點好東西,甚至寫出以後也無法超越的好東西。年紀大了往往瞻前顧後,眼高手低,即使寫完了也缺少拿出去的勇氣,所以說要鼓足信心對我們來講還是很重要的。但也不能盲目自信,要清醒地看到我們不利的一面。

有人提出要我們爭取成為大作家,成為魯迅和茅盾。這是一種殷切的企望,好心的鼓勵,事實上是有困難的。這種希望也許能在我們下一代的人身上實現。我這樣說並不代表所有的人,只代表我自己。因為我覺得所謂大作家,並不是寫了幾部作品就可以作成的,他是一代的民族文化在一個人身上的凝集、體現。如果把文化比成一座山,他應該是站在山巔上的。山巔是個尖尖,形式這種尖尖的山腳方圓數十里,數百里。沒有基礎形不成山尖,基礎很小山巔很低,一根竹竿豎不到天。你看魯迅和茅盾他們多麽淵博!中外古今,天文地理;能創作,能翻譯;能寫小說,能做學問,一手毛筆字在書法中也是上乘的!環顧我們的同齡人,沒有一個人的文化基礎有他們那麽雄厚。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我們的懶散和不爭氣,自從我們懂事起便是抗日戰爭,生活動蕩,鬥爭頻繁,最後還碰上了那災難性的十年。在我們記憶力最好的時候,沒有可能、沒有條件多學點東西。我們走上創作之路,實際上是偶爾介入,準備不足,打打停停,且戰且走。只是因為經歷了一些能使人激動的生活,加上也讀過一點書,摸索出一點創作技巧,便馬馬虎虎地當起作家來了。創作這個東西,你有多少文化修養,都能在作品中看得出來,特別是長篇,簡直是無法掩飾的。我們有時候也能把一人一事描繪得有聲有色,活龍活現,但讀完後總覺得少了點什麽,缺少大手筆的那種淵博精深,悠遠宏厚。我想,如果曹雪芹只是懂得一點創作技巧,熟悉那麽幾個寶哥哥和林妹妹,他是寫不出《紅樓夢》來的。一部《紅樓夢》,簡直有如一個中國古代文化的博覽會。當然,我們今後還有可能再看點書,再學點東西,但是時間、精力和條件總是有限的。

魯迅和茅盾走上山巔的時候,和我們現在的年齡差不了幾歲。大器可以晚成,但它不是偶成,不是速成。“大器晚成”這句話,實際上是說明制作一件大器其準備工作必須充分,其制作過程非一朝一夕而已。

我們除掉底子太薄之外,在創作思想、創作方法、創作習慣上框框條條還是很多的。有許多曾經流行過,但本身不正確或理解得不全面的觀點,在我們的身上還起作用。我們都認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其實未必。解放思想和主觀隨想,和忽發奇想是有區別的。我認為解放思想主要的是兩點,一點是及時地承認實踐檢驗過的真理,一點是牢牢掌握根據實踐而作出的科學預見。前一點是我們作品的落筆之外,後一點是要在作品中加以預示或直接體現的。搞文學創作的人不能沒有強烈的感情,但也容易感情用事而不能自拔。文學是具體的,形象的,這就容易造成我們的局於一隅和某種程度的偏激。我們的僵化和半僵化常常是用一種固執、偏激、偏愛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即所謂“瘌痢頭的兒子自家好”。當然,不熱愛自己的“兒子”是寫不出作品來的。但是,如果連“癩痢頭”也看不出來未免狹隘了一點。這會使我們的作品缺少一種高屋建瓴之勢,往往是從具體到具體,那具體中體現(不是說出)的一般少了點。魯迅如果看不清楚阿Q的“癩痢頭”,《阿Q正傳》恐怕就不會有這麽巨大的典型意義。

如果說以上的分析還有可取之外的話,那麽在考慮如何把我們的創作提高一步的時候,就必須從我們的具體情況出發。不要喪失信心,也不要想入非非;不要猶豫不決,裹足不前,時不待人了!但也不要動輒來個三部曲,企圖概括一個時代什麽的。最好是花那麽一點時間,

