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角度切入,探討現代社會憂鬱癥、過動癥、專業枯竭和過勞充斥的「疲倦」現象,與進入自我肯定性無限擴張的時代有關,過度積極的人生發動了自己對自己的戰爭,最終導向一種社會現象,韓炳哲稱之為「倦怠社會」。

.作者:韓炳哲
.譯者:莊雅慈、管中琪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5/04/01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分析由醫院、瘋人院、監獄、營房和工廠形塑而成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但這樣的論述已經不再適用於當今的社會。當今社會所在之處,早就由完全不同的機構分隔開來,也就是一個由健身房、辦公大樓、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基因實驗室建構的社會。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不再是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這個社會的居民也不再叫作「服從主體」(Gehorsamssubjekt),而是「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其表現像個企業家。規訓機構的牆,在正常的空間裡將非正常的世界分隔開來,直到現在仍發揮不合時宜的影響力。傅柯的權力分析無法描繪出物理和拓撲的變化,也就是貫穿規訓社會如何變遷到功績社會的歷程。甚至傅柯經常使用的概念「監控社會」(Kontrollgesellschaft),也不適用這個變遷歷程,因為它仍含有過多的「否定性」。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是由禁令的「否定性」所規範。主導否定的情態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Nicht-Dürfen),「應該」(Sollen)也帶有強迫意味的否定性。功績社會擺脫越來越多的「否定性」,並持續解除管控,漸漸將「否定性」給揚棄。無遠弗屆的「能夠」(Können)是功績社會肯定的情態動詞。肯定的集體複數,「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正足以表達功績社會的肯定性特質。禁令、誡條或法令的領域則是被專案計畫、自發性行為和內在動機所取代。規訓社會依舊充斥著「否定的回覆」,它的否定性製造出瘋子和罪犯,相形之下,功績社會則產生憂鬱癥患者和失敗者。

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的典範轉移,就某個層面而言,有一股重要的連續性,潛藏在「社會集體的潛意識」(gesellschaftlich Unbewussten)中,很明顯那就是致力於生產極大化的衝動。當生產力達到某個特定點,規訓的技術,也就是禁令的否定思維架構,便很快達到極限。為了提高生產率,規訓化的典範將被功績式的典範,也就是被「能夠」的肯定思維架構所取代。因為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生產力之後,否定性的禁令將中斷並阻礙進一步的提升。「能夠」的肯定性比「應該」的否定性來得更有效率。所以社會集體潛意識的開關,自然而然就由「應該」轉換到「能夠」。雖然功績主體比服從主體來得更快速、更有生產效率,可是「能夠」取得主導地位的同時,並不會因此使「應該」失去它原有的地位。因為,功績主體依然可以保持在規訓的狀態,但是又能將規訓監控的場域拋諸腦後。「能夠」提高了生產的水準,而這個「能夠」,事實上是透過規訓的技術,也就是「應該」的無上命令,獲得了正當性。就提高生產率而言,在「應該」和「能夠」之間並沒有斷裂,反而有連續性。

法國社會學家艾倫貝格(Alain Ehrenberg)認為,憂鬱癥是規訓社會轉型到功績社會的過渡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癥狀:「憂鬱癥的高峰期是從行為控制的規訓模式時期開始的,在這段時間裡,透過威權和禁令分配社會階層和兩性的角色,塑造有利於正常萌芽發展的條件,而所謂的正常,就是要求每個人採取自動自發的行為: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為他自己。〔……〕憂鬱癥患者並不全然過著地獄般的苦難生活,他只是拚命努力成為自己,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艾倫貝格只是從自我管理的角度,討論憂鬱癥形成的原因,這樣是相當有問題的。他認為社會的無上命令—只有自己歸屬於自己,是造成憂鬱癥的原因。對他而言,憂鬱癥是一個想要成為自己的晚期現代人遭受挫敗的疾病癥狀。不過,也正因為人際連結的貧乏,導致憂鬱癥的發生(其特徵是社會關係日漸殘缺破碎和孤立封閉)。但是,艾倫貝格並沒有從這個觀點討論憂鬱癥的形成,也忽略了存在於功績社會中「系統性」的暴力,這樣的暴力引發了「心理的自我攻擊」。因此,不只是自我歸屬的無上命令,還有「成就壓力」也造成精疲力竭的憂鬱沮喪。從這個角度來看,身心俱疲癥候群表達的不是精疲力竭「本身」,而比較像是疲憊不堪、被燒毀的心靈。按照艾倫貝格的看法,憂鬱癥廣泛流行於因誡條和禁令導致自我負責和自發性行為偏離的規訓社會。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過度有責任感和自發性行為並不會使人生病,反倒是作為晚期現代工作社會的新「誡條」(績效成就的無上命令)會讓人生病。

