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角度切入,探討現代社會憂鬱癥、過動癥、專業枯竭和過勞充斥的「疲倦」現象,與進入自我肯定性無限擴張的時代有關,過度積極的人生發動了自己對自己的戰爭,最終導向一種社會現象,韓炳哲稱之為「倦怠社會」。

.作者:韓炳哲
.譯者:莊雅慈、管中琪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5/04/01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分析由醫院、瘋人院、監獄、營房和工廠形塑而成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但這樣的論述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今的社會。當今社會所在之處,早就由完全不同的機構分隔開來,也就是一個由健身房、辦公大樓、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基因實驗室建構的社會。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不再是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這個社會的居民也不再叫作「服從主體」(Gehorsamssubjekt),而是「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其表現像個企業家。規訓機構的牆,在正常的空間裡將非正常的世界分隔開來,直到現在仍發揮不合時宜的影響力。傅柯的權力分析無法描繪出物理和拓撲的變化,也就是貫穿規訓社會如何變遷到功績社會的歷程。甚至傅柯經常使用的概念「監控社會」(Kontrollgesellschaft),也不適用這個變遷歷程,因為它仍含有過多的「否定性」。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是由禁令的「否定性」所規範。主導否定的情態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Nicht-Dürfen),「應該」(Sollen)也帶有強迫意味的否定性。功績社會擺脫越來越多的「否定性」,並持續解除管控,漸漸將「否定性」給揚棄。無遠弗屆的「能夠」(Können)是功績社會肯定的情態動詞。肯定的集體複數,「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正足以表達功績社會的肯定性特質。禁令、誡條或法令的領域則是被專案計畫、自發性行為和內在動機所取代。規訓社會依舊充斥著「否定的回覆」,它的否定性製造出瘋子和罪犯,相形之下,功績社會則產生憂鬱癥患者和失敗者。

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的典範轉移,就某個層面而言,有一股重要的連續性,潛藏在「社會集體的潛意識」(gesellschaftlich Unbewussten)中,很明顯那就是致力於生產極大化的衝動。當生產力達到某個特定點,規訓的技術,也就是禁令的否定思維架構,便很快達到極限。為了提高生產率,規訓化的典範將被功績式的典範,也就是被「能夠」的肯定思維架構所取代。因為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生產力之後,否定性的禁令將中斷並阻礙進一步的提升。「能夠」的肯定性比「應該」的否定性來得更有效率。所以社會集體潛意識的開關,自然而然就由「應該」轉換到「能夠」。雖然功績主體比服從主體來得更快速、更有生產效率,可是「能夠」取得主導地位的同時,並不會因此使「應該」失去它原有的地位。因為,功績主體依然可以保持在規訓的狀態,但是又能將規訓監控的場域拋諸腦後。「能夠」提高了生產的水準,而這個「能夠」,事實上是透過規訓的技術,也就是「應該」的無上命令,獲得了正當性。就提高生產率而言,在「應該」和「能夠」之間並沒有斷裂,反而有連續性。

法國社會學家艾倫貝格(Alain Ehrenberg)認為,憂鬱癥是規訓社會轉型到功績社會的過渡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癥狀:「憂鬱癥的高峰期是從行為控制的規訓模式時期開始的,在這段時間裡,透過威權和禁令分配社會階層和兩性的角色,塑造有利於正常萌芽發展的條件,而所謂的正常,就是要求每個人採取自動自發的行為: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為他自己。〔……〕憂鬱癥患者並不全然過著地獄般的苦難生活,他只是拚命努力成為自己,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艾倫貝格只是從自我管理的角度,討論憂鬱癥形成的原因,這樣是相當有問題的。他認為社會的無上命令—只有自己歸屬於自己,是造成憂鬱癥的原因。對他而言,憂鬱癥是一個想要成為自己的晚期現代人遭受挫敗的疾病癥狀。不過,也正因為人際連結的貧乏,導致憂鬱癥的發生(其特徵是社會關係日漸殘缺破碎和孤立封閉)。但是,艾倫貝格並沒有從這個觀點討論憂鬱癥的形成,也忽略了存在於功績社會中「系統性」的暴力,這樣的暴力引發了「心理的自我攻擊」。因此,不只是自我歸屬的無上命令,還有「成就壓力」也造成精疲力竭的憂鬱沮喪。從這個角度來看,身心俱疲癥候群表達的不是精疲力竭「本身」,而比較像是疲憊不堪、被燒毀的心靈。按照艾倫貝格的看法,憂鬱癥廣泛流行於因誡條和禁令導致自我負責和自發性行為偏離的規訓社會。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過度有責任感和自發性行為並不會使人生病,反倒是作為晚期現代工作社會的新「誡條」(績效成就的無上命令)會讓人生病。

艾倫貝格錯把當今的人類類型與尼采主權獨立的人相提並論:「主權獨立的人,與自身是相似的,尼采曾預示他的出現,也就是說,他將從概念轉變成為集體的現實。在過去的歷史裡,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記載,可向他透露他曾經是誰,因為他聲稱他只屬於自己。」其實恰巧相反,尼采反而會認為那些從概念轉變成集體現實的人類類型,不是主權獨立的超人,而是那個只會「勞動」的最後的人。新型的人類,只是毫無保留地提供過度的「積極正面性」,完全缺乏尼采所說的主權獨立性。憂鬱的人像是「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那種會剝削自己的動物。更確切地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心甘情願的,完全沒有任何外來的威脅逼迫,他們同時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自身」,確切地說,仍然屬於免疫學的範疇。雖然憂鬱擺脫了免疫防衛那種形態的思維架構,但是在掙脫的那一刻,功績主體便不再「具有能力」。憂鬱一開始是「創造力」和「能力」露出疲態。憂鬱的人會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但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自身的能力達到極限的狀況下,仍然要求自己做出成果或貢獻心力(Nicht-Mehr-Können-Können,亦即「不再能夠的能夠」),將引發破壞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行為,功績主體於是陷入與自身的戰爭中,而憂鬱癥患者就是這場內在戰爭中的傷殘者。憂鬱癥是人們深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而它反映的,正是自己對自己發動戰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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