把我們的倉庫打開,把我們的積存一一檢點,重新認識它的意義。把過去的生活用現在的目光打量,把現在的生活用歷史的目光檢驗。看準了,看清了,然後采取“老鼠吃餛飩”的辦法,“挑那有餡兒的地方啃”。不要放著餡兒不啃,老是吃餛飩皮,也不要放著餛飩不吃,企圖再去找碗紅燒肉什麽的。不要過分地愛惜自己的羽毛,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來也不要緊,只要求能從某個方面提供一點東西,哪怕是一點素材、一本筆記也可以,讓後來都去加以凝集。我們這一代的人要甘願作人梯。《水滸》引發了《金瓶梅》,《金瓶梅》啟示了《紅樓夢》,曹雪芹也是踏著人梯上來的。這決不是什麽踏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文化是有繼承才有發展的。我這樣說並非提倡無所作為,而是為我們的提高計劃留有余地,便於我們腳踏實地、立即動手。由於我們也存在著種種有利的條件,這樣做了以後,在我們的同輩人中也許可以出現幾個高峰,出現幾個大作品和大作家,只要我們不去把這些作品和作家作跨時代的類比。

文學這個東西,最忌的是空言大志,它是具體、具體、再具體,一直具體到細微末節。有什麽餡兒就得趕快去啃,空想美味佳肴是不行的。世界是有很多美味佳肴,如果方便的話,我們不妨拿來品嘗一下,增加營養,一飽口福。但是不能因而便企圖去制作這些美味佳肴,因我們缺少制作這些佳肴的原料。這就象我們看食譜,看完了以後只能望譜興嘆,又是香菇,又是高湯,又是火腿,這些原料你家里都沒有的。如今賓客已經臨門,再去采買也來不及了,怎麽辦?還好,幸虧家里還有半筐雞蛋,那自留地上的韭菜,老根新發,可以下刀。盡其所有:油跑蛋、炒韭菜。文火悶,大火炒。精心制作,盛情待客。其結果倒也是別有風味、別具一格。“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連詩人都會點頭稱讚的。何也?因為你有那麽一種盛情厚意在里面。如果缺少這種盛情厚意,割韭菜又怕傷根,拿雞蛋又想留存,結果是一把韭菜、兩只雞蛋燒了一鍋湯,那也沒有什麽滋味。十年浩劫之後的頭幾年,我們很多人都非常激動,有時候差點兒要在大腿上擰一把,看看是不是在做夢。應該說,過分激動的情緒是不穩定的。創作往往是熱得發冷,冷得發熱,冷熱相調,在某種恒溫之中進行的。再加上當時的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許多問題要重新認識,許多具體的事務要處理。那時候我們在創作上多啃了一點餛飩皮,是情有可原,在所難免的。現在,我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安定下來了,認識也比以前全面,或者說是有所提高,這時候來啃餡,可以說是到時候了!

我們有了一些制作菜肴的原料,也準備盡其所有,盛情待客了。但那烹調的技術也是不能不考慮的。我們決不能把半筐雞蛋、一捆韭菜攪拌在一起,就這麽向鍋里一倒,算是個雞蛋炒韭菜,量大質次,那也要使人倒胃口。所以我們之中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創作方法和創作技術的問題。思考這個問題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若干年來我們對這個問題思考得不夠,或者是有意地、無意地、故意地受了三突出、公式化、概念化、圖解政策等等的干擾。我覺得,所謂創作方法,是和一個人的思想方法,處世為人,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分不開的;是和一個人的素質、修養、愛好、習慣分不開的。一個處世嚴謹、講究實際的人,你硬要他去掌握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恐怕是不行的。一個歡喜大刀闊斧、快人快事的人,你硬要他去作纏綿悱惻、回腸蕩氣的描繪恐怕也是不行的。在這個問題上只能“走自己的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不能這山瞧著那山高。同樣的創作方法,別人用來就很好,你用來便很糟。“標新立異”這四個字,有人說它很好,有人說它不好。實踐的結果表明,確實也有好與不好之分。如果一個人懂得自己的生活中哪些是有新意的,哪些是不一般的,從而把新標出來,把異立出來,這就很好。反之,如果離開了自己的基礎去追求什麽新異,其結果往往是矯揉造作,形式主義。

關於創作技巧的問題我想說一件事,即在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聽過茅盾同志的一個講話,他說“技巧主要是來自生活”。這句話在我的腦子里盤旋了多年,最近似乎才悟出了一點。確實如此,創作的主要技巧是懂得如何把生活中最受感動,印象最深,形象最鮮明,最有意義的東西有機地組合起來;懂得什麽地方要抓住不放,盡情發揮,什麽地方一筆帶過或略而不提。所謂寫得巧妙,所謂神來之筆等等,並不完全是由什麽純技巧決定的,它往往是生活

的某種閃光在強烈地要求你表現。只要你不把住門框硬是拒它於千里之外,它自己就會想方設法地跑進來。我很少看見一個人是先學會了技巧才來創作的,大多數的人都是“為生活所逼”。當然,創作上也有許多技術問題,我懂得不多,在座的諸位都懂得不少,恕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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