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世說新語》中樗蒲活動的文化精神(上)

與古老的圍棋相比,樗蒲在漢魏時期要算是新興的娛樂項目了。雖然相傳樗蒲為老子所造,但一般認為這一說法證據不足,難以成立[1]。宋代程大昌認為樗蒲當系由春秋時期的六博發展演變而來[2]。郭雙林、肖梅花《中華賭博史》也延續了這一說法[3]。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樗蒲的器具和玩法都與六博有較大的不同,而樗蒲的一些新奇之處往往都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所以有人認為樗蒲傳自於西方。其根據是馬融《樗蒲賦》中說:“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4]意謂樗蒲用的用紫色或素色織成的棋盤出自西方鄰國。而宋代洪遵《譜雙》中講到的阿拉伯帝國流行的“大食雙陸棋”的棋盤也是“以毯為局,織成青地白路”。可知當時西方遊牧民族因自然條件限制,多用毛織物作棋盤[5]。其實,可以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一些文字材料。《晉中興書》載:“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6]這裏雖然還說是老子入胡所作,但已經明確指明樗蒲為“外國戲耳”。又《太平禦覽》卷七二六引《博物誌》言老子入胡造樗蒲時又說:“或雲胡人亦為樗蒲蔔。”可見樗蒲確實與外國胡人有關。

既然樗蒲與外國胡人有關,那麽也就必然帶有鮮明的異族文化特征。錢穆先生認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之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錢氏將世界文化分為三種類型:一為遊牧文化,二為農耕文化,三為商業文化。其中遊牧和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一類。“遊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為流動的,進取的。……遊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隨其流動的戰勝克服之生事而具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遊牧商業民族,又常具有鮮明之財富觀。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級數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則刺激逐步增強。故財富有二特征,一則愈多愈易多,二則愈多愈不足。”[7]樗蒲這種帶有賭博性質的遊戲活動,正是體現了西域遊牧民族的這一文化精神[8]。馬融《樗蒲賦》在形容樗蒲活動的賭博場面及其對於遊戲者的心理影響時說:“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入盧九雉。磊落踸踔,並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9]這種“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入盧九雉”的激烈場面和“勝貴歡悅,負者沈悴”的終了效果,與錢穆所概括的遊牧文化精神可謂不謀而合。

馬融《樗蒲賦》在談到老子發明樗蒲這種遊戲的目的時說:“昔伯陽入戎,以斯消憂。”從他描寫的樗蒲活動場面及效果來看,這種帶有強烈的刺激感的賭博活動的確可以起到消除憂愁的作用。但問題的另一面是,這種與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精神相悖的文化活動如何能夠在中國找到合適的生存土壤。從文獻記載來看,魏晉時期的正統主流人士顯然對樗蒲這一與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相悖的外來遊戲活動持抵制態度。首先,樗蒲這種賭博活動的流行引起了有關人士的警覺和擔憂。庾翼曾對下屬官員中日益熾烈的樗蒲熱憂心忡忡地說:“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娛樂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10]這種擔憂的直接後果就是庾翼等官員公然對樗蒲采取取締的辦法。當庾翼的下屬官員參軍於瓚上書,陳述樗蒲等嬉戲的危害,並建議“宜一斷之“時,庾翼立即批示:“今許其圍棋,余悉斷!”[11]與庾翼類似的還有陶侃。《晉中興書》記載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12]在陶侃和庾翼等人看來,所有容易起到渙散人心,有悖儒家入世精神的活動都應在取締之列,更何況樗蒲這種外國之戲?

然而既然儒家的正統人士連儒家思想本身在漢魏時期的頹勢都無法挽救,那麽他們對於樗蒲等有悖儒家教化精神的遊戲活動的禁止,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樗蒲能夠在魏晉時期廣泛流行,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隨著儒家思想的衰微,以往社會對於個人那過多的束縛和責任引起了人們的普遍反感和逆反心理。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多反禮法之士的行為選擇是唯與儒家思想觀念相悖為是從。所有儒家思想反對和禁止的東西都被他們視為新潮而大加提倡。從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阮籍的“禮豈為我輩設也”,再到整個魏晉時期士族名士的種種放誕舉止,都是作為儒家思想觀念的反動的產物。東晉時期的葛洪曾以極大的憤慨,來譴責這種在儒家正統觀念看來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漢之末世,……蓬發亂鬢,橫挾不帶。或以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訚訚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業。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渺折,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13]又說:“聞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事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雲為,使人不忍論也。”[14]葛洪的話不無偏激,但卻大體上反映出當世儒家道德倫理規範土崩瓦解的真實情況。

受慣了儒家思想循規蹈矩的觀念教誨的人,一旦拋掉頭上的緊箍咒,便以極大的自由精神去尋求一些越軌後的快感。而樗蒲這種外來的賭博遊戲恰恰可以滿足他們的這種心理[15]。作為士族名士的教科書,《世說新語》收錄了許多名士以樗蒲活動展示其個性魅力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僅是有關樗蒲活動記載的珍貴史料,而且也有助於認識魏晉名士的精神風貌。由於樗蒲活動帶有賭博的性質,輸贏的籌碼很大,甚至頃刻間可以使人傾家蕩產,所以它吸引了許多尋求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的弄潮兒: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劉註引《中興書》:“嶠有雋朗之目,而不拘細行。”)(《世說新語·任誕》)

盡管是屢戰屢敗,卻還要屢敗屢戰。這股不服輸的勁頭兒來自樗蒲活動盡管可能,卻十分渺茫的勝利的機會。然而樗蒲的魅力也就在於通過對參與者這股冒險和競爭意識的調動。由於這種魅力的吸引,有些樂此不疲者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方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對人曰:“汝意識袁彥道不?”(劉註引《郭子》:桓公樗蒲,失數百鬥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雲:“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世說新語·任誕》)

這篇故事可謂是馬融《樗蒲賦》所描繪的“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入盧九雉”、“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的激烈刺激場面。文中袁耽能夠放下父母的喪禮而去替桓溫出氣報仇,其動力既不是哥們兒意氣,也不是掙錢的欲望,他只是想在樗蒲遊戲中一展才華,證明自己的超人能力和不可替代的價值。西域遊牧文化的冒險競爭意識對中原士人的影響,魏晉士人將個人的價值置於禮教禮法之上,於此可見一斑。從中亦可見習樗蒲者在性格和人格方面所形成的自信和自尊。又如: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世說新語·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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