艾倫貝格錯把當今的人類類型與尼采主權獨立的人相提並論:「主權獨立的人,與自身是相似的,尼采曾預示他的出現,也就是說,他將從概念轉變成為集體的現實。在過去的歷史裡,沒有什麼關於他的記載,可向他透露他曾經是誰,因為他聲稱他只屬於自己。」其實恰巧相反,尼采反而會認為那些從概念轉變成集體現實的人類類型,不是主權獨立的超人,而是那個只會「勞動」的最後的人。新型的人類,只是毫無保留地提供過度的「積極正面性」,完全缺乏尼采所說的主權獨立性。憂鬱的人像是「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那種會剝削自己的動物。更確切地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心甘情願的,完全沒有任何外來的威脅逼迫,他們同時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自身」,確切地說,仍然屬於免疫學的範疇。雖然憂鬱擺脫了免疫防衛那種形態的思維架構,但是在掙脫的那一刻,功績主體便不再「具有能力」。憂鬱一開始是「創造力」和「能力」露出疲態。憂鬱的人會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但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自身的能力達到極限的狀況下,仍然要求自己做出成果或貢獻心力(Nicht-Mehr-Können-Können,亦即「不再能夠的能夠」),將引發破壞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行為,功績主體於是陷入與自身的戰爭中,而憂鬱癥患者就是這場內在戰爭中的傷殘者。憂鬱癥是人們深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而它反映的,正是自己對自己發動戰爭的人性。

以《博士熱愛的算式》在台灣闖出名號的小川洋子,已累積一群忠實讀者。她雖以小說聞名,但散文也極富魅力。散文集《故事就這麼誕生了》收錄「小川式」的生活觀察,其中多以從生活出發的日常紀錄,將平凡無奇的事物賦與魔術般的千奇百幻,以感性文字磚砌出影像的深度。本書首度公開小川洋子生涯邂逅的人事物,以及她創作中的私語,是本讓人一展讀就欲罷不能的好書。

.作者:小川洋子
.譯者:黃碧君
.分類:文學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02/04


文章節錄
《故事就這麼誕生了:小川洋子的創作與日常》

武藏小金井女學生宿舍

從岡山上京後,我在武藏小金井的女生宿舍度過了四年的大學生活。當時還是國鐵的車站,走出南口,沿著鐵道往國分寺方向徒步約二十分鐘就是宿舍。雖名為宿舍,其實是一般的木造獨棟房屋,能住五個大學女生,由我們自己溝通決定生活規範,共同生活,沒有門禁,且自己開夥。

進玄關後便是小巧的餐廳兼廚房。地板因經年累月的汙垢沈積而沾黏,日照也不夠充足,瓦斯爐更顯出長年使用的老舊感。但這些事我一點也不在意。屋子裡有共同使用的冰箱、烤吐司機和電視,還有之前住的人留下的餐具、鍋盤,幾乎一應俱全。當時的我只希望能減輕公務員父親的負擔,除了學費,不想再增加額外的支出。

當我展開宿舍生活時,只有一位四年級的學姊,其他三人分別是來自松山、熊本、奈良的新鮮人。生平第一次和別人同住,緊張如我,最初在每一樣新買來放在廚房的東西上全寫了自己的名字,不管是乳瑪琳、豬排醬,連雞蛋都一個個以油性筆簽名。不是擔心自己的東西被其他人用了,而是害怕不小心錯用了別人的東西。

但過了不久,便發現這麼做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共同生活的室友時常會說:

「這個借我一下。」

「請用,別客氣。」

「不嫌棄的話,這個也可以用。」

「謝謝啊。」

這樣的對話,讓眾人沒有隔閡,能坦誠愉快地相處。因此這四人是我在東京最初交到的朋友。

當時田中康夫的《水晶世代》(なんとなく、クリスタル)一書正巧成為暢銷作品,同年級當中,也有人住在公寓或身穿名牌,活在和宿舍生活簡直無緣的世界。我們五人的共通點即是生活過得很簡樸。說是二十二年前(一九八○年),住宿費一個月只要一千圓,一次付整年分也只要一萬兩千圓。住在這麼便宜的宿舍,應該可以推測我們的金錢觀吧。

我們之中沒有人擁有外國製的包包,對海外旅行不感興趣,也沒想過要交個開好車的男朋友。每天光想著要如何節儉度日,就讓我們費盡心思。

尤其三餐是個大問題。大家每天自己下廚做飯,像家庭主婦一樣分享哪裡的超市有什麼便宜貨,互相交換資訊。料理則大多是輕鬆易做,蛋白質和蔬菜兼顧的單品料理。

當時常做的料理

炸米餅

將冷凍蔬菜倒入剩飯混合,以鹽和胡椒調味,在中間加入起司做成圓筒狀,以炸肉餅的方式炸。吃兩個就很飽,很經濟。吃三個會反胃。

竹輪拌小黃瓜

最常出現在餐桌,稱不上料理的一道菜。簡單到不可能失敗。將竹輪和小黃瓜切成圓片,加美乃滋攪拌,再淋上滿滿的海苔末即可。放一段時間會出水,得立即吃完。

肉燥南瓜

將絞肉炒熟逼出油脂後,加入南瓜,再倒入湯汁、醬油、味醂、酒,小火燉煮至甘甜入味。營養不足時,以南瓜補充養分,是我長久以來沒有根據的信念。兒子也因為離乳食太常出現南瓜,後來變成討厭南瓜的人。

納豆吐司

吐司塗奶油,放上納豆後放進烤麵包機。納豆烤過後黏稠度減低,臭味也消失,幾乎還原成大豆。

松山出身的M專攻營養學,從大學帶回發酵菌,以稻草和大豆實驗自製納豆。使用此納豆不但為眾人荷包省錢,對她的報告也有助益,真是一舉數得。吐司則大多是附近的麵包店分來的麵包邊。只要到麵包店裡說:「請給我麵包邊」,就可以拿到一大袋麵包邊,但麵包店絕不使用一般的包裝用袋子。

也不會貼上店裡的貼紙。或許認為是免費給的,不是店裡的商品吧,抑或因為對方是貧困的學生才懶得費工。

這納豆吐司因其他四人都覺得很噁心,被大家宣告:「請不要在我們面前吃。」只有我獨自一人時才能做,是最大的難題。

大家回家的時間和吃飯時間很不一,但每週都會聚在一起看《The BestTen》。當時謠傳松田聖子是超級不良少女,牙齒內側因吸菸過度而變全黑;為了確認此事,每次她出現時,我們輪流把額頭貼著電視,直盯著她的牙齒內側看。和松田聖子同齡的四個新鮮人,沒有特別的理由,卻把她當成競爭對手。當流傳她和田原俊彥交往時,爭相說著她的壞話,各自在心裡懷抱著自己有一天肯定能交到更優秀的男友,做著少女般的美夢。

結果我們無法得知松田聖子的牙齒內側是否全黑。幾年後看到她和牙醫結婚的消息時,我立即想起當時在女生宿舍的狹小餐廳,四個女生騷動的星期四夜晚風景。

在簡樸的生活中,最讓我們興奮的莫過於老家寄來的東西。有宅配箱寄到時,大家自然會聚集在餐廳。即使不是寄給自己的,依然興奮地等待紙箱拆封,看到裡面東西的一刻。

為什麼父母親要把那些即使在東京也能買到的各種物品,特地塞滿紙箱寄過來呢?襪子、洗衣皂、甘栗、虎標萬金油、營養口糧、枕頭套、喉糖、蜂蜜蛋糕、抗菌濕紙巾……這些東西塞滿紙箱,完全沒留下縫隙。在封箱的最後的
最後一刻,發現些微的空隙也要想辦法填滿。明明盡是一些不起眼的普通物品,卻擁有讓心靈豐沛的潛藏魔力。

有一次寄給奈良出身的S的紙箱,放進了國中生妹妹的手作餅乾。心形和星形的餅乾隨處是歪斜的痕跡,一看就知道是自家手作。我也分到幾片嘗了味道。有點受潮,但依然美味。

熊本出身的T是個熱衷軟式網球的認真學生,練習結束帶著疲憊身軀回家時,常在鄰近的武藏小金井商店街的肉店買炸肉餅。買了三個,卻在還沒到家的路上忍不住吃了兩個,就是這麼率直的個性。

「肉店的阿姨和熊本的母親長得很像。」有一天她告訴我們。

有次經過店門前,仔細看著櫥窗後面,我立即認出那位和T的母親長得很像的店員。那個人和我的母親也有一點相似之處。之後,我也成了那家店的常客。

到了冬天,我們常常聚在一起吃關東煮。大家各自掏出一些錢,一起採買食物,調味交給專攻營養學的M。選關東煮是因為人數不多就無法如此豪華豐盛,且不像壽喜燒那麼花錢。

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傳承,有些人覺得不放馬鈴薯不行,也有人主張絕不能少了白菜捲,材料愈選愈多。

煮好的大鍋子會端到我的房間(因為我的房間東西最少,空間最大),大家圍著幾乎溢出鍋外的關東煮,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頤。窗外的武藏野森林被暗夜包圍,有時傳來中央線電車駛過的聲音。M最愛將吃剩的關東煮湯頭淋在飯上,做成茶泡飯吃。經常在飽足各式關東煮後,再來上三碗飯,最後甚至得解開裙子的扣環,發出滿足的呻吟攤平在地上。

那時我們都談了些什麼呢?在廚房邊做納豆之時;探著松田聖子的把柄之時;吃關東煮吃到飽足無法動彈之時……

法國文學、現代舞、新聞學、小說,大家各自朝著自己的路邁進,一回到宿舍,暫時遺忘不安和抱怨,只是悠閒安詳地停下來好好休息,就像回到家人身邊。

後來聽說女生宿舍拆了。畢業後我再也不曾在武藏小金井車站下車。(台灣 中央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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